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特金斯《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述要

『卽使在最黑暗的日子裏，人們也不曾放棄恢復昔日光榮的希望

導論

近代自由主義相信：法律下的自由時人類應當享有的生存環境，它有賴於官員對獨立組成的公意機構的遵循。與之相對的是通過倫理規範社會，培養有高度倫理義務感的人，來治理它們的同胞。

中世紀，教會有權要求世俗統治者按照上帝規定行使有限職能，近代自由主義則是這種基督教文明的世俗形態。自然法興起，議會取代了教會，成爲限制統治者獨斷專行的方法。

法治思想的淵源

希臘

一般來說，一箇民族若要有高度發達的文明，必須有賴有閒有錢的官僚階層來進行創造。希臘羅馬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在社群而非官僚的基礎上創造出文明。小城邦的行政體系非常簡單，每箇公民都能勝任，不用像大軍事帝國那樣爲組織問題而發愁。因此城邦的第一要務是維持社群精神。古代政治家一致認爲，法律是維持城邦團結的唯一力量。當城邦內部發生黨派利益衝突時，需要做的就是改進法律以平息民怨。

遠東民族的思想特徵是避免明確的邏輯區分，這是倫理所連繫的社會的正常需要。因此西方人在接觸遠東民族的時候，覺得他們極端曖昧、不合邏輯，這是歷史經驗造成的。古代政治學家把城邦法律像自然狀況那樣去維護，因爲一旦破壞這種自然狀況，就會危及社會健康。

城邦政治最後失敗的重要原因，是未能建立有效的國際秩序。他們很難把旣有法律框架施用到殖民地，或者不願意將公民權延伸到疆界之外，因此只能靠武力來維持霸權。內部，城邦生活很難發展出一套能用於所有人的立法，一旦某一派掌握了國家運作，他們就會依靠無限制的階級立法來打擊對方，最終演變爲無休止的內戰。另外，司法過程也未有依靠專業的法律人員，而是公民的辯論大會。

羅馬

羅馬與希臘不同，殖民地上依然有完整的公民權，都生活在羅馬法律之下。羅馬人也有效避免了內鬥，元老善於妥協，嘗試建立一種均衡的憲政制度。他們設立護民官，賦予平民否決所有官方行動的權力。

羅馬的貴族政治由來已久，與希臘不同的是，政府官員必須精通法律纔能執行任務。專業法律人士也逐漸強盛起來，在共和國晚期強大到足以塑造羅馬制度的發展。司法民政官就職時會發表民政官詔令，諭知人民他將採取的法律制度；每任民政官往往會襲用前任「故事」，這套法律體系也就逐漸完備，最終形成査士丁尼時代的系統法典。

但羅馬依然衰落。共和體系雖然以嚴格的法律約束官員的活動，但無法承擔起帝國的統治責任，必須賦予皇帝以無限的權力，皇帝可以肆無忌憚。

教會的崛起

基督教徒堅持，「凱撒之事歸凱撒，上帝之事歸上帝」。除了法律概念之外，二元社會觀或許是塑造西方文明的最大力量。原始宗教不能滿足更大規模的政治組織，因此要在廣大地區達成宗教團結的方法，就是拒斥地方性神祇，臣服於同一普遍神明之下。

當政治下行之時，神秘主義就會逐漸佔據上風，基督教的壯大則克服了這種傾向。印度人強調人的性靈，抹煞人的肉身；猶太人則相信，人的塵世生活就是上帝意志的展開，箇別歷史事件就是整箇上帝目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猶太人具有很強的歷史意義感，如果國運昌盛，那麼表明上帝對他們感到滿意。但悲劇就在於，歷史對他們的裁判充滿敵意。

基督教克服了猶太教的弱點，他們拒斥摩西律法的繁瑣規定，訴諸人類的良知，又把人類從歷史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絕大多數原始宗教都相信生命時死亡與再生的無盡循環；但基督教相信，歷史是有意義的，有開始–中間–末日審判。此生是一箇人獲得救贖的唯一機會，人的每時每刻都必須服從上帝的律法。因此，基督教人性觀有兩股緊張的力量：超自然價值和塵世生活，不同的派別就在這兩股力量之間作出抉擇。十字架的意義：肉身是苦難的，是通向最高精神的途徑，就連耶穌基督也不例外；因此，藝術家爭相描繪耶穌蒙難的那一刻有多麼醜惡，來喚起人們最深刻的印象。十字架上的人也是眞正的神，因此三位一體學說就是神學家辯護的重點。

爲了解決教義爭端，教會出現，他們也保護信徒免受異端的誘惑。二元社會也因此出現，教會挑戰了政府對公共事務的壟斷，國家被貶爲次要的機構。西羅馬帝國崩潰後，蠻族王國的君主制比較原始，而教會則能在羅馬教皇領導下取得一致，教會有很大的世俗權力，甚至形成了教皇國；拜占庭帝國則有強大的中央集權，而教會組織卻很脆弱。這樣的影響就是，東方有著強烈的神祕主義思想，希望拋棄世俗責任，隱士 hermit 成爲東方基督教的代表；西方則惡厭棄修道生活，強調所有人類工作的精神價值。教皇國也有世俗化傾向，比如教皇位置的殘酷爭奪，這些情況威脅了基督教的二元社會觀。到了中世紀末期，神聖羅馬帝國的建立促進了宗教復興，強調教皇權威，教會體系重新統一，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的忠誠幹練，博洛尼亞大學提供研究羅馬法的法律人才——教會重新穩固起來，避免了世俗化對二元論的破壞，教會組成成爲比任何世俗行政體系都有效力的機構。世俗政權也開始集合力量，加強了中央集權。在長期的鬥爭中，神聖羅馬帝國消耗了國立，變得無足輕重，法國英國等國家成長起來，有能力對抗教皇。在法國的壓力下，教皇不得不從羅馬遷往阿維尼翁，標誌著絕對神權統治歐洲的可能性永遠消失了。

此後，二元觀成爲政治生活的基礎。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分工明確，政府負責保護基督徒免受暴力干擾，人類的終極目的則是教會的社會職能。這種觀念的出現代表西方文明的確立。同時，法律觀念也從未遠去，「享有法律下自由的社會」這一遠古理想始終在人們心中；羅馬法不僅以教會法的形式存在，更化身爲地方習俗。教會是道德的守護者，可以通過自己的法庭對各類法律問題作出裁決，世俗統治者也必須聽令；如果世俗統治者膽敢違反教會律法，基督徒就有責任提出抗議，必要時推翻他的統治。

