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斯
霍氏
該書以「政治權力的角逐和意識形態霸權的爭奪」爲視窗透析 20 世紀的歷史，把掐頭去尾的 20 世紀分爲三箇階段，從兩次世界大戰的大災難時期，到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到解體分散、彷徨不定的「天崩地裂」時期，世界歷史的線索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以下我們將選取蘇聯這一方面，簡要分析霍布斯鮑姆對蘇聯模式的一系列探討。
十月革命與國際主義
十月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規模空前，給參戰國及其人民帶來了无盡的痛苦，這些國家達到了崩潰的邊緣，舊世界顯而易見註定消亡。霍布斯鮑姆開篇就提到，十月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无產階級看作是「世界革命」，是「全球範圍內布爾什維克主義勝利的一次戰役」，其影響甚至比法國大革命更爲深遠。一戰過後，在眾多古老的政教合一帝國中，俄國是唯一倖存下來的，十月革命對此功不可沒。
實際上，十月革命最初是作爲馬克思主義者心中世界革命的一環而出現的。布爾什維克党人最初從沒想過自己會在孤立中求生存，更不用說「只在一箇國家實現社會主義」。列寧設想的莫斯科只是社會主義臨時的首都，最終要搬到柏林，認爲俄國根本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的各項條件。但風雲突變，一時之間无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國家只有俄國，世界革命遙遙无期。在霍氏看來，十月革命的爆發及其存續基於一系列複雜的歷史條件。一戰造成廣泛的政治崩潰，俄國人厭倦戰爭，希望和平和革命能夠合二爲一，因此對革命的期待也就順理成章。普通民眾的口號是「麵包、和平、土地」，列寧知道民眾的訴求，因而他的布爾什維克能迅速發展壯大，取代毫无能力的臨時政府。但列寧只是儘快抓住機會奪取政權，對於未來的走向，卻並沒有確定。新的蘇維埃共和國挺過了一箇又一箇考驗，革命倖存下來之後，卻發現自己的位置和初心相去甚遠。他認爲十月革命倖存下來有三箇原因，其一、依靠一箇極端中央集權和紀律嚴明的共產黨；其二、堅持統一的國家，受到民眾支援；其三、允許農民擁有土地。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在十月革命中找到後來蘇聯模式的影子，其一、被迫的在孤立中生存，成爲封閉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前奏。十月革命後蘇聯把資本主義視爲敵人，欲除之而後快，但卻被資本主義孤立。列寧想得到外國投資者的支援，但實際上根本沒人來投資，革命奪走了俄國人的財產和投資，外國政府和資本家對此念念不忘，把蘇維埃政權孤立起來。再加上世界革命的遙遙无期，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實際上已經與世界經濟隔絕了。
其二、戰爭帶來的計劃經濟。霍氏作爲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无疑很熟悉，但他不見任何一處討論「計畫」以及優先發展重工業迅速實現工業化的地方。1917 年以前，馬克思主義者只忙著反對資本主義，卻不曾想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如何。只是戰爭因素，才使社會主義相關事宜走到非做出決定不可的地步。凡是戰爭，都不可避免涉及到計畫。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很自然傾向于以下原則：公共財產和公共管理取代私人，廢除市場機制。黨內理想主義者甚至認爲實物配給制是社會主義理想斯巴達式的預演。戰爭結束後這種模式无法繼續，列寧因此在 1921 年宣佈實行新經濟政策，重新引入市場原則。然而此時俄國經濟已跌落到戰前的十分之一，大規模工業化成爲蘇聯政府優先考慮的任務，由國家強行控制一切的做法保留下來，成了社會主義所有制唯一的經濟模式。
