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既不能把一箇多民族統一的中國變成漢族中國，也不能爲推進一箇「均質化」的中國，而刻意去泯滅漢族乃至其他各少數民族的文化特性與族屬認同
中國自古就有悠久的國家認同觀念，對其進行歷時性的考察不失爲重要的一步。以下將以《誰來決定我們是誰》《殊方未遠：古代中國的疆域、民族與認同》兩本書爲中心，對中國歷史上國家認同觀念的演變進行一些梳理。
天下觀與華夷之辨
古代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天下」觀，認爲自己身處於一箇至大无外的世界，由此推出了「夷夏之辨」，認爲應嚴格區分諸夏與夷狄的差別。
李修科認爲「天下」觀念有三層含義。它起源于地理因素，囿于交通工具及其他諸多現實條件的影響，古人的生活和交往半徑非常有限，因此，他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往往无法超脫日常生活經驗，「天下」是中國古人從所見的現實世界狀況出發，延伸和想像天圓地方的世界空間結構。「中國」處於「天下」的中心，「中國」之外則是「四夷」。這箇概念產生之後就被賦予文化和道德內涵，以及由此而來的維持政教秩序的制度安排，這就是天下的第二層含義，即道德價値。從中心到四夷是地理上的中心到邊緣，文明上的文明到野蠻，二者結合而建構起「荒服制度」。在「天下」秩序中，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天下」秩序與皇帝制度相結合，皇帝成爲天之子，以德配天，天下百姓成爲皇帝的臣民。依據對華夏文化的皈依程度、距離中心的遠近、對皇帝的臣屬關係，「天下」進而區分爲內臣、外臣、不臣的同心圓圈層結構。「中國藉德、禮、政、刑四要素的運用」形成與天下萬邦之間的統治關係、親疏關係、德化關係。這層含義用許紀霖的話說，是「哲學層面上一套儒家式的天下大同烏托邦理想」。
書中說：「中國人沒有世界觀念，雖然天下可以逐漸擴大，但是直到清朝，晚清的大多數人一直認爲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和主要部分，其他不過是蠻夷。」因此，「无論是王朝的統治者，還是士大夫，都缺乏現代的主權觀念，无法想像我們與他們可以是對等的主權國家，可以通過國際條約相互界定。」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公羊》云：「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線。」「內諸夏而外夷狄」，「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這些古書中的例子是對中國人夷夏之辨觀念最眞實的表達。葛劍雄評論說「華夏群體歷來在文化上採取比較開放的政策，不注重血統，再加上沒有宗教的衝突，沒有異教徒的概念，所以只要接受了漢文化，絕不會在意血統上有什麼差異。所以在同化過程中就相對容易，這是比較好的傳統。」夷狄與華夏雖然嚴格地區分，但它並不是一種劃分等級式的血統論，它只是一種文化論，一種以儒家文化爲判斷標準的文化至上論。
在天下觀念和華夷之辨的相互關係上，許紀霖指出，「天下主義是超血緣、不分種族的，不論漢族還是蠻夷，只要接受了大同的烏托邦理想，就可以化夷爲夏。天下是普世的理想，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又具有特殊性一面，是以中原的漢民族文化爲圓心和源頭，因此又有夷夏之辨。夷夏之辨與天下主義互相鑲嵌和包容，不能抽離了一面來理解另一面。」韓昌黎曰：「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只要認同諸夏的文化，便是諸夏，如果諸夏自甘墮落爲夷狄，則諸夏自爲夷狄。因此，即使是異族統治，漢族士大夫也可以承認其統治的合法性。這也可以解釋元、清等王朝爲何擁有正統的統治權。
演變
宋代以來，天下觀念逐漸產生了變化，有如下原因：其一、周邊國家自我意識加強，不再甘心依附于中國。如日本在元、明以後和中國分庭抗禮；其二、與西方世界的交往逐漸密切，世界似乎不只有中國一箇中心；其三、清代逐漸形成了一箇包含五族的多民族國家，同一的天下與多民族之間的矛盾浮現出來。
而在近代，夷夏之辨分爲保守的和激進的。傳統士大夫爲保守者，他們的敵人是西方的帝國列強和外來西學，在西方的船堅炮利之下，強烈地守護中國本土傳統，通过保教以保國。激進的民族主義表現爲晚清革命党人的反滿意識。依靠夷夏之辨的歷史記憶，族群獲得了威力无比的動員力，獲得相當廣泛的認同，最後決定了辛亥革命的結果。激進的民族主義到了 1920 年代之後轉化爲另一形式的排外性民族主義，即反帝的民族主義。天下觀念與華夷之辨相互包含，密不可分，但儒家的天下大同理想與對世界的想像到清末民初徹底解體，於是近代的夷夏之辨失去了天下主義的規定性，而具有了某種封閉、保守的種族性質。
