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承、范曄《後漢書》鄭弘形象對比

一門課的期末作業,要求一篇小札記。我想不出寫什麼,便選這個題目。兩個整天完成的。

『以此觀之,范曄的鄭弘傳沒有祥瑞,確是有意爲之


在范曄後漢書記載中,[^1] 太尉鄭弘最早爲靈文鄕嗇夫,受到第五倫賞識。其師焦貺因涉楚王英謀反事被牽連,只有他敢於爲師申訟。後任騶令、淮陽太守。建初年間,至中央任尚書令。建初八年,代鄭眾爲大司農,減省貢獻,還民財富。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當時第五倫爲司空,等次在太尉之下,但是作爲故吏的鄭弘依然對舉將第五倫畢恭畢敬,每次朝見都「曲躬而自卑」。[^2] 他稟奏竇憲之黨「素行臧穢」「在官貪殘」,遭到竇憲報復,章帝收其官。後病重,依然上書「言竇憲之短」,章帝醒悟,派遣醫生看察鄭弘病情,但爲時已晚。臨終前將賞賜全部歸還,妻子素衣還鄉。可見在范曄筆下鄭弘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形象。

司馬彪續漢書現存兩條,其中一條可以補充范書:

鄭弘爲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懸於衢道,求主還之。[^3]

言鄭弘任騶令期間道不拾遺。

而謝承後漢書的細節比范書豐富許多:

〔鄭弘字巨君,爲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懸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

〔鄭弘爲臨淮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修身率下,臨事詳愼〕。行春天旱,隨車致雨。〔有兩〕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

鄭弘爲太尉,固讓不就。西曹掾曰:「天子已白陵廟,宜當拜。」

元和元年,有詔以鄭弘爲太尉。時旱,朝廷百僚皆暴請雨。夏炎熱,小雨,羣官即還舍。弘彌日不旋,大雨澍,稼穡遂豐。

永平之初,[^4] 太尉鄭弘臨朝蹇諤,日旰忘食。[^5]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神異的祥瑞引文黑體。任騶令期間魯地遭遇大旱,但只有騶有降雨,五穀豐熟。後蝗起泰山,獨避其境。任臨淮太守時行春,「隨車致雨」,又有二白鹿夾車,旁人認爲這是鄭弘將來要當宰相的徵兆。任太尉時遇旱,百僚求雨,其他人都回去,只有鄭弘留待,好幾天之後終於降下大雨。可以說,鄭弘一人集中了降澍、避蝗、白鹿等各種祥瑞。而范曄在寫史時並沒有採用這些素材,范書的鄭弘傳沒有一條祥瑞。比如任大司農時「天下遭旱」,范書所載鄭弘所做的是「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都是非常符合邏輯的治政思路,此後也沒有記載天降甘露。

在漢代人的觀念中,「治政之本,必順陰陽」[^6],政治的核心是調順陰陽,遵循天道。自徐防開始,「三公以災異免」成爲慣例。[^7] 天象因此成爲判斷官員是否行善政最重要的標準。遍檢八家後漢書輯注,我們能發現許多這樣的例子。以下分類述之。

降澍

有求雨而降澍的。爰延任轉議郎,到東海郡求雨,「豐澤應澍雨,與京師同日俱霈」,因爲求雨成功,他一回朝就拜官五官中郎將。[^8] 范書記載有所不同,[^9] 桓帝問爰延「朕何如主也?」答曰「中主」,並直言陳諫,此後拜五官中郎將。戴封任西華令期間,遭遇大旱,禱告無用,便自焚以求雨,「火起而大雨,遠邇嘆服。」[^10] 范書記載相同。[^11]

有出巡而降澍的。「行春」「歷行部邑」是歷行公事,「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12] 但往往出巡也會成爲一大功績,「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13] 百里嵩任徐州刺史期間遭遇乾旱,出巡行部,經過之處「甘雨輒澍」「入界卽雨,隨車而下。」任濟南相期間,「甘露降於郡。」[^14] 范書百里嵩無傳。王興任弘農太守期間遭遇乾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15] 范書將此句略過,直言「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16]

有雪冤而降澍的。周暢爲河南尹期間遭遇乾旱,他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17] 還有的記述得更抽象,彷彿成爲一句套話:陸閎任潁川太守期間,「致鳳凰甘露之瑞。」[^18] 此二人范書無傳。張奮「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貽卹宗親」,任司空時遭遇大旱,他上陳時政之宜,和帝率張奮等「幸洛陽獄,卽大雨三日。」[^19] 范書記載相同。[^20]