其三、紀律嚴明組織有序的布爾什維克，即列寧的新型政黨。第一代眞正的社會主義者堅信會馬克思主義引導下的革命消除一切邪惡的東西並帶來一箇沒有不幸、壓迫、不平等的社會。這箇党給予很小的組織以超乎尋常的效能，其成員有軍隊般的紀律和內聚力，能不惜一切代價執行党的決議，而這就隱含了權威主義的伏筆。
國際主義
國際共產運動是一箇不可避免的話題。十月革命在隨後的兩年成爲最具影響力的事件，人們持有宗教般的狂熱，世界各地都相繼爆發革命，組建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的國際共產運動也由此產生。1920 年布爾什維克將國際工人運動進行劃分，來構建第三國際，列寧希望的是一箇完全忠心耿耿和紀律嚴明的激進分子組成的軍團，成爲全球革命的力量。就這一方面，霍布斯鮑姆這樣概括十月革命的影響：產生了一箇單一巨大的由共產主義者管理，產生了一箇紀律嚴明的國際運動，產生了革命的一代人，他們在莫斯科的領導下產生了世界革命的幻象。
做一名社會主義革命者意味著要做一名列寧十月革命的追隨者，沒有什麼能比馬克思主義更好的改變世界。斯大林上臺後運動的性質很快變化，變爲極端的宗派主義的左傾狀態。斯大林企圖將共產國際還原爲蘇共嚴格控制下的蘇聯國家政策的一箇工具，1944 年後共產主義政權的發展本質上是蘇聯權力的擴張。這種情況持續到 1956 年，斯大林去世和以莫斯科爲中心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解體，將邊緣人物帶入公眾視野。1968 蘇聯侵入捷克，終於葬送了國際主義，各種新型馬克思主義聯合起來，拒絕莫斯科和老式共產黨。
再放眼第三世界的革命，越南、巴勒斯坦等各類遊擊運動，已與國際性背道而馳，他們關心的只是民族事務；中共的行動證明舊的國際體系已變得多麼无關緊要；即使有超越國界的運動，也只是區域性的同一種語言的，泛非運動、泛阿拉伯運動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成立又旋即解體說明了超國家革命的脆弱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獨家的魅力以及對意識形態的壟斷。
冷戰的影響
霍布斯鮑姆指出，美國和蘇聯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完全主宰著掐頭去尾的 20 世紀後半期的國際舞臺。在全球核戰爭陰影下成長的一代人普遍相信，核戰爭隨時都可能爆發。「確保同歸於盡」是雙方的信條，「在長期的核對峙中，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多的事情可能出問題……它實際上並沒有發生，但是四十年來每天都可能發生。」這就是冷戰時期人們最主要的心態。
七十年代中期，第二次冷戰開始，進一步拖垮了蘇聯經濟。美國方面，越戰使美國道德淪喪、國家分裂，騷亂和反戰遊行充斥電視畫面；沒有一箇盟國與美國並肩作戰，反映了美國的孤立處境；再加上中東石油問題，進一步削弱美國。而隨著第三世界革命浪潮再次興起，亞非拉國家偏向蘇聯，爲蘇聯提供了海外軍事基地。美國顯示出歇斯底里的情緒，加速核軍備競賽。而勃列日涅夫顯示出盲目樂觀，每年增長防務開支，讓蘇聯逐步破產，這只是獲得了一種毫无意義的滿足感。蘇聯力求發展不受區域限制的力量，建設全球核潛艇，信心的增強讓蘇聯不再執行赫魯雪夫時代小心謹愼的政策。