世俗化危機

隨著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到來，教會從能代表所有人到只能代表一部分人，西方文明逐漸世俗化。十六世紀以來，重建二元社會就是西方政治的主要問題。

宗教改革希望的是重振基督教，他們抱怨的並不是天主教會的存在，而是那些教會的長年積弊與腐敗作風。但宗教改革的影響正好違背了改革者的初衷。但畢竟尾大不掉，新教徒最後決定建立屬於自己的教會組織。反改革運動中誕生了耶穌會，他們的熱忱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使得大部分地區都未加入改革；改革派也由於缺乏統一領導，分裂成互不妥協的教派。不論是路德派還是加爾文派，都未有拋棄二元社會的理想。

同樣湊巧的是，改革派的主張得到了世俗統治者的喜愛，他們不滿足於教會的特權。教皇宣布新教爲異端，薩克森選帝侯這樣的人保護了他們；作爲回報，新教也不得不向世俗權力妥協。結果就使得新教變得軟弱，無法對世俗統治者產生制衡。同樣的原因，天主教會的力量也被削弱。中世紀的政治理論家都認爲人民推翻暴政是天賦人權，這聽起來很有現代意味，但是這裡的人民指的是封建領主、地方議會，其中異端佔大多數。在宗教改革時代，一箇國家的人民分屬兩箇教會，這樣的情況下重申中古的暴政論不過是徒增紛擾。寶年間，西歐因空前慘烈的宗教戰爭而四分五裂，三十年戰爭消滅了歐洲近半數人口。經歷這場浩劫，人們覺得宗教狂熱主義是不可忍受的罪惡，期盼國家絕對主義；又經過啓蒙運動，教會的聲望終於破產。這一精神的代表是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確定了國家主權原則，世俗政權有權決定境內的官方宗教，用寬容精神對待宗教分歧；在新教國家，統治者自己就是教會領袖，在天主教國家，統治者也有對宗教階層徹底的控制。

此後，世俗活動都特別繁盛，爲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立下基礎。爲了戰爭，政府效率大大提高，戰後爲了重建，重商主義出現，到十七世紀末，有效率有訓練的官僚體系已經具備。接下來的問題時，如何應對權力擴大了的官僚體系？對於經歷了戰爭浩劫的人來說，只要和平，一切代價都可以接受。馬基雅維利主義就深信高效的政治秩序是人類生活的最高目標，可以犧牲任何法律道德來達成這箇目標。類似的，霍布斯認爲讓國家掌握絕對的權威纔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秩序。

但二元傳統也根深蒂固，如何在世俗制度上保存這箇體系，就是近代政治的課題。十七世紀的政治理論家極力強調自然法的槩念，當教派紛爭使人們無法對宗教啓示取得共識時，自然便成了維繫社會的唯一力量。同時，國際法的力量也誕生了，寄希望於世俗的統一理性而非天啓。

中古教會的權力在於能動員社群的道德共識，那麼如今，就必須再建立一箇足以替代教會的社群，來對抗官僚體系。很幸運，中古後期已有現成的先例。統治者爲徵稅疲於奔命，因此他們把收稅權委託給代理人，這就形成了一種習俗：定期召集貴族、教會、自治城市的代表開會，迫使他們以各自階級的名義徵稅。很快，這些代表發現他們可以趁機向國王爭取具體的讓步。中古議會的槩念就此形成。

議會實踐最成功的是英國。斯圖亞特王朝，議會組建起自己的軍隊和行政機構，公開與國王對抗，取得決定性勝利；光榮革命後，查理二世不得不承認議會的平等地位。英國的經驗催生了新的政治思想。洛克對輝格黨立場的闡釋是，建立社會的目的是確保人類的天賦人權；王室行政人員是社群意志所創造的；議會是社群行動的代理人；立法與財政權由議會掌握，以制衡國王的行政力量；一旦王室侵犯了社會利益，議會有天賦的權力與之對抗。孟德斯鳩自由有賴於分權的曆輪，正是傳統認識「自由是教會與國家分立的產物」的翻版。

議會實踐只有英國最成功，其他歐陸國家未能形成英國這樣的中央集權，議會往往只能代表地方，根本未有能力抗拒國王的要求；英國上下兩院利益較爲一致，其他國家常常有三院，各院代表特定社群，難以達成一致；歐陸戰爭頻繁，絕對王權有充足的理由擴大權力——十六十七世紀，歐陸議會制度急遽衰退。卽使是在英國，國王和議會的均勢也很快遭到破壞，議會由鄉紳地主構成，他們迫不及待壟斷權力，走向了議會專權，權力被寡頭掌握。

在中世紀，普通百姓懂得爲信仰挺身而出，但是新的二元制是世俗的，百姓認爲世俗層面的事務是統治階級的專利，因此不再那麼熱心。十八十九世紀，各箇階層政治責任感的覺醒，爲議會制度注入新的活力。

普遍意志的問題

社群問題是近代政治的主要課題。洛克等人提出社會契約作爲社群的基礎，但只是用來界定政府權力的邊界，而未有研究人是通過什麼過程來獲得有效執行群體行爲的能力。盧梭1712–78是第一箇直接面對這些課題的人，他相信政治生活有賴於整箇社群的意願和有效參與，以及這一過程的困難，他在孟德斯鳩的基礎上提出普遍意志，希望解決這些困難。

當時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維持秩序，多數人都願意接受專制，盧梭對社群問題的關心就不合時宜。盧梭是日內瓦公民，日內瓦是少數碩果僅存的共和國，盧梭也以自己是箇能積極參與政治的公民爲傲，這使得他與當時的知識分子格格不入。他是箇波希米亞式人物，無法融入社交，使得許多欣賞他的朋友與他疏遠，唯一的辦法就是隱遁鄉下。這樣的不順遂促使他從箇人與社會關係的角度去看問題，他旣期盼能獨立表達的人格，也希望要能建立人與社會的圓滿關係。

他的一篇論文主張原始社會優於文明社會，人們在原始部族中接受一致的價值觀教育，爲了共同目標而同心協力，希臘羅馬人就是這樣，有和諧的社會模式。他希望通過對原始社會的分析與歸納，來克服當代歐洲的缺陷。從意志的角度來探討問題是一箇大膽革新，此前都認爲如果政府滿足最大功利，便有理由存在；在盧梭看來，政府所做的事應該是每箇社會成員想做的事，政府不應該挫敗箇別意志。〔按：這不就是墨子的想法嗎〕但這樣肯定就指向無政府主義；盧梭的名言是「被迫去獲得自由」，但是這是與普遍意志自相矛盾的。爲解決這箇問題，就必須分析人類意志的本質。箇別意志也肯定會與普遍意志產生衝突，唯一的辦法就是箇別意志屈從於普遍意志，自由的限度就是：唯一合理的強制是由普遍意志指示的強制。當盧梭說「政治自由有賴於普遍意志」時，他就是在陳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普遍意志應當限制在社群同意的限度之內。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達成普遍意志。他含糊的說：「普遍意志永遠是對的」，而未有澄清，但他的道德特質將他引向理性主義。人類本性是善的，普遍意志是人類道德能力的表現，唯有立法可以顯現普遍意志，因爲法治是眞正理性的，而不是特定的決定。

