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后的王国维：改治国学
1911 年，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是其人生转折点，从此尽弃前学，改治国学。王氏受惠于罗氏，世称“罗王之学”“罗王之学”是研究“五大发现”的学问。
什么是“五大发现”？1925 年，王氏在清华总结：1.“般墟甲骨文字”（1899 年，即般墟甲骨）；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 （1901 年，即汉晋簡牘），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軸”（1900 年，即敦煌遗书），4.“内阁之书籍档案”（1909 年，即大库档案）；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1901 年，即中国民族古文字和中国境内的外国古文字），见氏著《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王国维与时代潮流
1911 年的革命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南北战年”，从此结束帝制，走向共和，这是第一个刺激。另一个刺激是 1914–1918 年的欧战和欧战引起的俄国革命。王曾致信柯劭忞，云“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罗振玉《海宁王忠志公遗书》初集弁言）中国帝制结束加欧洲四大帝国解体，是从根本上改变王国维世界观的历史事件。从此，他对西方绝望，认为只有东方固有的道德政治可以救中国、救世界。
王国维反对的“革命”
王国维生活在一战前后。一战前有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一战后，四大帝国解体，走向共和。中国走向共和还在一战前。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这两件事，在他看来，都是“亡国”
王的身份认同是逊清遗老。郑孝胥说“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预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这是一战和俄国革命给遗老留下的印象。王有类似感想。
王国维最恨，第一是袁世凯，第二是北洋政府，还不是孙中山。他最恨倾侧反复之人。《颐和园词》“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年顾命臣。”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恰好是这批人（改朝换代往往如此）1919 年 1 月 19 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俄过激觉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人亦未必不渐渍其说，如此则欧洲之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故昨致凤老一长函，请其说当局于欧洲和会提出以国际同盟为剿灭过激党之神圣同盟，合世界之力以扑灭之。”他最害怕“过激党”。王国维既反共和，也反共产，与郑孝胥说相似。但“共产”是远虑，“共和”是近忧。他反对的首先是北洋政府，其次是国民党。他自杀前，共产党刚遭镇压，还未成气候。
《论政学疏稿》（1924）是王国维当“南书房行走”时给溥仪写的奏折。
王国维受一战刺激，认为西政源于西学，资本主义不行，社会主义也不行。资本主义之弊在于“贪”，社会主义之弊在于“均”。
王氏之学属于“道咸以降之学”，特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新不旧、不中不西。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论证，中国帝制是周制的延续，道德之化身。他相信，东方之道德政治必将大行于天下，只有周孔之制可以救中国、救世界。陈寅恪也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他们都尊孔，尊孔是宗周，属于制度尊孔。今世失意于资、社二道者，多趋此途，或称“文化保守主义”。
《股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 （1917 年）
《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考》（1916 年）此文把战国文字分为古籀东西二系，不但对破汉代今古文学之争和考镜字书源流有凿空之功，也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开山之作。王氏从有限资料，洞察隐微，发现规律，寥寥几百个 字（598 字），把事情点明说透，在王氏作品中是最精彩的一篇。王作此文时，战国文字，材料贫乏，只有至印、陶文一类小零碎，跟今天没法比。但王氏借传世文献，对汉代古文家说和《史籀》《苍颉》《说文》等字书耙梳整理，作为立说基础，由博返约，凿破混沌，十分难得。此说甫出，学者不之信。王氏曾撰《桐乡徐氏印谱序》再申前说（针对钱玄同）。今出土材料山积，不但有玺印、陶文类短铭，还有大批简帛文字。所有发现一再证明，此文为不刊之论。1959 年，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是此文的进一步发展。战国文字研究起步最晚，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后，才成为显学。
《顾颉刚日记》一生心仪王国维。1970 年补记：看此段文字，知我那时引为学术上之导师的，是王国维，不是胡适，而数十年来，人名诋我为“胡适门徒”，则以《胡适文存》销行之广，决非《观堂集林》可比也。胡适利用我能为彼搜集资料，以此捧我，又给我以生活费，使我甘心为他使用，与朱家骅之百般接近我，以金钱为饵，同为政治手段。此种手段，只能买我一时，决不能买我永久。至于我之心仪王國维，则是我一生的不变看法。我之成绩不及彼，则是时代动荡所构成⋯⋯
王国维与“二重史证”。学者都说，王国维是“二重史证”的发明者。“二重史证”是他最重要的理论，也是考古 学和历史学最重要的理论，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首先，不待王氏出，宋以来的金石学就强调“证经补史“”，“证经补史”本身就是“二重史证”。其次，王氏的“二重史证”是地下文字与地上文字互证，还不足以概括历史学和考古学范围内的互证。最后，很多西方汉学家怡怡把此说当作中国学者的通病，反而主张考古自考古，文献自文献。其说诚多可商，仍有可取之处。考古和文献各有各的读法，不尽是互证关系。
王国维与法国汉学。1907 年，王氏初识伯希和（伯希和比王国维小一岁）于北京。1909 年，蒋伯斧发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1911 年，伯希和、沙畹发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9 年，王国维发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又从日文翻译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语言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收入《观堂译稿》上），仿伯希和，先后作《西胡考上》《西胡考下》《西胡续考》《西域井渠考》《西胡杂考》《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九姓回鹘可汗碑跋》。1925 年，作《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