冷戰結束導致蘇維埃制度的解體嗎？霍布斯鮑姆認爲雖然兩者存在顯而易見的關聯，但可以分開來看。就兩方的對比來說。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完成經濟改革，沒有完成後工業化轉型，在這方面越發落後。規模巨大的軍備競賽遠超兩國的經濟承受範圍，資本主義世界可以承受三萬億美元的債務，讓美國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而蘇聯卻難以承受這樣巨額的開支。由於歷史的眷顧，美國盟友的經濟出現繁榮昌盛的景象，而蘇聯的盟友卻无法自力更生，反而要耗費蘇聯幾十億美元。
社會主義並非在與資本主義的敵對中被削弱，而是有更重要的因素。其一、社會主義經濟本身的缺陷。冷戰話語中，「自由世界」和「集權世界」无法進行溝通，在鐵幕的隔絕下，即使是鬆散的中央計劃經濟，也能讓經有看上去繁榮的發展。社會主義陣營寧願選擇世界市場新開發的資源
美蘇兩國都想方設法控制自己的陣營，盟友們發現自己的政策越來越受到聯盟關係的制約，使世界或多或少維持穩定。實際上，蘇聯對於一些國家掌控能力並不強，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在七十年代以前，蘇聯就不能控制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但由於「權力鬥爭、政治影響、賄賂收買和兩極對立、反對帝國主義的邏輯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世界或多或少維持著穩定。」
冷戰的突然結束搬走了支撐國際秩序的支柱，也搬走了各國政治體制的支柱。冷戰系統間形成了怪異的相互依賴，一旦體系崩潰，社會主義體系原先地區性的依賴網路分崩離析，面對世界市場必須單打獨鬥；西方同樣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把舊共產主義的殘餘納入世界市場之中。每箇人都知道舊時代已經結束，但不知道新時代的本質和前途。
蘇聯模式的產生及其鬆動
霍布斯鮑姆從政治、經濟等方面論述了蘇聯模式的發展線索及其特徵，乃至最後產生鬆動的過程。
計劃經濟的形成及其評價
値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形成了一箇獨立的自給自足的亞領域，與自由資本世界往來甚少。社會主義國家都模仿蘇聯模式，實行絕對的一党統治，党取代了國家，實施指令式計劃經濟。社會主義陣營的自我隔離令第一世界的人們感到驚訝，「他們的生活和自己大相徑庭，太遙不可及」。兩大陣營隔離的根本原因无疑是政治性的。其中十月革命的重要影響已在第一部分敘述，布爾什維克人轉而只能力求將落後的祖國建設成爲先進的經濟社會。由此，以蘇聯爲基礎的共產主義，開展把落後國家改造爲先進國家的大業。
面對新經濟政策的兩難，霍氏指出了斯大林最終選擇的道路。到 1926 年，蘇聯工業生產恢復到戰前水準，但仍然是一箇農業主導的國家，國家除了稅收，沒有任何可利用的投資和工作力。新經濟政策若一直繼續下去，最多隻能達到中度發展的工業化。布爾什維克猶豫不決，如不實行新經濟政策，就只能以高壓手段實現工業化，這意味著第二次革命。在當時的條件下，蘇聯任何快速工業化的政策都難免殘酷无情，需要人們做出巨大犧牲。第一箇五年計劃在人民的「鮮血、辛勞、眼淚和淚水」中得到支援。
這種經濟模式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蘇聯本是落後的農業社會，在國家統籌、中央計畫之下，超速建設基礎工業、基礎設施，這對於新獨立的殖民國家以及落後國家无疑很適用。二戰後的十五年裏，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增長比西方經濟快得多，讓赫魯雪夫和英國首相都認爲社會主義超過資本主義指日可待。蘇聯的經濟制度讓國民消費保持在最低水準，給了國民工作、食物、衣服、房子、醫療等各方面大致平等的地位，讓每箇人享受免費教育。對於蘇聯人民來說，「他們開闊了眼界，獲得箇人的發展，新社會證據確鑿令人完全信服」。另外，在羅斯福時代的經濟大蕭條中蘇聯能獨善其身，也在意識形態上提供了實行這種經濟模式的有力證據。
