学人
追求智慧光芒──胡宝国先生文作提要，文汇学人，2023-02-15
《两汉家学的变化》一文认为，西汉的家学现象盛于东汉，东汉的经学家族往往是中原以外的家族。究其原因，一是在东汉文化中心地区的学人中，存在“博通五经”的崇尚，这种崇尚是难以由“家学”来满足的，必须在家族外另行求师就学；二是士林舆论成了荐举依据，使经学入仕的意义下降，相应地家学的意义也下降了。作者进而认为，家学与世族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这样一来，把“世代传经”看成世族发展之基本条件的传统观点，也许要做适当调整了。
《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就汉晋间的“汝颍多奇士”之说展开，把汝颍名士置于东汉经学、魏晋玄学之间，以及置于文化与政治之间，进行透视。文章首先辨析了东汉汝、颍二地风尚异同。东汉以来这里曾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但顺帝以后汝颍士人转而热衷政治，得以在清议政治风潮中雄踞士林之首，为此也在党锢中受害最深；魏晋以来汝颍士人因不能适应玄学风气，影响力便为之下降了。
《习凿齿与襄阳》一文，从落后的“荆蛮”地区为何诞生了一位清谈水平居然不输中州士的习凿齿出发，指出在习凿齿之前，此地已出现若干清谈人士了。究其原因，是中州学风通过南阳而影响到了襄阳。曾为刘表主持荆州学官的士人就是中州士，魏西晋的荆州学校仍承袭了中州文化传统。所以襄阳学风上承中州。东晋政治文化中心移到建康，大量流民入居襄阳，襄阳的昔日文化传统无法维持，就边缘化了。由此，作者把习凿齿称为襄阳之汉魏文化传统的最后一位继承者。
“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之论，为人熟知。唐长孺推测，其所谓的南、北，可能是大河南北。作者的《两晋时期的“南人”、“北人”》一文对这个论断予以订正：大河之南北在当时并不省称为“南”、“北”；魏晋习惯，“南人”、“北人”分指南方人、北方人，与大河南北无关。在南北学风的异同上，东汉以来北方学者受古学影响，不但在经学上尚“博通”，其文化兴趣还每每超出经学，兼及子史术艺。南方学者则受地理限制，直到汉魏之际，往往谨守家传之今文经学，“学问不博”。所以，“清通简要”并不如前人所云，是就玄学相对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上述“渊综广博”的学术风尚而言的。
《从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推论侨旧之别》一文，也跟上述论题相关。此文考察了南京地区所出东晋南朝墓志53方，它们绝大多数属于北方侨人。而当时南方本土特别是三吴人士，在京城任高官的也很多，为什么在京城不见其墓葬、墓志呢？作者的分析举证表明，南方土著高官的家族墓地可能大多在故乡。结合各种迹象，作者给出了这一论断：“侨人在南方没有‘乡里’。”随即考察了与之相关的文化问题，指出南方土著之乡居者，多恪守经学、礼学传统；至于自幼就长期生活在建康的南方士人，就深受南朝建康文化圈的追求渊博、崇拜知识的风气的影响了。上述考察，都深化了对中古士族的社会形态、文化特征及其权势基础之认识。
对于南朝士人的追求渊博、崇拜知识之风气，在《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南朝学风与社会》一组文章中，作者做出了集中讨论。诸文揭举“知识至上的时代”之命题，视之为南朝政权与社会的重大特点，并多方阐述证成。作者指出，相对于昔日对哲理、史学问题的关注，南朝士人转而普遍追求渊博、崇拜知识。诗文中大量堆砌典故来夸示阅读记忆丰富，日常交往话语中也引经据典，甚至直接以“隶事”，即比赛各人所掌握典故多少为乐。不仅文学，玄学、史学、儒学也变成了一种渊博的炫耀。由此，作者还得以对前人所论南朝“儒学与玄学的合流”现象提出新解：“当对经学、玄学以及其它学问的讨论都演变为知识性的讨论时，彼此之间便有了共同点。”这甚至还导致了士人称谓的变化：汉晋多使用“名士”，南朝则更多地使用“学士”，“学士”称谓成了使用频度极高的习用语，聪敏好学的儿童则美称为“童子学士”。作者进而从社会文化发展，讨论了这种崇尚的社会条件与政治意义。如“博通群书”与“广集坟籍”的相关性，南朝大量公私藏书，推动了编目、校对、注释、汇编等工作，以及学术总结；如士人大量聚居京师，得以激荡出新的学风；如造纸业的发达、纸张的普及，推动图书大量增加；如长期和平与经济发展，为学术文化繁荣提供了保障，等等。作者还指出，崇尚渊博，表明在皇权复兴、知识至上的新时代，士族地位的传承已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文化了；这种“重文轻武”风气，造成了南方政权在军事上不堪一击。
@朱近野：在某处——有一个叫李硕的人，2022-03-17
而在我们这个时候，「远处、远方、别的地方」这些词语既暧昧不明又好像再没有什么特殊意涵可讲了。有许多地名，在地图上被标得清清楚楚，地理书和历史读物上更是屡屡提及，但朝日常闲聊、朋友圈中去找，却又见不到多少真正是和那儿有关的故事。常常是跟咖啡店菜单中的「耶加雪菲」、「古吉」一样，被转义、挪用成了购物的背景元素，又或是像「喀布尔」一样，成为了政治宣传当中某个巨龙、公主所在之地。被这样使用的词语背后不再有真实的地点。没有谁在意那里是否有河流、街道是怎样的、餐馆里一张桌子边坐着几个人。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些「游记」，比如罗伯特·拜伦于一百年前的中亚之旅、保罗·索鲁从几十年前起的中国铁路旅行，那种「欧洲人」的眼光，有时善意有时刻薄，多数时候我们反而更能适应这些「外来客」的视角，（只不过他们在大陆上穿行，我们是在时光中逆流），并不觉有异，直到察觉这一切当中并没有「此时」的某处。
而李硕是这样写拉达克：「别管城里还是农村，这里都是自建的独院小楼或平房，建筑方法也类似：钢筋水泥框架，墙面砌砖。但列城周边很少见到红砖，用的最多的是大块土坯，像老式的方枕头那么大；其次是水泥做的方砖，和土坯形状相同，但水泥砖成本高，一般只在靠近地面的下层用一点。还有少数用石块垒砌墙体，石头虽然成本低，但对砌墙师傅的要求高，所以不多见了。」
其他
学术不自由——审查中国知网，TomBen’s Blog，2022-11-30
阅读贾建飞的书《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时，他引用了自己的论文《清代中原士人西域观探微》，感觉这个标题很有意思，于是我去搜索了一下，却意外发现这篇论文也被中国知网下架了。该篇论文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第 106–116 页，中国知网上的目录显示，这一期缺少了第 106–128 页。阅读全文之后，我大概猜出了它被下架的原因，因为作者在文中指出，传统西域观认为「新疆并不属于中央王朝」，清代不少著名人士都持有此观点，因此对新疆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