普遍意志導出了一種毫不妥協的二元觀。嚴格區分社會與政府是最重要的事，整箇社群的任務是在立法中體現道德共識，然後監督政府強制執行該立法，必要時可以解散該政府。任何行政行爲都是箇別意志，因此如果立法想要接管政府功能時，就不再是普遍意志了。

像柏拉圖對雅典民主失望，認爲只有讓知識貴族利用神話等非理性工具將他們的觀念強加於其他人身上，社會纔能統合。盧梭也對當時的歐洲政治失望，他雖然深信人性本善，但也對人類的政治能力持悲觀看法，他並不相信人類的理性。他成爲了近代自由主義最早的提倡者和批判者。自由主義認爲，各箇社群都要發展、表達自己的觀點，與其他社群協商，在此基礎上形成普遍意志，但是盧梭和極權主義者一樣，不相信這一看法。他認爲任何箇別意志都是對普遍意志的戕害，他對政黨尤幹恐懼。他也和極權主義一樣，訴諸領導。在憲政民主中，領導有協調、修正的能力；在盧梭眼中，領導不僅是社會的合作者，也是創造者，人們共同景仰某一傑出領導而團結在一起。與極權主義不同的是，盧梭反對暴力強制，主張說服。這就注入了非理性因素，他也贊同通過誘騙來讓民眾接受立法者爲他們安排的生活方式，因爲他不相信一般人有能力辨別在眼前的眞理。只有在城邦國家，民眾纔會絕對忠於自身的特殊傳統。他也認識到城邦要以聯邦的方式重新結合，但是這與他的極權主義觀點不相容。凡此種種，盧梭極度悲觀，民眾太過腐敗，卽使是最智慧的人去說服他們，他們也不願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人類不是在往前進步，而是從早期的完美境地中墮落下來。

盧梭長於直覺與靈感，缺乏系統與邏輯，但他依然是自由主義的靈感之源。康德就是在讀了盧梭之後改變了看法，對普通人對理性產生了新的敬意。他的定言命令消解了箇別意志與普遍意志的鴻溝，他也明白盧梭的擔憂，但他相信箇別意志的衝突不僅不會削弱，反而會加強整箇社會的整合，普遍意志是逐漸演化而成的。近代自由主義正是遵循康德的路徑，纔克服了盧梭的困難。制度具有惰性，需要經常以激烈的改革運動來克服弊端，因此近代自由主義的歷史便由一系列革命危機構成。

啓蒙運動

近代自由主義發展的第一箇階段便是中產階級的興起。十八世紀的革命看似突發，其實是諸多力量的碰撞造成的。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讓生產力大幅提高，工廠出現，宗教審查制約著知識傳播，行會阻礙技術進步，過去足以應付靜態社會的制度，已不能適應動態社會，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能從革命中獲利的大多是中產階級，那時的制度讓他們不能利用機會。

啓蒙運動關心同樣的問題：如何將創造力從古舊的社會體系束縛中解放出來。亞當斯密關心自由貿易，英國功利主義者主張使國際貿易合理化；伏爾泰抨擊審查制度；貝卡利亞專注刑法改革；法國經濟以農業爲主，重農學派關心農業發展。啓蒙運動直接挑戰了基督教的來世觀念，但人們依然相信天啓會降臨，完美是歷史的結局。人們相信歷史是進步的，現在已經超越了希臘羅馬，未來令人振奮。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雖然他本人成了大革命斷頭臺下的亡魂。

進步史觀賦予人極大的自由去批評過去，最典型的例子是功利主義。需要注意的是，十八世紀的進步觀依據的不是十九世紀的歷史進化觀，而是十七世紀科學的數理前提，也就是自然是一種機械，同樣的人類理性可以達成終極的完美。富蘭克林富有盛名，因爲他給同時代人一種人類理想之化身的形象，他富有熱忱，不爲複雜的哲學思想所限制，這正是革命所需要的。

基督教有獨善與兼善的矛盾，旣推崇道德自我中心主義，可以爲了信仰拋棄家庭，也包含強有力的社會因素，想要將全人類團結在一箇充滿愛的社群中。啓蒙思想也像這樣處於兩難境地。誇張的箇人主義認爲箇人有權利不顧傳統約束去追求箇人權利。例如心理學的感覺論學派認爲人生來是白板，人格的發展全是獨善企圖造成的，是爲了使箇體痛苦降至最低，箇人動機完全是爲了追求合理的箇人利益。另一方面，啓蒙主義者樂於奉獻，希望減少人類的苦難。邊沁體現了這種兩難狀況，功利主義者認爲人的快樂和痛苦也像物體的質量與速度一樣可以衡量，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爲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幸福」，以快樂來抵銷痛苦，獲取最高的人類幸福淨值；假如懲罰能對抗箇人自私心而更符合整體社會利益，那麼道德權威的最高來源將是國家而非箇人。這實際上是霍布斯式的國家專制主義。

理性主義者對獨善與兼善採取平衡的觀點。他們相信善與同情是人類理性的正常表現，因此理性人會樂於行善，在使自己的幸福趨於最大的企圖中，箇人會以社會能接納的方式行動。中世紀的修士經過縝密訓練，富有宗教使命，他們的靈性旣有益於自己，也有益於社會。那麼在啓蒙運動中，也應找到類似教會的世俗組織，使得箇人主義與人道主義能並存。自由市場滿足了這一要求。在市場中，企業家唯有利己利人纔能成功。正如牛頓科學，市場中的理性人根據自利的吸力與斥力，根據造物主的法則，就能和諧地生活。在智識領域，反對審查制度就成爲了自由貿易學說的翻版。人們相信上帝安排的自由市場的功效，這激勵人採取激進的二元社會觀，經濟或者智識上有意義的價值都是箇人主動帶來的。不過這並未導向無政府主義，政府的作用是保護參與者。