但是，這種體制的弊端也是驚人的。五年計劃的實質是創造新工業，而非經營它們，生產目標的設定往往不考慮實際成本和效率，只考核能否達到目標。在最後關頭之前完成任務的有效辦法就是發佈緊急命令，迫使人們不擇手段快速完工。「斯大林將狂風暴雨之道發揮得淋漓盡致，定下天文數位的目標，讓國民付出超人式的努力」。指令式的工業化缺乏靈活性，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其活力包含在自身的消耗機制中。」目標確定下來後需要通過各級行政人員、管理者、技術人員、工人的理解，但很多人缺乏知識與經驗，使得計劃經濟的複雜精緻蕩然无存。霍布斯鮑姆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全部重任落在少數上層人士上，因此中央集權化程度日益嚴重，使得經濟工具及其制度嚴重官僚化。
在論述十月革命時，霍氏就埋下伏筆，指出新興蘇維埃政權與外界的隔絕成爲社會主義走向末路的開始。在談到冷戰時，他指出蘇聯經濟原始而僵化，雖然八十年代重工業體量很多方面超過美國，但沒有調整方向去發展以晶片和軟體爲基礎的高科技，在這方面美國依然具有決定性的優勢。封閉性和片面注重重工業也是蘇聯經濟模式的巨大問題。蘇聯經濟在七十年代後陷入停滯，日益明顯的是，它要靠庇護關係、裙帶關係和營私舞弊才能運轉。
政治模式
霍布斯鮑姆從共產運動的思想來源進行分析，認爲歐洲左派大眾運動吸收了選舉傳統與雅各賓派中央集權傳統，但後來蘇聯拋棄了民主的一面，蘇維埃經濟是統制經濟，所以蘇維埃政治是統制政治。斯大林奉行十月革命以來的「先鋒党」模式，黨員是職業革命者，一箇極有效率、紀律嚴明的幹部群體，能有力執行中央領導指派給他們的各種任務，這是潛在的權威主義。十月革命後的形勢迫使脆弱的蘇維埃政權建立日益權威主義的治理模式。「布爾什維克党擁有數百萬鼓動家、管理者、行政人員，壓倒了老布爾什維克党人，他們所知道的事，党是正確的，如果要挽救革命，就必須執行領導的決定。」布爾什維克的性質就這樣悄然變化。集體討論遭到禁止，民主集中制變成了集中制，全黨每年的代表大會不再定期舉行，權力分割的最後一點因素戛然而止，唯一的領導党把絕對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霍氏回溯第一批社會主義者，在 1917 年之前，任何社會主義者都不會設想社會主義會實行獨裁政治。十月革命後列寧沒有依賴自己在黨內的權威，而總是歡迎批判。如果列寧活著，他无疑會繼續務實的抨擊反對者，他絕不會容忍在他去世後發展起來的箇人宗教的世俗版本。另外，不能下臺是布爾什維克党人信念的另一箇代名詞：革命不能被推翻。而獨裁的可能性存在於任意一箇唯一的、不下臺的執政黨。
馬克思主義對於追隨者來說是一種充滿激情的箇人現身，是一種信仰，因而領袖崇拜也成爲題中之義。斯大林想把自己變爲「世俗沙皇的人物」，這對精神世界仍停留在 11 世紀的農民和遊牧民族來說，无疑是建立新政權合法性最有效的辦法。斯大林還有一箇荒唐的命題──在无產階級奪權後幾十年，階級鬥爭會越來越激烈。因此只有不留情的利用權力消滅阻礙這一進程的東西，才能保證最後的成功。爲此，他做了如下幾件事：其一，斯大林相信只有他自己知道前進的道路，並將這種不可或缺感加諸別人。大清洗就是出於這種目的而進行的，不承認任何傳統或別的限制，使其具有史无前例殘暴性。其二，他不僅想完全控制人的肉體，更要通過壟斷宣傳和教育，使國民將其理念內化。這本是斯大林想實現的目標，雖然會激怒列寧和老布爾什維克黨員。