水火

陳宣通魯詩,光武帝建武十年洛水改道,有人希望加以堵塞,陳宣說洛陽是周公選的萬世寶地,不可能有災異,否則就是人主之過,而光武帝是中興聖主,受有天命,洪水肯定不會相犯,「言未絕,水去。」[^21] 范書陳宣無傳。

劉昆學施氏易,爲江陵令期間多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22] 范書記載相同。[^23]

動物

大鳥黃雀是祥物。名儒楊震講學時「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認爲這是楊震即將登仕的徵兆。他卒未葬之時,「有大鳥五色⋯⋯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霑地。」[^24]「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25] 這並非程式化的敘述方式,而是有對大鳥非常詳盡的描述,像真事一般:「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26]「鳥蒼色,頸去地五六尺,舒翅廣一丈三尺,莫有能名者。」[^27] 范書記載相同。[^28] 陳弇以尚書教授,「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翺翔。」[^29] 范書陳弇無傳。

蝗蟲不犯境是地方大治的重要表現。王況任陳留太守期間「善行德政」,蝗蟲「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他後來因此拜爲司徒。[^30] 范書王況無傳。魯恭曾參加白虎觀會議,後拜爲魯詩博士。爲中牟令期間,「以德化人,不任刑罰」,得以「蟲不犯境,化及鳥獸」。[^31] 范書記載大致相同:「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32]

龍虎也時見記載。沈豐爲零陵守,「愼行重殺,愛民養化」,因而「有三黃龍望府中。」[^33] 范書沈豐無傳。宋均爲九江太守,「退檻穽,進忠良」,「虎遂東渡江」。[^34] 旣遵天道,又盡人事,於是虎患消退。范書記載相同,還有司馬書所未載:蝗「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35]

植物

鮑永爲更始大將,後爲司隸校尉,他爲人強硬,任魯郡太守期間,司馬書寫道:「孔子闕里無何荊棘自闢,郡人異之。」[^36] 司馬書將荊棘自闢當作一種祥瑞,來彰顯鮑永任陸軍太守期間安撫百姓的仁政。而范書似乎有一種不同的思路:當時董憲裨將在魯郡屯兵爲害,鮑永前往討伐,有殘留勢力不肯投降,這時孔子闕里荊棘自闢,「永異之」而非司馬書所說「郡人異之」,認爲這是孔子在提示他要行禮以誅無道。

嘉禾是經典中就出現的的意象,洪範:「唐叔得禾異畒同頴,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孔傳:「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嘉禾名篇告天下。」嘉禾是天下和諧的象徵。楊統任彭城令期間「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于寺舍,人庶稱神。」[^37] 范書沒有這一部分,但也言及楊統能「推陰陽消伏」,求雨「亦卽降澍」。其子楊厚繼承父業,善於災異,豫言多合。[^38]

在漢人心中,伍子胥是錢塘江的河神。王閎爲人獨立,「不交豪傑賓客」,他渡錢塘江遭遇大風,乃「拔劍斬水,罵伍子胥,水息得濟。」[^39] 范書王閎無傳。張禹爲揚州刺史,人們都怕江有伍子胥之神,他說「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40] 范書記載相同。[^41]

經師儒宗善讖,能往來陰陽,因而夢境也是他們獲取預言的方式。鄭玄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42] 案鄭玄終於建安五年200,是年干支爲庚辰,次年爲辛巳,正所謂「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這是順數的年干支,而非三統曆超辰之法,依超辰法,公元 200 年歲在壬午,在庚辰後二年。學者周盤年老,夢見老師給他在「陰堂之奧」講學,他想「豈吾齒之盡乎?」便開始準備後事,「學者以爲知命」。[^43] 范書記載相同。[^44] 此二人的敘事模式大致相同,都是臨終前有人托夢,預感自己將逝。

盜賊

不僅自然天象,卽使盜賊、叛賊的反應,也能反映出傳主的品德。袁閎志節高古,延熹末年,「散髮絕世,欲投迹神林」,築土室自居。黃巾兵起,「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黃巾皆以其賢而避其境。[^45] 范書記載相同。[^46] 面對鄭玄,黃巾也是「見玄皆拜」。[^47] 姜肱通五經,有一次與兄弟同行被劫掠,姜肱希望以身自代,盜賊被他的德行感化,「棄物而去」。[^48]