但這種對政府功能的看法太過簡化，很快就在實際經驗的衝擊破滅了。不過，啓蒙主義者相信自願、互利、協商，而非暴力，這是對近代自由主義的持久貢獻。

自由憲政主義的出現

開明專制

十八世紀的思想家關心的是社會福利，不在意國家組織，他們很可能會依然選擇專制貴族制很不可思議，他們的結論是政治權力的行使應當以全人類的福利爲鵠，但仍然掌握在少數知識精英手上。中產階級並不掌握政治權力，他們最緊要的目標是破壞傳統秩序，解放知識與經濟市場，這就需要伸張國家主權中世紀末期以來主權理論一直是對抗宗教封建力量的意識形態武器；而憲政主義是期望維護傳統秩序的人的防衛武器。耶穌會士認爲自己是聖靈的代理人，有能力使統治者臣服於宗教的指引，在數次嘗試憲政的實驗失敗後，決定支持專制王權，借助王權宣揚自己的信仰。出於同樣的原因，啓蒙思想家也希望鼓勵專制王權的成長。很幸運，中產階級並未有展開實驗。

在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前，開明專制是十八世紀思想家最歡迎的政府形式。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結論是睿智的，因爲當時君主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與中產階級脗合，君主意識到軍力與稅收都依賴工商業的繁榮，他們也出於傳統，顯示出對哲學家的友好，以提高自己的聲望。腓特烈、葉卡捷琳娜等等君主，都對得起開明專制之名。

美國

美國革命帶來了變化。美洲殖民地的政治理念承襲英國憲政傳統，未有受到啓蒙運動絕對君主觀的影響。英國採取政商主義，造成北美工商業發展遲緩，英國殖民者對其母國深感不滿。爲了獲得更多自由，他們請求國王紓難，希望能成立自己的議會，但他們的建議未能實現。緊張的情勢終於導致危機。有產業的莊園主由於托利黨的分裂，未有其他社群支持，勢單力薄，亞當斯一類善於煽動民主情緒的人就聲稱人民有權掌握政治事務，在下層民眾間激起革命活動。

事態逐漸發展，美國結成邦聯，各州有無限的自決權力，各州權力都落在了全民選出的議會。各議會都迅速建立起關稅制度，鼓勵通貨膨脹以減輕債務，這些都與啓蒙運動的教導相悖。因此中產階級革命人士都不再相信開明專制原則，轉而恢復憲政傳統。在歐陸，洛克、孟德斯鳩已經成爲古董，但卻成爲了美國政治思想的基礎。

1787 制憲會議是屢次妥協的結果。爲了壓制州政府的有害活動，必須建立一箇強大的中央權威，以保障自由企業的生存，這意味著要把軍事、貨幣、商業管制等終極權力轉移給聯邦政府。三權分立也能保障聯邦政府不出現州政府的多數政治。這是閉門會議，聯邦黨人文集就肩負了向大眾闡明會議精神的重任。

美國的消息傳到歐洲，法國第一箇受衝擊。法國開明專制的問題在於，路易十四以來，法王把上層貴族納入王室的行政體系，免得他們心生判意，這就使得改革無法進行，法國人感到失望，轉而欣賞美國式的革命。法國的中產未有從事商業，而是由農民組成的古老社會，農民對舊制度的壓榨也漸趨不滿，中產唯一的希望就是動員農民。

法國

1789 年，法王召開三級會議，中產改革人士將希望寄託於代表都市社群的第三等級；有人要求將優勢權利交給第三等級，於是他們的席位超多其他兩箇等級，成爲全國代表。於是大會的權力轉移到了改革派手上。在狂熱的議程中，大會廢除了複雜的傳統階級特權，使法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後，又廢除所有地方政府，建立統一的地方行政體系，統一了度量衡。就這樣，在極短時間，傳統的弊端永遠消失了，理性主義者最樂觀的希望似乎要實現了。這次經驗使思想家發現，原來最能接受理性辯論的是大多數人民，而非君王，開明專制 的信念已然崩潰。

事態的發展很快就潑了冷水。貴族特權一旦掃除，中產階級的處境就越來越困難，他們對進一步的改革未有任何興趣，成了保守分子，農民也是這樣，他們寧可依循傳統習俗；其他群體則太過偏激，與中產啓蒙觀念不符。1795 年，不受歡迎的革命權威爲了擺脫困境，命令拿破崙將槍口對準憤怒的巴黎暴民。從那時起，任何改革派政府若得不到武力支持，就無法生存。1804 年，拿破崙加冕爲皇帝。法國人民再度把絕對權威交給一箇人。拿破崙領導下，行政組織達到空前完美，拿破崙法典取代了過時的混亂的司法體系。但軍事擴張要求更多稅收、更嚴格的貿易管制和審查，開明專制再次表現出不適於達成中產階級的目的。

於是法國自由主義者到憲政原則中尋求庇護，絕對多數統治已經不值得信賴。拿破崙失敗以後，中產都願意接波旁王朝復辟，路易十八被迫頒布憲章，保障所有公民的重要權利，設立英國式的兩院。査理十世想廢除這些限制，造成 1830 年七月革命。

結語

貢斯當憲政政治課程是立憲君主制最系統的闡述，但基本原則相當傳統，基於十七世紀英國革命者的分權理論。他提出了五權分立，立法交由兩院，再加上國王的中立權力。爲防止王室收回此前頒布的自由憲章，他訴諸自然法，指出一些行爲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實施的，比如言論自由、契約自由、私有財產等基本人權。

但是啓蒙思想歸根結底，代表的是中產階級的利益，而非公意，對於自身難保的人來說，他們不可能犧牲自己來保全這類制度。1848 年，法國中產王室被推翻，拿破崙三世得到群眾支持，建立第二帝國。這些事實證明，只要憲政政府的運作還受到這些理念的束縛，就永遠未有機會使國會成爲制衡官僚的有效力量。

但這些實踐依然是有價值的，人們學會了妥協的藝術，在國會中獎不同利益匯合爲有效的國會多數，就可以形成制衡力量。日後，各箇社群次第覺醒，迫使政府把參政權擴張開來，納入議會制政府架構之內。這一過程就是近代自由主義的歷史。

保守主義的反動

自由主義的第二階段是農民的覺醒。保守主義最初的目的是防止中產階級革命的衝擊，保衛傳統農村的社會結構。他們之所以接受議會制，不是因爲喜愛，而是因爲無法達成最初的訴求。

