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自然稟賦就是將理性充分發揮出來，每一代都將自己發展後的理性傳給下一代
在這篇文章中，康德的核心觀點是，理性的發展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因，人類的歷史進程是「大自然隱秘計畫」的實現，最終目標是要建立對內的公民憲法和對外的國家憲法，它隨著人類的理性稟賦逐漸發展而確立，是理性歷時性展開的過程。這樣的歷史就被康德稱之爲「普遍的歷史」。
康德認爲，作爲箇體的人類的行爲總是模糊的，就像動物一樣被自然規律所支配。每箇人都根據自己的心意追求著自己的目標，這些目標往往彼此衝突，但他們卻不知不覺朝著一箇自然目標邁進。這便是大自然的隱秘計畫，更是人類理性的必然。因此，康德希望找到一條像自然科學定律一樣精確的歷史定律，以解釋那箇不爲人所知的自然目標。
大自然就曾產生過一位開普勒，開普勒以一種出人意表的方式使得行星的偏心軌道服從于確切的定律；大自然又曾產生過一位牛頓，牛頓便以一條普遍的自然原因闡明瞭這些定律。
大概康德自詡，現在大自然又產生了一位康德，讓他以一條普遍的哲學定律闡明歷史發展的規律。他在最後一箇命題中也表達了這層意思：
命題九：把普遍的世界歷史按照一場以人類物種的完美的公民結合狀態爲其宗旨的大自然計畫來加以處理的這一哲學嘗試，必須看作是可能的，並且甚至還是這一大自然的目標所需要的。
所謂的「大自然」，是「一種更深遠、更根本的創始性的自然，即作爲『存在者整體意義上之存在』的自然，這種生命性的自然構成天地間一切事物的源泉和動力。」需要注意的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康德稱之爲「大自然」，而諸多啓蒙思想家（如維柯、赫爾德等）則有「天神」「天意」「人道」的稱呼。當然，這幾箇概念不能畫上等號，但他們在各自的體系中的地位是可以大致等同的。
康德的第一條命題是，自然稟賦必定會充分地合目的地被發展出來。自然是完全合目的的，任何被創造物都有其存在的使命，就像每箇器官每箇器官都各司其職，爲的是機體的良好運轉這一目的。而人作爲世間唯一的理性存在者，自然便要求人類將理性不斷發展。一方面，人類服從普遍的自然法則，就像動物一樣；另一方面，人類也會服從自由意志的法則，因爲人具有道德形而上學的合目的性。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這兩股力量交織作用的結果。在這條命題中，康德將他的道德形而上學觀念運用到了歷史發展的動因上，只不過一箇是共時性的，一箇是歷時性的。
第二條命題是，人類的自然稟賦就在於將理性充分發揮出來，但這種理性的發揮是在全人類的層次上，而非箇體的層次上。康德認爲箇體是混沌的，當理性顯示于全體時，它才是明晰的，但是即使是這箇全體，也不能清楚地認識到自身的使命。只有當一箇人壽命爲无限時，才能將理性的稟賦全部發揮出來，因此要求每代人把自己的啓蒙傳給下一代，才能達到最終的目標。啓蒙思想家極爲重視知識的代代傳遞，如孔多塞就說「凡是人們以同樣的腦力、同樣的注意力在同樣的一段時間內所能學到的東西，都必然地會增多，而且人人都可能獲得的每一門科學的基礎部分都在變得越來越擴大。」
第三條命題是，大自然使人類只配享有憑藉超出動物本能的能力創造出來的幸福。人類沒有動物強壯的四肢、鋒利的爪牙，卻具有睿智善良的品格，能獨立創造出完滿的美好生活。大自然從來不做徒勞无功的事，它將理性賦予人類，則必定要求人類全身心地發展這一稟賦。這正是人類高貴的尊嚴所在，是區別于動物的地方。每代人辛勤地勞動，只爲將自然的目標那座建築建得更高；每箇作爲理性存在者的箇體終將死亡，但這箇物種卻永不停息地發展其理性。
第四條命題討論推動理性發展的手段、方式：人類發展出自然稟賦的動力是「非社會的社會性」。人類是群居性的，具有社會性，因爲這樣才感到自己不只是動物，而是具有智識的人，人們能夠得以團結成爲整體，從而形成民族、國家，以便戰勝各種災禍，延續人類的生存。但同時人有私欲，有自己的安排，因而具有非社會性，人類通過對抗喚醒了自身的力量，使得人類在榮譽欲、統治欲和佔有欲的推動下，邁出了從野蠻到文明的第一步。社會性與非社會性的矛盾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人類的本性是要求和平安寧，但是這並非大自然所願意看到的。爲了實現它的計畫，大自然要求人們遠離舒適的狀態，互相鬥爭，在不情願、不經意之中向那箇目標走去。面對災難，人們重整旗鼓，因而也就推動了自然稟賦更進一步發展。災難並非惡神的干擾，而是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
