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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學刊》2017年春季卷目次

春秋學刊2017年春季卷
2015年8月創刊
半年刊
校內報刊統一刊號:BNU-041
總第4期
5月31日出版

摘要

秦律与“乡俗”的冲突——睡虎地秦简与包山楚简中的法律部分对比

张端成 彭紫荆 洪英 郑伊楠

以往学者很少有将包山楚简和睡虎地秦简放到一个视域下考察,但实际上,这两份简牍出土地点相近,年代相承,内容亦有相似之处。通过分析它们中的法律部分,可以得知:相对于楚法,秦法中国家机关对于司法程序的干预增多;针对楚俗,秦法中相关条文的规管十分明显。不管是相对于楚国的法律状况还是社会状况,秦律与楚俗都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这样的冲突或可作为秦灭亡原因的一个微观旁证。

失败的以文化国:从文化冲突看秦的灭亡

吴迪芃

通过对史记中的相关内容及睡虎地秦墓竹简等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统一前的秦与关东诸国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体现在宗教文化、思想学术、风俗习惯、价値观等各方面;与关东诸国相比,秦文化具有滞后性,因而受到关中诸国歧视。秦统一之后推行文化统一政策,由于政策本身不恰当,采取与礼乐教化相悖的强制性法令,以秦风俗为蓝本移风易俗,以及法家因素的消极影响等原因,文化政策的成效不大。秦与关东诸国的文化差异没有被抹平,六国遗民对秦的文化认同感仍然比较低,这导致反秦情绪不仅没有消弭,反而长期存在,最终助力了秦末反秦斗争的总爆发。

坍塌还是分裂?试论秦灭亡缘由

张颖

秦朝“执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依天时地利,集几代人和,得以宰割天下,但在十五年后就分崩离析。探究秦灭亡,首先要明确的就是“秦灭亡”中的“秦”不是关中地区民风剽悍的秦国,而是完成大一统的秦朝,秦政实现了由秦国到秦朝的过渡。通过分析春秋战国的文献,分别以秦国与关外国家出土的简牍对比秦朝与秦国的政策,可知秦国一直保持与中原国家隔绝的状态,这种封闭带来的傲慢对秦朝的统治构成了致命性伤害。

从反秦复国到汉家一统:秦汉历史转折中的复国意识

闫波桥

秦速亡的“急政暴虐说”由来已久,被广泛接受,但存在一定缺陷,秦亡原因需从新的角度加以考察。各国自然条件、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别,塑造了民众基于本地域文化的国家认同感;在推广秦文化的过程中,由于秦王朝对被征服地区诉诸强制文化统一政策,六国故地百姓对制约其传统习俗的秦律持排斥态度,文化差异转化为复国意识。秦统一后凭借强力对六国故地实行歧视性高压政策,加剧了双方隔阂,酝酿着越来越强的分裂因素。六国遗民隐藏在民间,伺机给秦统治造成严重混乱,为复国运动造势。秦始皇去世后,复国者的活动由隐蔽转为公开,关东六国很快全部复国成功。秦汉之际的历史转折为复国意识所推动,又最终导致了复国意识的消亡。

道州民所见“阳城上书罢贡侏儒”考

张艳

白居易的新乐府是反映唐朝社会现实的伟大诗篇,其中的道州民反映了“阳城上书罢贡侏儒”一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値,是“诗史互证”研究方法的极佳研究对象。德宗罢侏儒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成为严重的虐民政策;“岁贡侏儒”并不属于制度层面的常贡,而是常贡的补充,不具强制性;梨园、教坊等的兴起逐渐取代了侏儒的作用,侏儒贡的必要性逐渐减弱;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走向衰败,中央权威不断下降;阳城上书虽则是最后的导火索。

元代参议中书省事一职的演变

韦祎

元代参议中书省事为中书省首席幕僚,在元代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元早期该职尙不稳定,受入仕途径的影响,该职与皇帝关系较为亲密;对任职者有多样化的需求。元中期走向成熟和稳定,并职现象发生了变化,开始定额定员;入仕途径增加了科举入仕,也正因此,该职与皇帝的关系开始疏离,而与丞相的互动增加,这种互动以丞相为主导。元晚期,参议中书省事来源较为单一,多为科举或国子学,和皇帝的关系更为疏远;且随着议事制度和政治运行制度的完善,该职位定位逐渐归于丞相幕僚,表明此时该职官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完善。

关中地区蒙元时期墓葬出土男俑帽饰研究

宫颖慧

关中地区蒙元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随葬人物俑,其中不乏造型风格写实、比例协调者,可以形象的展示出蒙元时期的服饰特点。采用“图文互证”的方法,对关中地区蒙元陶俑的帽饰进行综合性考察,可发现蒙元时期该区域的帽饰既继承了宋代以来汉族传统的帽饰特点,又与时俱进的融入了蒙古族、色目人的服饰因素,具有继承性;服饰军事色彩的淡化,礼仪性帽饰的下移体现了帽饰的发展性;新的帽饰形式出现,体现了创新性。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的状况,展现出蒙元时期社会的包容性和相关制度的宽松性。

从“杨常事件”看张学良的政治得失

马海玉

张作霖于皇姑屯殒身灭命,张学良子承父业,掌管东北军政大事。主政之初,张学良易帜东北,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其对此事的处理有得有失:面对外界离间,他未能正确应对,反而听信谗言;东北政界失去不可多得的外交、铁路人才;从处理方式来看,张学良法治观念亦不甚到位。然观其成功之处,张学良作为此时东北的最高领导人,借枪杀二人以立威,避免重蹈“郭松龄反奉”的覆辙,并对东北内政的长远稳定意义重大。

Gold, Glory and God——哥伦布的行为分析

崔泰

如何评价哥伦布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其意义甚至被扩展到政治层面,相关材料的破碎模糊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也为此话题提供了经久不衰的动力,而评价哥伦布势必涉及对哥伦布行为的分析。通过对哥伦布航海日记、私人信件以及其子编写的传记中记述的分析,结合15 世纪前后伊比利亚的社会背景,可以得到作为“搜集者”“征服者”和“虔诚者”的哥伦布的行为背后的动机,这也是处于转型期的伊比利亚社会的缩影。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的困境——以应对贵族文化的反应模式为架构

陈曦

学界对“中产阶级”有不同的界定和认识,但从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値取向、心理特征等方面来考察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的特征,应会有利于分析这一阶层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中产阶级追求“绅士文化”,开始了从贵族那里学来的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与享受,但又极力想与贵族文化有所区别。中产阶级因自身利益转向了对底层大众的文化批驳,他们所追寻的文雅高贵的绅士风度体现出隐藏在其背后的矛盾。中产阶级文化受“妥协”影响,在表面上看似不断新生,却在本质上仍旧带着贵族文化的烙印,其“工业精神”逐步丧失。中产阶级职业的分类更加强化了他们确立自身文化及身份地位的意识,也进一步造成了内部的分化和不满。

董仲舒年谱

王泽

董仲舒是汉儒中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其交接者尽属景、武两朝精英,他的生平,可作为同时学者相交接的坐标。理清董仲舒的生平,对于理解董仲舒学脉的嬗变及实践历程,甚至为董仲舒作品系年,有很大帮助。论及董仲舒生平的著作为数不少,对于董仲舒的生卒、对策年三事,前人已有大量讨论。此三事材料繁复,或有龃龉,学者用力于此,仍难有定论。而董仲舒的求学、仕途,他与公孙弘等人的接触,他的作品的阶段性等问题,学界尙未给予足够关注。一些年谱类论著在涉及到上述几点时,或有疏漏。不惴冒昧,试成此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