保守主義

大革命最初幾年，他們覺得自己的世襲特權未受影響，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早期保守主義運動的倡導者，法國的邁斯特、博納爾德、英國的柏克，都是到了中老年纔因爲革命站出來發聲。保守主義者身爲貴族，但能爲農民說話，他們引導農民去抗拒啓蒙，喚醒了他們的政治意識。人類行動的基礎是習慣而非選擇，但中產革命的缺陷就是有破壞社會生活慣性的傾向。比如激進的革命者認爲十進制是優美的，因此強迫民眾使用公制度量衡，他們知道了市場經濟的好，卻剝奪了缺乏效率的生產者的生計。啓蒙者認爲每箇人的理性能爲他們尋找到最優的位置，但農民只需要循規蹈矩、日復一日。

博納爾德權力理論接受享樂主義的觀念，「幸福乃世俗生活之目標」，試圖闡明幸福本身就是社會穩定的反應。他認爲所有的社會與政治關係都必須以嚴格而廣泛的社會階級制度做基礎，只要運用完全理性化的政治與社會科學方法，就能把社會維持在一箇絕對靜態的情況下。在大革命發生時，啓蒙運動進步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博納爾德並未在啓蒙的基礎上加以詮釋，故他未有什麼影響力。

農夫的經驗是有機生長觀念，他們遵循自然規律，等待萬物開花結果，這與機械化理性主義不啻天差地別。邁斯特、柏克在同一年出版了相同標題的書，闡述了有機生命觀。理性主義認爲只需要少數幾箇理性法則就足以解決人類生存的問題，而保守主義者認爲人類與自然都極其複雜，沒有任何人能瞭解某一特定行爲的全盤後果，他們回歸了基督教人性觀，僅憑一己之力無法瞭解上帝安排的宇宙秩序。他們也贊同進步主義，但他們訴諸實際的經驗，而非抽象的理性，認爲傳統提供了一些方便的解決問題之道。人類文明是漸進的積累，而非機械的堆積，進步有賴於傳統的延續。大革命之所以脫離正軌，是因爲革命者把社會變遷的步調加快，無法與傳統相適應。

保守主義的吸引力不只限於農民，也擴展到了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此時浪漫主義主導了文藝界，他本身就是保守主義的反映。古典藝術以牛頓科學爲參照，認爲藝術是以一些法則爲基礎，用材料加以填充；浪漫主義堅持每箇生命都有自己的特殊法則。啓蒙主義的歷史觀和古典史學家一樣，認爲歷史不能提供理性法則，而歷史主義則發現，對歷史淵源做同情的研究可以增進對許多問題的理解，他們爲了說明一些特殊制度的必要性，開始尋找不同國家、階級、思想、社會力量的先例。達爾文物種起源就是歷史主義的頂峰，此後歷史經驗主義已經取代了機械化理性主義。

與啓蒙一樣，保守主義的進步論是爲了界定不可讓渡的權利。社會進步依靠的不僅僅是自由市場，還必須維持各類傳統組織的存在。他們也延續著中世紀二元論傳統，支持一箇其利益高於一切政治權威之利益的自主社會階層。但意外的是，他們和啓蒙主義者一樣，爲了團結政治力量，也有支持國家專權的傾向，且更加強烈。他們代表的貴族在以往有抵抗中央集權的傳統，他們背叛了自己的歷史經驗。因爲在大革命後，君王被中產剝奪了權力，如果他們不依靠貴族，就無路可走，因此保守主義貴族能放心大膽的接受專制王權，而不怕危及自身地位。

自由

大革命後所有人都體會到了自由的好處，對自由的追求以從中產到農民形成共識。邁斯特、播納爾德無法將自由納入自己的體系，就無法是保守主義更具影響力。黑格爾做到了，他把啓蒙精神納入保守主義的架構中。法哲學原理說明：忠於絕對國家就是自由的最高體現。積極自由，卽每箇人有能力的自由，纔是眞正的自由，任何人都無法比群體更有力量，最有力量的結社形式就是絕對國家。啓蒙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都對各自階級的需要加以偽裝，以普遍性政治理論的姿態出現。黑格爾發明了辯證法，正-反 - 合的不斷循環就是逐漸趨向完美的過程。

都市無產階級的覺醒

都市無產階級的覺醒是近代自由主義的第三階段。工業革命帶來無產階級，它是十九世紀勞動力市場的產物。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中輾轉謀生，必須忍受技術變遷帶來的不安定。這破壞了古代行會制度下工人的正常生活，生活水平快速下降；更大的災難是造成工人階級的社會解體，工人背井離鄉，生活在飢餓邊緣。

首先出現的是空想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一直是啓蒙思想的重要成分，早期工業化的弊端難以與人道主義相容，空想社會主義者是中產階級人道主義者。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是喚醒老闆的良知，改革工廠制度，比如歐文的早期著作。但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仁慈的老闆會很快被打垮。這表明需要建立一套迥然不同的生產體系，創建一箇與市場經濟體系隔絕的勞動社群，比如傅立葉描繪的「共居團」，社群內部生產自己所需的物品，不與外部市場聯繫。十九世紀早起，世界各地都建立了烏托邦社群，但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

工會成長起來，早期是祕密結社，後來政府迫於壓力解除了禁令。工會比烏托邦更加可行，因爲是眞正有機成長起來的。可以想見，工人階級也必須採取全國的乃至國際的統一行動，這樣纔能使市場具備相同的競爭條件。

十九世紀，工商企業報酬可觀，庸俗主義興起，人們對知識不再崇敬。知識階級成爲了社會底層，波希米亞主義的桀驁不馴就是對庸俗主義的回應。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在他們開始寫作時，英法的工業化程度以遠超德國，他們依靠的主要是英法的經驗。十九世紀，歷史進化觀已經成爲基本原則，任何運動想要成功，都必須宣稱自己的歷史漸進的結果；革命卻要求與過去決裂。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發現是：保守主義可以用在無產階級的行動上。馬克思主義欣賞黑格爾辯證法，因而歷史的發展是衝突造成的，而非緩慢的變遷。爲了使黑格爾辯證法對無產階級產生效用，必須要做非政治性的解釋，歷史唯物論便是馬克思的方案，核心是經濟決定論。經濟生活的每箇階段是「正題」，由於經濟剝削的共同體驗，這些人集結成新的階級，構成「反題」，革命推翻了原來的統治，建立新的生產體系，是「合題」。這就是對「如何同時具有進化與革命」這箇難題的回荅，革命是「歷史的接生婆」。共產主義就是天啓式的結局，那箇完美的樂土將永遠存在。

