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與佛教
尼采對佛教有很深的瞭解，他同時經受哲學和宗教問題的困擾，他探究的是「健康、未來、生長、權力、生命」
。
尼采對佛教的誤解多來源於叔本華。
明代政治與經學：周公輔成王
經與權
權：用務實主義，卽非道德語彙爲決策工具辯解。
艾爾曼將鴟鴞理解爲，將管蔡喻爲鴟鴞。顧立雅、夏含夷認爲，青銅器的周公多爲征服者、次要人物，周公在周初不得人心，
漢唐注疏
史記、孔傳、王肅、孔穎達都反對鄭玄，認爲是東征。
到了宋代，李世民無恥的奪權行爲被視爲私利，而非知權。
宋代觀點
「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
。
朱熹贊同特殊情況下的權。至於道德權衡，只有聖賢可以運用，並且聖賢必須明白自己的行爲合乎義。所以他贊同周公殺管蔡，反對唐太宗殺兄奪權。
明初對周公標準之運用
練子寧與方孝孺對燕王的反駁有雷同之處，或許因爲兩種記載已經合併。殉道者與皇權皆聲稱自己掌握道學。朱棣篡位後提倡道學，聲稱自己師法周公。案朱熹的標準，朱棣就是篡權，但當時的官員，都是將道學與政府專制結合不可或缺的助手。1402 年事件暗藏的是統治者與儒家菁英相互利用。
明初經傳及典籍之編纂
明代對周公及永樂之治的觀點
王陽明：聖人在複雜情況下，訴諸當下要求，以內心良知求得解決之道，如舜不告而娶。
清代關於周公之辯論
姚際恆：引
孫星衍：史記、孔傳、王肅是古文，解釋爲東征是對的。
王鳴盛、段玉裁：居東
莊存與：支持鄭玄。長篇大論謂周公攝政，掌有實權，周公直到管蔡正法後，纔被成王任命爲相。
劉逢祿反對鄭玄，周公只是一忠誠宰相。
崔述肯定壯存與，周公未攝政，未東征。周公作「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時何人踐祚，何人聽政？成王之自臨朝視政明矣。」
皮錫瑞：西漢沒有「居東」
的說法。
章炳麟同意「權」
。
道學之末流——從宋明道學至清朝考證學的轉變
裴德生 Willard Peterson：逐條構建知識。
過去的復興
考證學家不僅是古物學家，其實是相當哲學的。態度的轉變源於意識到恢復宋代新儒學之前形態的必要性。他們認爲能夠重構被新儒學污染了超過六箇世紀的原始儒學純粹的聖賢眞理。第 56 頁「他們從古代書寫中尋到的是一種批判的意識和跟他們所處時代相契合的世俗精神⋯⋯完全有權利認爲他們自己已經恢復了與古代曾經中斷的對話」
。考據學家強調以具體的可徵信的事實來代替抽象的概念化的關聯範疇。
列文森 Joseph Levenson：「經書從此不再成其爲經書了。」
經學歷史化在 17 世紀之前就已經大大推進。第 56 頁：「他們這種立場在邏輯上並沒有保證，足以去處經典的作僞成分的考證學方法論不會導致對所有經典進行歷史再解釋。」
古代與現代
衝突表明復古是正在形成的世俗主義 secularism 的一箇部分。余英時：對智識主義堅定的致力取代了明代的反智識主義。
第 59 頁：考據方法潛在地呈現出自身的獨立性，因此考據的意圖與結果截然不同，自由考證與文化顛覆之間細微的界線最終被打破，考據的離經叛道帶來了哲學的離經叛道。戴震系統論證了考據方法如何運用於儒家哲學的關鍵概念。戴震還是傑出的社會批評者，他把孟子作爲與程朱相對立的哲學。
學術話語的轉變
清初學者都能意識到自己對新儒學的繼承。一種精確的、技術性的詞彙逐漸發展。考據不是任何人的專利，王應麟就有考據研究，清代宋學也有考據。
戴震、錢大昕、阮元將一些西方天文學數學的技術層面包含進儒學的架構之內。
18 世紀的西學與考證學
導言
北京的算學館
1713 年，算學館在蒙養齋成立，制定曆法，只任用清朝文人和旗人。
1723 年，
康熙朝的曆象考成
古代中國算學的復原
梅㲄成痛惜欽天監元明天學儀器的損壞，這些傳統曆法遺產的損失，促使他努力復原宋元「天元術」
：李冶
古代中國算書的輯佚與校勘
一些算學家：陳世仁、沈欽裴、明安圖、羅士琳、李潢、董祐城、汪萊、戴煦、李銳、李善蘭、項名達。
1726 年，
算經十書 的復原
毛氏汲古閣是從南宋版本輯錄的，戴震從
宋元算書的重現
秦九韶
1801 年，張敦仁以「天元術」
重解
四庫全書對西學的批評
四庫館臣常避免提及歐洲的知識。
四庫全書中的天文算法
58 種天文算法類著作，50 部是戴震等從
四庫館臣將算學放在子部，拒絕放入小學之下。
阮元與疇人傳
阮元反對將天文曆算與樂律、易經聯繫在一起。他尋求將歐洲與中國算學建立在同一概念基礎上的融合。他也將天文曆算與經學考據整合在一起。
從晚明開始，越來越多的文人投入天文曆算，到康熙時期逐漸提升，成爲經學的分支。
文人的自然學：經典與算學
盛百二
陳懋齡
考證研究時代文人的算學
李汝珍師從凌廷堪。程瑤田與凌廷堪、戴震都有聯繫，
隋唐對中古曆法的論說都用了祖沖之圓周率。錢大昕、李銳用 3.16。李銳讚賞錢塘對 3.16 的證明，認爲這箇更古老的値比 3.14 更精確。他偏離了實事求是的路徑。
復興古代算學的作用
19 世紀中葉，微積分進入中國，中國人並不能找到一箇本土的先例。李善蘭、華蘅芳等承認，儘管四元術可能比耶穌會士的代數學高明，但中國人未能發展出微積分。
作爲哲學的考據：清代考證學中的觀念轉型
引言
