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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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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帆:

一般认为,桐城派的先驱者为康熙年间的戴名世,创始者为康乾之际的方苞,拓大者为受教于方苞的刘大櫆,集大成者为乾嘉之时的姚鼐。姚鼐之后,门人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继续其文章事业,并在嘉道之际社会大变动时期,力主经世致用。姚门弟子之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湘乡派”将桐城派的事业发扬光大,造成“中兴”之势。不过好景不长,到清末之时,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桐城派已显衰微之相,但仍活跃于文坛。与之不同,骈文在清代的“中兴”主要是在乾嘉时期。自从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冲击,骈文在文坛上便无法像魏晋六朝时期一样风行,虽不绝如缕,但一直处在下风。直到乾隆、嘉庆之时,随着汉学考据的兴盛,出现一批骈文名家,才使得骈文似有中兴之相,即考据之学带动文化风气总体趋雅,有利于讲究骈偶、用事、辞藻的骈文发展; 同时也鼓励不满桐城文风者为文时走另一条路,师法魏晋六朝而稍加变异,从而令骈文再次复兴。当时的骈文名家主要有汪中、洪亮吉、杭世骏、孔广森、孙星衍、李兆洛等,以考据学者居多,同时汉学领袖阮元也大力提倡骈文。基于为文理念的不同,清

方苞創立桐城派,崇尚古文,「義法」與宋學緊密結合。

劉師培:揚州學派殿軍。

姚鼐后来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其文集不载与戴震书,但东原文集中的与姚孝廉姬传书还是使后人确知姚鼐的这一经历。表面上看,戴震非好为人师者,故欲与之结为友; 实质上关键还在于“学者”与“文人”之别,道不同不相为谋。姚鼐后来对戴震等朴学家立异程、朱的做法十分不满,甚至咒骂戴震等人“身灭嗣绝”③,此语自是卫道立场的鲜明体现,然怨毒之心亦昭然若揭。嘉道年间,自居汉学正统的江藩刊行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两书,引发姚鼐后学方东树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在国朝宋学渊源记一书中,江藩为39 名理学家立传,却唯独“遗漏”了自居理学正统的方苞、姚鼐等桐城派诸人,其中的真意不言自明。所以,读到这样排斥桐城派的理学家传记,方东树不能不予以回击,其回击的著作即为著名的汉学商兑。该书核心内容是攻击汉学的缺失,同时为理学辩护,所指责的论敌主要有戴震、钱大昕、汪中、段玉裁、阮元等人,皆为汉学名宿。由此可见,桐城诸人由于被划定在“文人”界域内,不为“学者”所重,在清代多遭轻视,有时双方甚至势同水火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2020 年 1 月

不要看著兩個學者年齡只差了五十年,實際上幾乎就是㒳輩,就跟我看王老師一樣。

焦循以性靈反對漢學家。但錢穆說焦循自己並沒有擺脫漢學家的桎梏。

阮元認爲距離孔子越近,學問越眞。孔孟之學又本於詩書。錢穆p520「若必以最先之古訓爲貴,則推溯古訓來源,必有窮極。」注文「主張自古訓求義理,起自竹汀、定宇諸人,至芸臺而竭。植之遂有以掎其後,然後微言大義之說起。此亦漢學窮極必變之一端也。」完球,好不容易想到的早就被錢穆說了。

方苞:復泰小峴書:「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據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

陳鴻森說是王鳴盛最早說的。方東樹字植之。

凌廷堪1755—1809那差不多跟段玉裁一輩。

「搜斷碑半通,刺佚書數簡,為之考同異,校偏旁,而語以古今成敗,若坐雰雺之中。此風會之所趨,而學者之所蔽也。」大梁與牛次原書文集卷二三「伏讀來札,云『近時爲漢學者,又好攻擊康成,甚以爲非。』此言切中今日之弊。」復孫淵如觀察書文集卷二四

錢穆:「不僅罵宋、罵朱子,又進而攻擊東漢,罵康成,此又當時漢學一病也。」

與孫星衍同時的管世銘1738—1798韞山堂集·漢學説「近代學者,厭棄宋明以來空言性命之陋,復不能實力窮經,⋯⋯高言漢學⋯⋯則必以鄭說爲大宗。崇奉太過,卽鄭說之誤會經文,沿習眾說,有待後人之釐訂者,亦必強爲之說,旁引曲證,使無一字不合於聖人而後已。⋯⋯就使康成復起,必以爲失吾廓然大公、抑然自下之意,揮之門外,惟恐其不速去者也。」

錢穆「學術之盛衰,一往一復,歷時必變。風尚歇則是非白,雖有大力,莫之能持。孫氏以漢學護法,極推康成,然已不足服同時鄉里之口,更何論於後世?」

凌廷堪漢十四經師頌文集卷十「世之學者,徒惜夫宋學行而兩漢之續遂微,不知鄭學行而六藝之途始隘也。」

學古詩之一校禮堂詩集卷五「羣籍束不觀,但取許氏書,閉戶施鉛丹。六經所有字,無不遭譏彈,說文未載者,亦然信筆刪。⋯⋯尋彼沽譽念,眞見其肺肝。宋儒論錯簡,厥咎尚可寬,似此僭妄罪,何止如邱山!豈其許叔重,遂掩周孔還?」