啓蒙思想家雖然相信市場競爭很好，但承認人有私心，必須仰仗國家的強制力；馬克思主義採取了準宗教的信仰，認爲人類利益的和諧狀態絕對完美，沒有任何限制條件，因此「政治問題」不復存在。他沒有考慮到的問題是，一部分無產階級會繼續壓榨其他無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非常自信，但實際上他們的歷史發展法則也和啓蒙思想、黑格爾一樣，經不起精確的科研驗證，馬克思主義沒有實際經驗支持，只有法國大革命一箇樣本。馬克思主義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去說明中產階級是封建社會的合題。但在十九世紀，科學享有宗教般的聲譽，工人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擔保不加懷疑。

近代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自由主義認爲，只有在互相衝突的觀點相互協商之後，形成普遍意志，政府纔具有合法性；這就需要社會的大部分人有能力有意願參與議會制政府。自由主義是實際經驗的產物，它介於啓蒙與保守之間，以妥協的姿態爲議會制度提供了一箇建構；它是古老的傳統，不像強硬的階級學說是晚近的發展。啓蒙、保守、馬克思都不關心政治，他們的共同之處在箇人與社會的關係，他們都認爲政府的作用是促進箇人發展，保衛經濟環境或者傳統制度。自由主義也利用了這兩箇共同點作爲新學說的基礎。自由主義強調政治組織的作用，社會要發揮正當作用，就必須成爲政府與箇人之間的調和者，必須提供一箇政治機制，通過廣泛的政治協商來促進人類福利。這箇觀念是在逐漸修正先前階級性學說的基礎上產生的。

自由市場無法令人滿意，中產階級越來越關心政治，旣肰自由市場的自發運作無法令人滿意，就必須以立法來矯正其缺失，他們呼籲政府限制壟斷，政府取代市場成爲中產階級利益的保障者。十九世紀的美國是典型的例子。美國沒有貴族，農夫都是獨立行動，他們在本質上都是中產階級，這一時期的美國卻積極朝著國家行動的方向發展，熱衷於關稅保護、公共事業的國有化，這些都說明中產階級的政治理念已發生某些轉變。

約翰·密爾1806–73的出發點是正統的功利主義，他的父親是邊沁的傑出夥伴。功利主義、論自由、論代議制政府三部傑作有許多與啓蒙運動大相徑庭的觀點。密爾的觀點與康德類似，反駁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認爲社會與政府的原則是對所有人類道德人格的尊重；箇人的自由有界線，在於對他人同等權利的尊重。他同樣假定世俗的終極價值是箇人潛能的充分發揮，但這需要依靠立法來維持，政治行動就是人類道德責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十九世紀末經濟結構的發展使馬克思主義破滅，無產階級的理論也不斷修正，走向了憲政政府的原則。無產階級在協商政治中能取得人們的同情，達成許多目標，對議會的信心大增。英國有妥協的傳統，勞工運動日漸演進，費邊社會主義就是漸進的表達。回歸康德運動出現，人們希望逃離馬克思的物質決定論，呼吸到更自由的「理性自決」的空氣。在德國，勞工階級雖然還相信馬克思主義，但已能通過選舉和議會力量的運作，取得立法上的讓步，因此德國領導了修正主義運動。伯恩斯坦進化的社會主義說，近代資本主義未按馬克思的方向進行，提倡在憲政政府的架構下運作。保守主義也有同樣的變化，農民的選舉權足以使保守黨在議會中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至於教會，基督教認爲絕對君主制是保護其利益的唯一可能，啓蒙的進步主義使它成爲宗教的自然敵人，於是保守主義與基督教公開結盟，這就導致中產與無產對絕對君主制敬而遠之，許多地區開始去基督教化。教會只能發揮了他們的妥協傳統，到十九世紀末，教皇利奧十三甚至鼓勵天主教徒參與民主政治。

更重要的是，需要設法防止議會中的多數侵害到少數人的權利。議會取代國王之後，「政府必須受法律約束」的古老思想又獲得新生，「大眾立法機構並非至高無上，其權威來自成文或不成文憲法」的觀念很快確立。有些少數人的利益正好和地理區域重合，那麼聯邦制度對地方自主權的保障也可以用來保障少數人的利益。幾箇世紀以來的絕對主義已經使人們習慣於主權的觀念，每箇國家必須有一箇有絕對立法權的絕對權威，近代憲法將其表述爲修憲權。因此憲政的建立就有賴於道德共識的建立，人們遵守憲法，約束對主權的運用，不致危害到少數人的利益。

但是，少數社群的思想阻礙重重。近代國家興起後流行法人理論，有組織的群體能否存在、能否有特殊權利，完全靠主權者的意思，這顯然與憲政思想不合。羅馬法傳統下，結社組織只不過是主權國家臨時設立的擬人而已，這箇人造物對抗其創造者簡直是荒謬。這也不符合早期的政治思想，盧梭排斥箇別意志，聯邦黨人警惕政黨的存在，有責任的政治家把黨派看作共和美德腐敗的象徵。很快，隨著十九世紀政治生活的發展，人們發現只有組成政黨纔能獲得力量。

十九世紀末，政治多元論誕生，挑戰「結社是國家刻意創造的產物」觀念。吉爾克 Gierke、費吉斯 Figgis 研究早期日耳曼法律，發現中世紀結社更加自由。這些研究證明，群體和箇人一樣，天生就有存在和自我表達的權利。這又引發了如何維持公共秩序的嚴肅問題，因爲任何主張自由權利的學說，最終必然導向革命。

也因此必須重新考慮秩序在政治價值中的地位。專制主義者寧願以秩序犧牲其他價值；啓蒙主義、社會主義堅信，革命的紊亂是達成正義的手段。蒲魯東對正義的問題極爲關注，無法接受傳統主權關隱含的專制主義。他的矛盾論和黑格爾、馬克思一樣，認爲衝突促成歷史進步，不同的是他要使這些衝突永久持續下去，動態性張力一直升高。國家的作用就是在永恆對立的力量中謀求理性的平衡。

到十九世紀末，二元傳統再度出現，憲政制度已成爲人們都接受的政治規範。依靠理性的協商，通過民主憲政的運作護衛了世俗利益，將官僚體系置於法律的約束之下。

民族主義的問題

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興起成爲世俗社群發展的主要阻力，使得社群無法和中世紀教會相媲美。早期自由主義基於古代的國際主義傳統，羅馬帝國留下的大一統的理想一直沒有被西方人忘卻，他們一直向著國際性團結的方向努力。