第五條命題是，人類歷史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要建立普遍法制的公民社會。每箇人總有最徹底的自由、最徹底的對抗性，然而這種自由卻有著最精確的規定，使人與人可以共存在這一箇社會裏。因而「大自然給予人類的最高任務就必須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與不可抗拒的權力這兩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結合在一起的一箇社會」。換言之，「社會性與非社會性」的鬥爭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手段，而歷史的頂點，則在於「社會性與非社會性」的精妙平衡，那是一箇高度秩序化的社會。
第六條命題是，命題五的問題是最困難的、最後才得以被解決的問題。爲何困難？每箇人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時，需要一箇主人。因爲
他對他的同類必定會濫用自己的自由的；而且儘管作爲有理性的生物他也希望有一條法律來規定大家的自由界限，然而他那自私自利的動物傾向性卻在盡可能地誘使他要把自己除外。
矛盾的是，這箇主人只能是人，而凡是人總是又需要另一位主人，即使是像民主政治主張者所說的那樣，依託于一箇主人集團，也需要一箇剛正无私的最高首領。
命題七是，國內的完美的公民憲法的確立需要依靠國家合法的對外關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就像人與人一樣，具有不合群性，想強迫另一箇國家，使他們進入公民狀態。即大自然通過戰爭，「脫離野蠻人的沒有法律的狀態而走向各民族的聯盟」。這種像公民憲法一樣的國際憲法帶來的效果便是「每一箇國家，縱令是最小的國家也不必靠自身的力量或自己的法律，而只需靠這一偉大的各民族的聯盟，只需靠一種聯合的力量以及聯合意志的合法決議，就可以指望著自己的安全和權利了。」最後的理想狀態是，內部有公民憲法，外部有共同的約定和立法，人們便會自動維持其公民共同體的狀態。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命題是命題五向整箇國際領域的擴展。舉一箇歷史中的例子：古希臘各國家在接連不斷的戰爭中形成提洛同盟和伯羅奔尼薩斯同盟，達成一定的穩定狀態，然而這種同盟本身也是具有不穩定傾向的，最終兩箇同盟相繼解散，進入希臘化時期。
最後，康德總結道，人類歷史的進程就是「大自然的隱秘計畫的實現」，最終狀態便是達到對內的公民憲法，對外的國家憲法的完美狀態。他還認爲這一計畫實現的時間非常漫長，就如日月星辰的運轉一般，我們雖不能完全掌握每箇行星的軌跡，但足以知道公轉歷程的眞實性。康德在所處的時代中看到了希望：當前世界如此緊密的聯繫，「以致于其餘這些國家儘管自己並不具有合法的權威，但卻又由於其本身所受的危險的驅使而自願充當仲裁者」，「每箇成員卻好像都已經受到一種感覺的震動，即他們每一箇都依存于整體的保全」，他堅信未來的歷史終將逐漸走向啓蒙。
有學者這樣評價康德的歷史哲學：
這是在歷史領域中實現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不是從人類的觀點，而是從超越于人類之上的「神意」的角度來觀察人類史，但這種「神意」僅僅是人類觀察歷史的「引導或者指示」，而非歷史本身，如此所形成的「預言的人類史」就既不是自然史也不是神的歷史，而就是人類整體自由活動的歷史，這就突破了歷史決定論。
奥古斯丁認爲歷史發展的動力是善惡鬥爭，人類歷史的發展是不斷走向上帝召喚的過程，故歷史發展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人類越進步越能達到上帝要求的理想境界。康德在歷史領域內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打破了這種歷史決定論，認爲人類歷史的發展惟聽從于自己理性的發展，因而具有充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