蘇聯之外所有的共產國家都成立于二戰後，因此他們很自然的模仿斯大林模式。都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權的一党制政治，由政治權力決定文化和思想，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高度剪影化的最高領袖。這些共產黨國家，都始于蘇聯領導下一箇集團的形成，基於反西方勢力團結起來。
蘇聯模式的鬆動
霍布斯鮑姆隨後概括了社會主義政權的鬆動跡象。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開始出現破裂的跡象。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很快洩露出來，隨即對歐洲產生巨大影響，蘇聯承認了改革派組成的波蘭共產黨新領導層，匈牙利爆發革命，共產黨改革派宣佈結束一党制，但還宣佈推出華約保持中立。在波蘭匈牙利，人民對共產主義缺乏熱情，因此政府不得不在經濟上做出讓步，波蘭解除農業集體化的政策。同時，波蘭工人階級在重工業化進程中迅速加強，從 1956 波匈事件直到八十年代末工會的最後勝利，波蘭政治經濟生活的主題是共產黨政權和无法制服的工人階級之間的對峙。令人沮喪的是工人階級的革命不是反資本主義，而是反社會主義。1956 年改革失敗後，蘇聯扶植的領導層更是眞誠的改革者，開始系統地自由化，在蘇聯許可的範圍內實現了目標。
五十年代以來蘇共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引入市場機制，使中央計畫更靈活合理，在六十年代成爲各共產政權難以抗拒的洪流。經濟的地方分權一旦與思想解放甚至政治解放結合，就變得有爆炸性。不僅因爲斯大林主義的殘酷，還因爲共產主義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布拉格之春使得東歐蘇聯集團裂痕加深，一邊是缺乏群眾支援的強硬路線，如波蘭和東德，另一邊是得到了大多數歐洲共產黨支援的捷克民眾，支援者還包括鐵托和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蘇聯仍然決定以武力推翻布拉格政權。這就是以蘇聯爲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質終結。後來，只是由於蘇聯的軍事干涉，才使得這種結合勉強存在。
從七十年代開始，一場類似的危機再次開始侵蝕中央計劃經濟的第二世界。跟其他任何國家一樣，蘇聯開始受到跨國性的世界經濟影響，大舉進入國際糧食市場，石油危機的衝擊，使自給自足的區域性經濟戲劇性終結。霍氏認爲 1973 年的石油危機產生了兩箇非常幸運的後果，其一、蘇聯能用能源出口收入支付迅速增長的來自資本主義的進口，一時間蘇聯原本必要的經濟改革推遲了；其二、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的瓦解
政治動盪
戈巴契夫以社會「重建」和「公開化」爲口號發起改造蘇維埃社會主義的運動，結果證明重建和公開化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衝突，斯大林黨政合一的指揮結構是唯一能使蘇聯制度運轉或改革的東西。蘇聯改革只能自上而下，但上層存在著巨大的既得利益，而公開化意在動員國家機器內外的支援，以對抗抵制改革的舉動，但後果卻正好是削弱改革的唯一力量，戈巴契夫的改革便陷入了公開化和重建不斷擴大的裂痕中。更糟糕的是，與重建相比，公開化的計畫遠爲明確。公開化指引入憲政和民主國家，暗示著党和國家的分離，也意味著蘇維埃制度的復興，最高蘇維埃擁有眞正的獨立立法權，控制行政機構。憲政改革只是換了一套制度而已，但要做什麼事情依然懸而未決。美國學者列昂．阿倫借用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分析，指出當時俄國的情況不算太糟，但公開化使得人們更加敏銳，因而民眾更加趨向于變革。