但這種精神不曾影響一般人的想法，對普通人來說，眼前的現實更加重要。盧梭知道典禮儀式對社會忠誠的重要性，是維持普遍意志的要素；羅伯斯比爾、孔德試圖組織對理性與人性的普遍崇拜，但收效甚微；與中世紀教會比較起來，這些團結力量都太弱了。實際上，眞正獲得民眾效忠的是民族國家，法國人看到三色旗就像看到了十字架，近代國家憑藉著無所不在的官僚機構，不同背景的人獲得了袍澤之親，對國家的榮耀與不幸有了直觀感受。「領土主權」也喚醒了群眾的政治覺悟，北美殖民者爲了腳下的土地與英國對抗；在普魯士，施泰因憑藉耐心的改革努力，終於提高了普魯士人的愛國熱情，推翻了拿破崙帝國。

伴隨著愛國心的高漲，太大的州、邦成員太雜，無法激發出共同情感，這就使得民族成爲效忠的對象。民族可以定義爲因爲某種原因覺得有必要組成獨立國家的社會群體，通常依靠語言、歷史維繫共同的民族意識：復興古代的語言文學，紀念古代的光輝事蹟，遵循古代的民俗傳統。民族主義運動對自由主義的發展造成了直接影響。民族主義者顯然更願意犧牲箇人利益，去保存發揚民族傳統。與啓蒙者對和平的嚮往不同，民族主義興起的過程伴隨著軍國主義，維持武力強大的國家的共同利益的需要，促使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合作。邁斯特認爲人不是抽象的存在物，是特定環境的產物，「反對啓蒙運動的世界主義傾向」是保守主義著作一再出現的主題。

民族主義納入保守主義框架後，傳統王權觀念產生了激烈改變，王朝正統原則與民族自決原則絕不相融。保守主義將君主政體民族化的嘗試在很多方面相當成功，世襲君主在如今依然存在，因爲他們是民族團結的象徵。但實際上，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基本假設相距甚遠，他們必然發生衝突。保守主義看中了世襲政體對維持靜態社會的貢獻；民族主義有對國家強大的期盼，是動態的。在英法等開明的國家，民族主義使國家更爲穩固，在德奧等保守的國家，則使旣有體系崩潰。

十九世紀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不破壞中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箇人基礎，又要將民族主義納入進來。最後的方案是自由的民族主義，以「箇人自我表現」解釋「民族自決」，密爾就是後期自由主義的代表。他認爲承擔政治生活責任是人格發展的最基本因素，而群眾的政治參與只有在比較同質的社會纔能起作用，民族就是滿足條件的最大單元，也就是說，箇人自我發展只有在民族國家的架構下纔能實現。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到後來水火不容，但是自由主義欣然接受民族主義，最後自由主義取得了勝利。門羅主義使拉美各民族得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希臘解放戰爭使歐陸民族獨立戰爭的首義；擊潰神聖同盟的革命更是自由民族主義最引人注目的表現；義大利的統一是自由主義對保守主義的戰鬥。

到十九世紀後半葉，民族主義高漲，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顯得蒼白無力；工人發現祖國的議會遠比國際會議有用，工人也漸漸將自身福利與國家福利結合起來，無產階級納入了自由主義結構中。一站爆發之際，連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立卽團結起來保衛祖國。凡爾賽會議後，人們在民族自決原則的基礎上重建家園，自由主義終於成爲近代政治的主宰。

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也有內在矛盾。自由主義崇尚議會協商，這樣費時費力，訴諸民族主義就方便直接，比如當有責任感的政治家要求國會通過一項不受歡迎的預算，反對派就會譴責他們不愛國。對民族主義的綑綁大大削弱了憲政程序的基礎。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自由主義的正義觀一直有消逝的危險，德雷福斯事件 Dreyfus case 表現得最清楚。除此之外，最有害的後果還在於國際關係。馬志尼希望能夠將全人類的福利放在特定民族福利智商，民族國家和自由市場一樣，自然期望建立一箇和平進步的國際社會，每箇民族將以自身獨特的稟賦促進全人類的福祉。但這樣的幻想終究破滅。阿爾薩斯-洛林、伊斯特里亞半島等地區人口混雜，爭端不斷。獨立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帶來爭端，他們發現要維護自身安全，就必須使自己的力量超過其他國家。

這樣來看，自由主義式的民族主義是自由主義史上最大的敗筆。

獨裁的問題

民族主義的影響是阻礙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形成，極權獨裁制度是對自由主義的直接挑戰。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漠視議會的協商過程，將社會置於絕對的政黨國家之下。爲了實現政黨權力，他們發現最有利的是發動對「法治下的自由」原則的攻擊，這與二元傳統背道而馳，但獲得了許多西方國家的支持。當代自由主義的迫切課題就是分析這種力量的來源。我們不能把它看作偶然背離西方傳統的插曲，它實際上根植於西方文明。

殖民主義

首先要提到殖民主義，民主國家在殖民地實行專制是非常自然的事。殖民主義理論可以上溯至基督教聖戰傳統，宗教優越感讓基督徒冠冕堂皇地遠征近東伊斯蘭地區。聖戰是爲了消除基督教與異教民族的區別，只要異教能基督教化，他們就是一般教會的一員。但 17 18 世紀，殖民的領導權轉移到新教手中，新教沒有天主教那麼具有普遍性，加爾文派認爲只有特別挑選出的聖徒纔有資格享受上帝的恩寵。他們看到土著，不禁覺得救贖無望，於是他們爲了使自己不受傳染，就要使土著永遠屈服在上帝選民的腳下。

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優越感已不僅僅是福音，而是民主、科學、工業，西方人可以通過武力去征服落後民族，給他們帶來進步。世俗的殖民主義分成兩箇極端思想：自由主義的殖民責任、種族主義的殖民責任。根據正統的自由主義，殖民應該是將自由主義原則帶給未開化民族，用教育克服無知。種族主義的則認定「無上帝律法的卑下人種」永遠無法開化。近代工業制度在剛起步時必定會帶來破壞，因此在殖民地遭受了很大阻力，殖民者便會將此理解爲拒絕進步的惡。爲了更好地推行監護，殖民官往往會忽略對自由主義的培養，而只是帶來科學、工業。

啓蒙、保守、社會主義都以天啓的姿態出現，認爲只有自己纔能通向世俗天國，不願對其他觀點作出妥協。在議會政治下，沒有話語權的人特別容易維持天啓信仰，並設法強加於他人，他們不易形成合力，訴求被忽視，對議會制度失望，這就是獨裁政治的根源。

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

獨裁理論也分爲兩箇對立派別：暫時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永久優越性的法西斯主義。永久種族獨裁論的最終形式是法西斯主義，但最開始的時候，只是保守主義中無足輕重的一點。當時，基督教的影響力足夠大，足以防止歐洲出現階級制度，但血統觀念依然在古老的統治階級中扮演重要角色。隨著語言學的發展，戈比諾等保守主義者發現印歐語系廣布世界各地，雅利安人必定是一箇特具天賦的民族，歐洲王室都宣稱自己是純正的北方血統。除了上層，中產階級也發現自己的優越才能可以像血統一樣代代相傳，於是他們強硬拒絕在協商中爲下層讓步。斯賓塞最成功地迎合了這種需求，他將達爾文主義引入社會競爭。

