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鈔|李零:重讀王國維

文研院年度榮譽講座。推送。以下內容基本是 ppt

辛亥后的王国维:改治国学

1911 年,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是其人生转折点,从此尽弃前学,改治国学。王氏受惠于罗氏,世称“罗王之学”“罗王之学”是研究“五大发现”的学问。

什么是“五大发现”?1925 年,王氏在清华总结:1.“般墟甲骨文字”(1899 年,即般墟甲骨);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 (1901 年,即汉晋簡牘),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軸”(1900 年,即敦煌遗书),4.“内阁之书籍档案”(1909 年,即大库档案);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1901 年,即中国民族古文字和中国境内的外国古文字),见氏著《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王国维与时代潮流

1911 年的革命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南北战年”,从此结束帝制,走向共和,这是第一个刺激。另一个刺激是 1914–1918 年的欧战和欧战引起的俄国革命。王曾致信柯劭忞,云“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罗振玉《海宁王忠志公遗书》初集弁言)中国帝制结束加欧洲四大帝国解体,是从根本上改变王国维世界观的历史事件。从此,他对西方绝望,认为只有东方固有的道德政治可以救中国、救世界。

王国维反对的“革命”

王国维生活在一战前后。一战前有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一战后,四大帝国解体,走向共和。中国走向共和还在一战前。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这两件事,在他看来,都是“亡国”

王的身份认同是逊清遗老。郑孝胥说“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预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这是一战和俄国革命给遗老留下的印象。王有类似感想。

王国维最恨,第一是袁世凯,第二是北洋政府,还不是孙中山。他最恨倾侧反复之人。《颐和园词》“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年顾命臣。”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恰好是这批人(改朝换代往往如此)1919 年 1 月 19 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俄过激觉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人亦未必不渐渍其说,如此则欧洲之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故昨致凤老一长函,请其说当局于欧洲和会提出以国际同盟为剿灭过激党之神圣同盟,合世界之力以扑灭之。”他最害怕“过激党”。王国维既反共和,也反共产,与郑孝胥说相似。但“共产”是远虑,“共和”是近忧。他反对的首先是北洋政府,其次是国民党。他自杀前,共产党刚遭镇压,还未成气候。

《论政学疏稿》(1924)是王国维当“南书房行走”时给溥仪写的奏折。

王国维受一战刺激,认为西政源于西学,资本主义不行,社会主义也不行。资本主义之弊在于“贪”,社会主义之弊在于“均”。

王氏之学属于“道咸以降之学”,特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新不旧、不中不西。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论证,中国帝制是周制的延续,道德之化身。他相信,东方之道德政治必将大行于天下,只有周孔之制可以救中国、救世界。陈寅恪也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他们都尊孔,尊孔是宗周,属于制度尊孔。今世失意于资、社二道者,多趋此途,或称“文化保守主义”。

《股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 (1917 年)

《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考》(1916 年)此文把战国文字分为古籀东西二系,不但对破汉代今古文学之争和考镜字书源流有凿空之功,也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开山之作。王氏从有限资料,洞察隐微,发现规律,寥寥几百个 字(598 字),把事情点明说透,在王氏作品中是最精彩的一篇。王作此文时,战国文字,材料贫乏,只有至印、陶文一类小零碎,跟今天没法比。但王氏借传世文献,对汉代古文家说和《史籀》《苍颉》《说文》等字书耙梳整理,作为立说基础,由博返约,凿破混沌,十分难得。此说甫出,学者不之信。王氏曾撰《桐乡徐氏印谱序》再申前说(针对钱玄同)。今出土材料山积,不但有玺印、陶文类短铭,还有大批简帛文字。所有发现一再证明,此文为不刊之论。1959 年,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是此文的进一步发展。战国文字研究起步最晚,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后,才成为显学。

《顾颉刚日记》一生心仪王国维。1970 年补记:看此段文字,知我那时引为学术上之导师的,是王国维,不是胡适,而数十年来,人名诋我为“胡适门徒”,则以《胡适文存》销行之广,决非《观堂集林》可比也。胡适利用我能为彼搜集资料,以此捧我,又给我以生活费,使我甘心为他使用,与朱家骅之百般接近我,以金钱为饵,同为政治手段。此种手段,只能买我一时,决不能买我永久。至于我之心仪王國维,则是我一生的不变看法。我之成绩不及彼,则是时代动荡所构成⋯⋯

王国维与“二重史证”。学者都说,王国维是“二重史证”的发明者。“二重史证”是他最重要的理论,也是考古 学和历史学最重要的理论,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首先,不待王氏出,宋以来的金石学就强调“证经补史“”,“证经补史”本身就是“二重史证”。其次,王氏的“二重史证”是地下文字与地上文字互证,还不足以概括历史学和考古学范围内的互证。最后,很多西方汉学家怡怡把此说当作中国学者的通病,反而主张考古自考古,文献自文献。其说诚多可商,仍有可取之处。考古和文献各有各的读法,不尽是互证关系。

王国维与法国汉学。1907 年,王氏初识伯希和(伯希和比王国维小一岁)于北京。1909 年,蒋伯斧发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1911 年,伯希和、沙畹发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9 年,王国维发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又从日文翻译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语言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收入《观堂译稿》上),仿伯希和,先后作《西胡考上》《西胡考下》《西胡续考》《西域井渠考》《西胡杂考》《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九姓回鹘可汗碑跋》。1925 年,作《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