霍氏指出重建政策的失敗以及隨之而來的全體民眾對戈巴契夫的反對日益顯現。在他的一系列間接策略下，改革派不再信任他，党的集團，權力被他一手擊裂。「无禁區的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一方面鼓勵了保守派和激進派採取更爲激烈的反對立場，另一方面造成了人民群眾對蘇共的不信任。」党失去了威信，取而代之的不是憲政民主的權力，而是各自爲政。到了 1988 年，第一次有民族主義組織回應公開化而成立。1989 年民族主義迅速走向激進尋求獨立，有三大原因，其一、各地倉促實行的選舉政治；其二、激進改革者爲對抗共產黨勢力在議會中明爭暗鬥；其三、葉利欽勢力的崛起。激進改革者爲突破黨內的等級制度，只能向民族主義者求助。「在霍布斯鮑姆看來，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基本上與分離主義无二，成了破壞國家統一的代名詞，民族主義的理想也逐漸變得遙不可及。」蘇聯的解體並非由於民族主義的力量，而是中央權力的解體，迫使地方不得不明哲保身。
1989 年，世界的關注點在東歐衛星國政權的解體上，蘇聯撒手不管愈發造成東歐的破產。它們之所以維持權力，因爲多年來已經形成了一箇圍繞自身的眞空地帶。沒有什麼能取代東歐共產黨，大多數百姓只能接受，他們沒有別的選擇餘地，只能在這箇制度內工作。對不同政見者的處罰不再令人毛骨悚然，大多數人選擇了平靜的生活。幾乎沒人相信這箇制度，當民眾最終放棄了逆來順受時，當政者无疑感到很驚訝。關鍵時刻，沒有一箇政府命令軍隊開槍，他們選擇默默放棄權力。
最後關頭來臨之際發生的不是經濟危機，而是政治危機。1991 年 4 月底，戈巴契夫簽訂聯盟條約，就在條約生效的前兩天，聯盟的幾乎所有重要人物成立緊急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它宣稱眞正的權力機器又運轉起來了，希望全體公民歡迎這次恢復秩序的努力。但最後面臨的是莫斯科市民的沉默，「正如蘇聯過去的大部分歷史一樣，這是一小撮演員在長期困苦的人民頭上上演的一齣戲」。到 1991 年，蘇聯既沒有中央權力，也沒有全民服從。葉利欽大膽地解散了蘇共，國際社會轉而承認葉利欽，把俄羅斯視爲蘇聯的繼承者。「出乎所有人的想像，原本打算挽救蘇聯舊結構的企圖，反而更爲突兀、更无可挽回地毀滅了蘇聯。」
經濟體系的崩潰
在第三部分，我們說過蘇聯經濟的運轉依靠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如果這一狀況不進行徹底變革，經濟就要面臨崩潰。另外，在第二部分說過，八十年代後軍事需求對經濟造成的壓力與日俱增，險象環生。除了與美國儘快結束冷戰，戈巴契夫什麼也做不了。他是結束冷戰最大的有功者。
經濟改革者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私有化，引入自由市場，但他們沒有面對眞正的問題，即一箇中央計畫的指令經濟如何在實踐中轉變爲某種充滿市場活力的經濟。隨著五年計劃的停止，以及黨中央命令的終結，蘇聯原本有效的國民經濟體系不復存在，各箇社區、地方、單位採取自我保護措施、雙邊貿易。1989 年 10 月到 1990 年 5 月，經濟崩潰成爲无法挽回的定局。
思想信念
霍布斯鮑姆作爲馬克思主義者，非常重視理想信念在蘇聯解體中起到的作用。曾經依靠舊信仰所支援的東歐共產主義者，如今已成爲過去的一代人，「國家的合法性僅僅來自于官方宣傳和老一輩的趣聞軼事」。那些掌握政權的人早已失去了共產主義的信念，戈巴契夫「公開化」即爲一例。不管他們歷史上多麼依戀列寧，如果能再來，都希望放棄其大部分政治遺產。大部分社會主義世界的改革者都希望把共產主義轉變爲某種類似西方社會民主的制度。蘇聯畢竟不只是一箇國家，解放全人類才是蘇聯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社會主義必將埋葬資本主義的眞誠信念逐漸消失，這就有充足的理由解釋爲何這一制度最終沒有受到抵抗而土崩瓦解。