但這還不足以壓制自由主義，另一箇群體起了關鍵作用：波希米亞知識人。他們希望通過不受約束的政治領導權來表達自我，來滿足久爲人所忽視的社會優越感，比如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他們傾向於charismatic 領導權具有神賜天賦，能引起大眾的狂熱崇拜，他們不喜歡平等。

首先有所收穫的是勞動階級。沙俄與中國類似，都是準殖民的，俄國工業化程度低，無產階級少，政府應對他們的訴求很拖沓，這就位革命製造了絕佳的機會。布爾什維克黨人認爲，唯一促成進步的方法就是將權力交給布爾什維克，在列寧領導下，推翻了民主共和國。俄國革命者以馬克思正統自居，當時俄國的條件顯然不符合馬克思的論斷，所以他們要去創造近代工業，並且俄國人也早已習慣了專制統治。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產生了專政本來是羅馬共和國的應急制度，馬克思對這箇概念未有特別提到，在布爾什維克的宣揚下蔚爲風尚。但這不過是舊瓶裝新酒，是自由主義式的殖民主義的翻版。

法西斯主義的原型與共產主義有所不同，共產主義將各階層的平等看作理想，爲了理想可以忍受暫時的獨裁，法西斯則不承認平等是終極理想，他們要維持的正是自己優越的社會階層。解決方法就是把種族優越論接到民族主義上。⋯⋯

如果事實證明聖戰傳統的力量強過布道傳統，那麼西方文明就必將再度面臨宗教戰爭那樣的滅頂之災，這就是近代獨裁政治興起的歷史意義。

自由主義的前塗

天啓一旦降臨到世俗層面，就一定會造成不切實際的政治意識型態，使人們無法團結在有效的普遍意志之下。有人說世俗的自由主義本身就是錯的，虛弱的世俗人道主義未有任何力量去對抗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極權主義，唯一的方法是恢復最初的宗教基礎。這樣說的話，未來根本沒有希望。

傳統

但幸運的是，可以從中國上古史找到一箇成功的世俗化例子。戰國時代，秦國運用馬基雅維利式的手段，將整箇中國置於專制統治之下。孔子的思索是，如何在宗教信仰、傳統道德崩潰的時期，從世俗理性的角度爲傳統價值辯解。後世的朝代都發現，將帝國管理的工作交給儒家學者，對他們是最有利的。其實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也受到類似的啓迪，但古典文明未能成功建立在恆久的倫理基礎上。儒家的力量在於，它能將理性與儀式結合在一起，重複的慣性遠比理性的教誨更能決定人的行爲。

類似的，近代自由主義也試圖將宗教信仰時代遺留下來的倫理信念轉化爲世俗理性，通過憲政民主的規程，它已爲二元論與法治傳統找到了化身。那麼西方的倫理傳統是否還有足夠的活力來支持這項困難的事業？

• 人道主義式的民主政治是基督教博愛教義的延續，鄙棄戰爭，強調正義。但需要注意的是，人道主義同樣會導向專制，爲了同胞的利益必須要行使絕對權力，要相信專家的判斷，將國家交給菁英來治理。
• 十九世紀憲政民主建立的事實已說明，許多人已經願意放棄對絕對確定性的追求，而把人道的改善寄託在緩慢有耐心的議會協商過程中。
• 另一項有利因素是「箇人責任」的傳統，中世紀的宗教良心使人們至今難以接受把權力交由菁英集團的政治形式。

由此看來，自由主義的傳統基礎相當牢固。

協商、結社、國際關係

議會協商與程序正當相當於儒家的家庭制度。孔子認爲，家庭這一最小的社會生活單元是從事倫理教育最有效的媒介，因此集中精力發展家庭儀節，並擴大到國家組織。而自由主義和儒家制度試驗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興趣集中在全國性的、市一級的議會制度上，這也是它最大的弱點。

古希臘哲學家致力於改良城邦，而不曾注意到國際秩序，這就爲馬其頓與羅馬取而代之埋下了伏筆。自由主義是否會經歷同樣的災難？如果不能爲國際政治問題另覓良方，就很有可能。

自由主義理論家假定，議會是最重要的制度，因此行使選舉權就是自由公民的首要責任。很不幸，近代社會非常複雜，沒有任何單一的集會能完成必要的協調工作，議會難當重任。所以必須設計讓眾人參與的形式，以使自由協商原則成爲人們的第二天性。我們的目光投射在了私人結社。極權主義政權一旦成立，第一箇目標就是要摧毀任何形式的私人結社，並把一切社會活動納入國家管制。

乍看之下，結社與國際組織似乎沒什麼關係，實際上，它們可以聯繫在一起。民族主義其實是早期自由主義缺乏組織效能所造成的，工業革命摧毀了傳統制度，但新制度還未發展起來，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培養一種參與民族國家生活的準宗教感受。在國際關係領域，更傾向於用主權理論取代協商，如果能徹底拋棄這君主專制主義的殘留，將對自由主義的前塗有莫大幫助。

除了國際關係，另一箇弱點是不曾認識到有組織的群體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極權國家不承認任何無國家領導的群體，因而剝奪了箇人抗拒獨裁菁英的能力。洛克等啓蒙思想家眼中，社會是原子般箇人的集合，他們深信開明的國家是保護箇人權利唯一需要的組織，強烈反對爲了增進團體利益而結社。因此，我們不應小心界定箇人與國家的關係，箇人-國家並非對立的二極結構。

未來

現代西方文明由於科技領域上的領導地位，仍然享有相當高的聲望，如果自由主義能將西方統合在一箇極爲有效的政治制度下，應該會引起其他地區的注意，促使獨裁政府朝民主憲政的方向演進。不必太過悲觀，不論怎麼看，民主政治都比獨裁政治更接近世界各民族的傳統。人們都提倡同情與博愛，這顯然與極權壓制的殘酷事實不同；卽使是最專制的中國與日本，人民也享有相當大的結社自由、處置自身實務的自由，他們忠於家庭、村莊，這也與極權制度不相容。比如日本軍國主義試圖對人民實行徹底的極權統治，但是家庭和私人群體的持續抗拒使得他們無法像納粹那樣徹底。

可以想像，如果能建立一箇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那西方的自由主義無疑會在外來影響下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