方植之

漢學商兌書林揚觶兩書皆譏彈漢學。大概在道光初年。鄭堂江聲之師承記、芸臺之經解,皆漢學極盛期之產品也。而植之⋯⋯乃不禁對此全盛之空氣而生反動。

漢學商兌卷中之上「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羣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

卷下「漢學諸人,堅稱義理存乎訓詁、典章、制度。而如考工制度,江氏有考,戴氏有圖,⋯⋯言人人殊,訖不知誰為定論。⋯⋯竊以此等明之固佳,卽未能明,亦無關于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學術之大⋯⋯以荀子『法後王』之語推之,則冕服、車制、祿田、賦役等,雖古聖人之制,亦塵飯木胔耳。三統之建,忠質之尙,井田禮樂諸大端,三代聖人已不沿襲,又何論後事,而欲追乎古制?」

「植之又深斥自訓詁求義理之見,謂專據説文以證經義有十五謬。詳卷中之下姚惜抱文後集卷二跋許氏說文,謂「許書非一人一時所成,故所引多殊今學者之讀;又有本書互異者,又不著爲何家之經。則是書誠兼貫諸家之書,而許叔重非能兼貫之人矣。」植之頗乘其意。」「稍前如章實齋,稍後如陳蘭甫,同時如許周生,皆於當時漢學極盛空氣中感不滿,持論亦往往與植之書相出入,惟皆立言有節,不如植之肆口無忌。」

P573「其後陳蘭甫起於粵,倡爲鄭朱同歸之學,亦所以防倦返者之歸於陸王也。今文學派則轉而治春秋,以發明微言大義爲標幟。而德清戴望子高倡爲顏李。凡此皆倦鳥也。⋯⋯是蓋乾嘉尙實博證之風,尙有其宰制牢籠之力,使後之來者,雖變不能脫其樊。倦鳥之颺不厲,囿阱之防尙密,此亦道咸以下學術風氣迴翔往復,終不能一變故昔之所有也。」

戴望1837年-1873年,字子高,以字行,浙江德清城區人。 四歲喪父,九歲師從烏程程大可,授 … 子高才學雖高但德性不佳乃屬事實,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記:“戴望子高湖州府學生,遊丐江湖,夤緣入曾湘鄉偏裨之幕。

乾嘉漢學之後學術分為三塗。

第十一章

莊存與

董士錫1782—1831:「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醰深于漢經師之言,而無溷以游雜。其門人爲之,莫不以門戶自守⋯⋯」董氏易說序、味經齋遺書卷首

錢穆577「此皆風氣之變,未必即是非之準。乾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咸之轉而不滿於乾嘉,因以推崇莊氏,莊氏未必亦是。莊氏為學,旣不屑屑於考據,故不能如乾嘉之篤實,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尋求義理於語言文字之表,而徒牽綴古經籍以爲說,又往往比附以漢儒之迂怪,故其學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風而益肆。其實則清代考據學之旁衍歧趨,不足爲達道。而考據旣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卒之學術、治道,同趨澌滅,無救厄運,則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導夫先路⋯⋯」

劉逢祿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敘「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

錢穆「乾嘉學者嚴辨漢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學轉非所斥,爲一變。⋯⋯自訓詁、考據轉而治易、春秋,爲又一變。伺候南海康有為亦極推易、春秋,遂又以禮運說春秋,不知易傳、禮運皆戰國晚世雜采老莊、鄒衍所成,豈誠孔門大義所在焉?」

魏源

龔自珍

常州言學,旣主微言大義,而通於天道、人事,則其歸必轉而趨於論證,⋯⋯故以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其極必趨於輕古經而重時政,則定菴其眉目也。

p586嘉道以還,淸埶日陵替,堅冰乍解,根孽重萌,士大夫乃稍稍發舒爲政論焉,而定菴則爲開風氣之一人。

「是道也,學也,治也,則一而已矣。」

至定菴之學,雖相傳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門徑,則端自章氏入

漢學師承記序附箋「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師,孰爲漢學乎?⋯⋯漢人何嘗不談性道?⋯⋯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

但今文經學也並不是一條康莊大道。「蓋乾嘉尙實博證之風,尙有其宰制牢籠之力,使後之來者,雖變不能脫其樊。倦鳥之颺不厲,囿阱之防尙密,此亦道咸以下學術風氣迴翔往復,終不能一變故昔之所有也。」第573頁乾嘉漢學的影響實在太大,後來的學術並不能真正擺脫考據學的影響。「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卒之學術、治道,同趨澌滅,無救厄運,則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導夫先路⋯⋯」第5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