不過，針對霍氏聲稱的領導人喪失共產主義理想的說法，近年來也有不同的聲音，認認爲知識份子並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理想，相反，他們對蘇維埃制度的批判正是基於馬克思主義，認爲蘇聯制度是不正確的，要先回到資本主義，發展其潛能，再建設眞正的社會主義。
箇人因素
霍氏也簡單提到了戈巴契夫箇人因素的影響。戈巴契夫沒有農村和城市工作經驗，其戰略太脫離民眾的日常經驗。與納紮爾巴耶夫進行對比，「生存之道，也許還有邁向成功之路，與其靠良好的意願，不如靠現實主義的艱難舉措。」
結論
霍布斯鮑姆最後總結道，共產主義迅速征服了廣大地區，速度之快超過了其他任何意識形態，但最後解體，可用兩箇原因來解釋：其一、共產主義不是民眾的信仰，而僅僅是幹部的信仰。人民對共產主義的評判基於能否帶來美好的生活，一旦人民開始瞭解外部世界，便疑竇叢生。其二、蘇聯式的共產主義信仰本質上是一種工具性的信仰，其價値是達到尙不確定的未來的手段。因此只適合精英階層，而不能作爲普適性的原則，因爲實際行動一定要落在日常生活中。但一旦這樣，蘇共无法爲他們的行動提供任何指導。
蘇聯共產主義爲何失敗？馬克思認爲生產關係不再與生產力相適應時，便爆發革命，蘇聯在把落後的農業經濟轉變爲工業經濟時，其上層建築不能適應，成爲生產力進步的桎梏。對於取而代之的東西，我們至今依然迷茫。他也預言：
「眞正的社會主義」還會再度復興嗎？顯然，除了全面的戰時經濟以及其他類似的緊急狀態之外，這一實驗絕不會按照蘇聯的發展模式復興，甚或也不會再以任何形式復興。
因爲蘇聯模式不過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獨特方案。蘇聯的失敗並不表示其他類型的社會主義不可行。蘇聯式中央指令計劃經濟雖很想，但无力把自己改造爲市場社會主義，證明了兩種發展模式之間橫亙著鴻溝。最後他以沉重的語調結尾：十月革命的悲劇，就在於它只能製造這種殘暴无情的指令式社會主義。
小結
在十月革命中可以找到後來蘇聯模式的影子，其一、被迫的在孤立中生存，成爲封閉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前奏；其二、戰爭帶來的計劃經濟；其三、紀律嚴明組織有序的布爾什維克，即列寧的新型政黨。國際主義在斯大林的改造下成爲維繫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方式，但後來逐漸瓦解。
冷戰中規模巨大的軍備競賽使蘇聯難以承受巨額開支，盟友也需要耗費蘇聯幾十億美元。冷戰形成畸形的依賴網路，一旦冷戰結束，這種經濟平衡將被打破，社會主義經濟將受到打擊。
社會主義經濟形成自給自足的亞領域，這與十月革命後蘇聯面臨的嚴峻形勢有關，布爾什維克只能開展內部建設，實行集中統一的指令式計劃經濟。這種經濟模式取得了耀眼的成績，爲社會主義陣營所效仿。但弊端也非常明顯，缺乏靈活性，效率低下，經濟工具嚴重官僚化。七十年代後經濟體系中的裙帶關係、庇護關係越發明顯。政治方面，蘇聯模式取消了民主，讓唯一的領導党把絕對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權的一党制政治，由政治權力決定文化和思想塑造高度剪影化的最高領袖。五十年代開始斯大林模式出現鬆動，經濟方面逐漸引入市場因素。而跨國性世界經濟也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改革產生重要影響。
在談及蘇聯解體的原因時，霍氏從政治、經濟、思想信念等方面進行總結。戈巴契夫破壞了原有制度而未能建立新的能夠切實實行制度，破壞了中央權威，加劇了民族主義。經濟上，對指令式經濟的改革使蘇聯原本的國民經濟體系不復存在。而領導人共產主義理想的逐漸喪失，也成爲發生劇變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