天下觀念與華夷之辨深深地影響了古代中國人的世界觀，更深深地影響了晚清以來中國人應對西方列強的態度，由此影響了近現代的歷史走向。
古代國家觀念
我們聲稱自己是「中國人」，那麼，「中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該詞在古代典籍中多有出現：最早的是《何尊銘文》所記成王語：「予其宅茲中國」，那時的「中國」僅指洛陽附近。到了荀子，說秦国「威動海內，彊殆中國」，《史記》說「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則指關中。後來逐漸擴展到北部中國的核心地區，諸多中央王朝控制的南方地區，乃至漢民族漢文化佔據主導的地區。
關於古代中國的國家觀念，姚大力認爲由三箇層面構成，「第一箇層面以在位的專制君主爲集中象徵。在『政由一家』的初期，『國家』一詞尙可用以指稱皇室近親成員。漢以後，作爲箇人而可以『國家』稱呼之，則成爲皇帝一箇人的權利，忠君與報國差不多成爲等同概念。第二箇層面是維持著君主統系世代相承的王朝。對於皇帝箇人和對於本王朝的歸屬與忠誠，在大多數場合是相一致的，但二者有時也會發生互相衝突。例如，評判君主似乎是對君主箇人的不敬，但這恰恰是對整箇王朝負責和忠誠的態度。第三層含義：以華夏或者後來所謂漢族爲主體的族裔─文化地域」，即一箇超越具體王朝而具有歷史連貫性的政治共同體。
顧炎武提出過亡國與亡天下的說法，故國亡了，但是天下不會亡。「有些人認爲社稷亡還是小事，如果連文化、法統、傳統都亡了，這就說明天下不再是一箇天下。」明朝滅亡，普通百姓認爲僅僅是國亡，而知識份子則認爲天下亡，因爲清朝是異族。我們從小接受愛國主義教育，要愛祖國，愛人民，但是，我們常常將執政黨、政府與國族混爲一談。這箇現象正是傳統的家國天下的殘餘，天下就是具有文化同一性的祖國，國只是一家一姓之王朝。
民族國家
《宅茲中國》中有一段話：「在中國並非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而是在无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同中保存了无邊帝國的想像。」「民族國家」這一概念產生于近代歐洲，不能適用于中國，因此葛兆光主張從歷史中理解中國的民族國家概念。
西方的「民族國家」概念主張「每一箇民族各自有一箇國家，每箇民族只能有一箇國家」，「19 世紀下半葉傳入中國的民族主義，很大程度上就帶有這種族裔民族主義的性質」，因而它理所當然地與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傳統結合在一起，辛亥革命時期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便是表現之一，作爲大清的中國與作爲漢族的中國被對立起來，「救大清」與「救中國」勢成水火。但與此同時，另一些知識份子卻抱有不同看法，「傅斯年等人爲什麼如此忌諱『分析中華民族爲若干民族』呢？他們擔心的，是民族一旦被分析、界說出來，就可能引發其『國家訴求』。」在由少數民族構成的統治集團所代表的「中國」與作爲這箇國家中主體人口的漢人的「中國」這兩箇觀念之間，會存在一定的緊張關係，但它並不是不可緩和、无法共存的。因爲傳統王朝的合法性是通過君權神授的天命觀、血緣的正統性來予以論證的。最高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否出於相同的族屬，不是衡量該王朝合法性問題的根本尺度。
中國作爲一箇多民族國家，國情極爲特殊，姚大力認爲
我們既不能把一箇多民族統一的中國變成漢族中國，也不能爲推進一箇「均質化」的中國，而刻意去泯滅漢族乃至其他各少數民族的文化特性與族屬認同。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的那兩箇義項，不應該被互相取代，而是應當繼續並存下去。
在沒有想好更好的解決辦法之前，這无疑是最好的選擇。
疆域的邊界
對於歷史上的疆域邊界，姚大力主張，任何一箇時段的中國歷史，都應用當代中國的版圖來界定它的空間範圍。這箇意義上的「歷史中國」有一條確定无疑、不變化的邊界線，不過其眞正性質乃是按今天的後見之明來設定的歷史上的空間範圍。如宋代歷史不僅包括宋本身，還包括遼等北方王朝。歷史上自稱「中國」的政權，其版圖在某些方向上往往又超出今天中國的疆域。