從新儒學的人文主義觀點來看，清代考據學破壞了國家正統倫理價值和人文主義理想。但這種背叛是從其內部培植而來的。正統思想在明末已墮落爲致力於增加獨裁統治權的形式主義。
知識的問題
理性主義統治著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以先驗理性把握關於世界的實在眞理。到了約翰·洛克、喬治·貝克萊、大衛·休謨，將知識論提高到最高層次，轉向經驗主義。
清代學術也有這樣相似的過程。錢大昕認爲天文曆算納入經學系統，是對幾箇世紀以來專注道德哲學的逆轉。考據學用精確經驗的語言取代了新儒學「對經典的評論」
，福柯：評論使語言神聖化了，文本考據結構了語言，使得不朽文本降格爲實用的文字。
仁的重估
從戴震到阮元
對仁、性命的討論
從阮元到焦循
義憤填膺者：方東樹
結語：政見及其先決條件
1824 年方東樹給阮元的信中，說漢學帶來道德的麻木和毫無用處的博學，結果就是廣州的鴉片政策。
譚嗣同在
把宋學當成一種哲學，沒什麼問題；如果當成意識形態，它經常屈服於政治投機的策略和對帝王威望的保全。考據學家並不僅僅在攻擊新儒學的哲學，他們在解構一種強大的帝國意識形態，他們對 20 世紀初最終摒棄儒家君權作出了初步貢獻。
中華帝國後期的科舉制度
綜述
經典考試是將文化、社會、政治、教育有機結合的機制，旣適應了官僚政治的需要，又維持了中華帝國後期的社會結構。科舉選區的人很有限，大部分成爲了一箇龐大的識字人群、底層菁英，他們在社會各方面發揮作用：醫生、宗族代理人、訟師、戲曲家⋯⋯
清朝末年的教育理念
教育、社會與考試
隨著儒家經典課程的程式化，官學很少舉辦教學活動，官學從未達到大眾教育的目標，成爲準備科考的考試中心。
政治更新
卽使皇帝，也必須受到用以維護自己統治合法性的理論的教育。
社會再生產
明代，商人家庭的孩子可以參加科舉。
文化再生產
明代的「士人文化」
造就了「文人」
，他們雖然落選，也能憑藉自己的能力創作文集、小說、醫書，或教書育人。
大家族能夠依靠經濟實力獲得科舉成功，培養出位居高官的人物，擁有更高的政治經濟特權地位，周旋於菁英圈子。
權利、政治與科舉
科舉名額配比，顯示出科場成爲朝廷的政治利益、士人的社會利益、經學的文化理念彼此競爭折衷的場所。
識經能力和社會層面
卽使採用最嚴格死板的八股文，考官也沒有時間去讀完每篇文章。
知識領域
權威喪失與去經典化
改革與革命
科舉廢止後，新式學校並不成功，因爲並不能取代原有的促進大規模文人流動的公共制度。
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
清代科舉之演進
三場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各場隔三日：
- 四書三篇；五經四篇
- 孝經一篇。後增加
性理精義 、太極圖說 - 策論五篇
每場內容後來有變化。從明代到 18 世紀晚期，都用宋人注釋。
在漢學影響下，五經中都各出一題。
科舉與經學正統
從科舉考題「人心道心」
「克己復禮」
等入手，討論程朱理學。感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此處分析。
晚清策論題的漢學宋學之爭
古文尚書之爭
尙書策論題之改變
考官熟悉漢學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尙書眞僞問題進入科舉考題。
科舉鄉試策論之改變
1819 年山東鄕試，問尙書今古文問題。1807 年山東鄉試，考官孫星衍問音韻問題。
會試策論題之改變
明清華南鄉試中史學知識角色的轉變
中華帝國晚期的史學研究
錢大昕否定尊經卑史，先秦未對經史作高下之分。
清代鄉試題目中，史學類比例提高，理學類比例降低。選
策問在科舉中的作用
萬曆年間策問比例大大提高
1516 年浙江策問中的史學觀
一分「道德化史學」
的答卷
1594 年福建鄉試策問中史學策問
史學爲道學的附庸
1654 年史學策問及答卷分析
經典釋傳與明清經義
明清文官制度創造出科舉出身的文化特權群體，他們有著共同的經典價值觀、歷史思維模式，而底層民眾接受的是鄉土傳統、地方信仰、方言。
語言、經學、書法和文化複製
文言、白話之間的巨壑，保證了儒士可以進入一箇地方民眾無法企及的書寫話語體系。
八股文和成化十一年1475 後的形式主義文風
明清時對八股文的來源眾說紛紜。李贄贊同八股文，認爲文制變遷時文化動力的表現。
王鏊擅長制義，在八股文形成中有關鍵作用。
接著分析八股的修辭技法。拉丁文對譯：
- 破題 apertura
- 承題 continuatio
- 起講 exordium
- 起股 anterior pars
- 續股 propositio
- 中股 media pars
- 後股 posterior pars
- 大結 conclusio
格式極爲嚴格，對句中一字多少都不行。加入語詞，模仿聖人言語，如先聖臨在。
科場外的文人異見
艾南英、呂留良、戴名世的故事。
⋯⋯畧
重思儒學
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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