與此相反的另一箇問題是，超出當代中國邊界的地區的歷史，是否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姚大力認爲，它在原則上屬於今日其所在國歷史的一部分，屬於所在國歷史上的一段古代「中國」統治的時期。然而正因爲它當時處在一箇跨越現代國境的古代「中國」的統治下，它的這部分歷史與當時的中國史有太密切的、无法切割的聯繫，所以在講述那一箇時期的中國史時，我們又不能不較多地講到它。從以上兩箇方面，可以得出一條共同原則：一箇國家歷史上的空間範圍的基本依據是其當代疆域。
對少數民族的統治
在先秦時期，中國的疆土僅僅局限于黃河流域，以北的東北，以南的長江流域，以西的西域都非中原的勢力範圍。在秦以後的擴張過程中，很多地區其實並非自覺接受了中原的天下觀念，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征服、侵略甚至毀滅。秦朝把周朝的疆域包括起來，這是統一，而對南方百越人來講，秦朝就是侵略，不能因這些舉措對當今中國的積極意義就認为是正義和進步的。
漢唐時期，在西域只是設置一箇機構，並沒有像中原那樣進行實際的統治。如西漢的西域都護府，只是軍事監護性質。唐朝在安西也只是建立四箇鎮，主要起駐防、監護職責。唐朝初年滅東突厥、西突厥，並未像在內地一樣維持統治，只是想保證安全、交通線。
中央王朝缺乏足夠的能力去征服佔據著西北廣袤地域上的各非農業人群。於是，把幅員廣大的西部非漢族區域鞏固地納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版圖的任務，便歷史性地落到元、清等少數民族王朝的肩膀上。姚大力說：
恰恰因爲它們能充分利用少數民族地區的本土制度來實施對那裏的有效統治，它們才有可能在拓展和鞏固中國作爲一箇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版圖方面，作出大大超出漢族中央王朝的傑出貢獻。
漢化
少數民族只有軍事上的優勢，沒有文化上的優勢。他們統治漢人後，必須接受漢人的文化。中原人对北方王朝的歷史定位和評價，以它們的漢化程度爲基本衡量尺度。西晉初年，匈奴「上層人物已經遷到洛陽，通四書五經，跟漢人交往。他們在建立政權時也稱爲『漢』，說自己祖上與劉邦是結拜兄弟，所以改姓劉，即位的時候從劉邦一直祭到劉禪。一方面自己的民族從牧業轉爲農業，另一方面統治的物件大部分是漢人，所以只有在文化上主動接受，把自己作爲漢人的一部分，這樣才能統治。」前秦皇帝苻堅說：「彼種落雜居，不相統一，不能爲中國大患。」有意思的是，苻堅本人就出身于氐人，但這並不妨礙他以中國自居。五代時期的後唐、後晉和後漢都是由原先講突厥語的沙陀族人建立的。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們其實是少數民族政權。「連禿瘡跛腳之類的儀錶缺陷也已變成了比沙陀人的族屬身份更有分量得多的否決理由。」到了女眞時期，「開國皇帝名完顏阿骨打，到修歷史時已經改爲完顏旻，連名字都改了。後來金朝的皇帝發現一箇人都不願用女眞的名字，下令禁止也沒用。」幾乎所有建立在漢地的少數民族王朝，都會以「中國」自居。
北宋後期與金聯合滅遼，當時北宋統治者有箇誤解，認爲王師北伐，北方的老百姓肯定會熱烈迎接他們。可是到了那裏以後，老百姓非但不歡迎，甚至很反感。官員不理解，老百姓說：「即使一匹馬對主人都有感情，更何況是人呢？契丹人統治我們兩百年了，沒有虧待我們，賦稅沒有加重，科舉照樣有，憑什麼讓我們反對他們？」這就是一般民眾的觀念，認爲遼也是中國一部分。
小結
中國人的世界觀是至大无外的天下，中心爲文明程度最高的，越遠則越蠻荒。由此就有「華夷之辨」的文化傳統，這其實是文化至上觀念所帶來的，而並非種族論。
中國是一箇疆域廣闊的大國，清代以來形成了五族共同生活的局面，如何安頓好其他民族與漢族的關係，牽涉到國家認同的問題。王超品指出：一方面可以以制度機制有力平衡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另一方面可以以制度機制推進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同構。具體措施方面，一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向公正方向完善，二是重視法律公正，三是調整民族政策，四是加強文化與教育政策，五是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最終目標是當代中國民族國家的統一、民族關係的協調以及社會穩定的維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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