總之,如果地方官能夠順應自然、施行仁政、出巡部邑、理察冤獄、以身求雨,往往會天降甘露,結束乾旱,抑或蝗蟲避境,獨獲豐收,或是生嘉禾,或是虎患自除。如果一個人學識淵博、操守高潔、命中有貴,往往會有白鹿、黃雀、大鳥等祥物降臨,預示著他即將高升。如果一個人品行端正、剛正不阿,那麼河神不會侵犯他,盜賊也會避而遠之。

將諸家後漢書與范曄後漢書重合部分進行對比,能看到大部分記載是完全相同的,但也有幾條范曄進行了修改。在謝承筆下,爰延是因爲求雨成功而升拜五官中郎將,范曄則是因爲向桓帝直言陳諫。司馬彪所寫的王興「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范曄則輕描淡寫,以「亦有善政」一筆帶過。鮑永任魯郡太守期間孔子闕里荊棘自闢,司馬彪認爲這是彰顯其仁政的祥瑞,而范書把這當作孔子在冥冥之中的提示。最明顯的則莫過於鄭弘傳,范曄將謝承書中荒誕不經的五處祥瑞全部刪去。其中固然涉及記載模糊之處因果關係的調整,但我們還可以隱約發現,范曄似乎對災異有意採取抑制的態度。

共所周知,范曄論史旨在表彰儒學,儀軌天下,而東漢一代讖緯盛行,經師多善讖緯,那麼范曄對玄藐幽深的方技謠讖是怎麼看的?後漢·方術列傳序云:「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但是武帝「頗好方術」,開創了不好的傳統,王莽「矯用符命」,漢鼎更是險些因爲謠讖而傾覆。中興以來,天子多以符讖而拜相,因此「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紛紛要求應該禁止讖緯。讖緯之術,過於偏頗,「信與不信,各有所執」李賢注,不能得中,遠不如之能溫柔敦厚、疏通知遠。而范曄之所以還要爲方人立傳,是因爲他們有些也有「雅才偉德」,他們善於推變,「可以弘補時事」。[^49] 綜上可知,在范曄看來,方術過於漂浮,不能像經術那樣有一定之標準,不能用作教化。如欲運用方術,自身必須擁有經術根柢,方能不至於浮華,若運用得當,可以補充政事、幽贊王道。

以此觀之,范曄的鄭弘傳沒有祥瑞,確是有意爲之。


[1] 見范曄後漢書卷三十三朱馮虞鄭周傳,中華書局,1965 年,第 1154–1157 頁。

[2] 周天游註解:「初第五倫爲會稽太守,署鄭弘爲督郵,復舉孝廉。故倫爲弘之舉將,弘乃倫之故吏。東漢時故吏舉將有君臣名分,一般終身不敢違逆,故弘見倫,雖位高而每卑下之。」

[3] 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388 頁。

[4] 周天游按:「弘任太尉在元和元年,元和三年免,事見範書章帝紀。汪輯改『永平』作『永和』,黃輯以爲當在章和初,均誤。此『永平』當作『元和』。」

[5] 以上見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注,第 37–40 頁。

[6] 謝承後漢書卷二韋彪傳,第 20 頁。

[7] 謝承後漢書卷二徐防傳,第 61 頁。

[8] 謝承後漢書卷三奚延傳,第 73 頁。

[9]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八楊李翟應霍爰徐傳,第 1617 頁。

[10] 謝承後漢書卷五獨行傳,第 176 頁。

[11] 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一獨行傳,第 2684 頁。

[12] 范曄後漢書卷三十三朱馮虞鄭周傳李賢注,第 1155 頁。

[13] 司馬彪續漢書卷四張禹傳,第 411 頁。

[14] 謝承後漢書卷五循吏傳,第 156–157 頁。

[15] 司馬彪續漢書卷二宗室四王三侯傳,第 331 頁。

[16] 范曄後漢書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傳,第 556 頁。

[17] 謝承後漢書卷五獨行傳,第 171 頁。

[18] 謝承後漢書卷五獨行傳,第 175 頁。

[19] 司馬彪續漢書卷三張純傳,第 391 頁。

[20] 范曄後漢書卷三十五張曹鄭傳,第 1199 頁。

[21] 謝承後漢書卷六陳宣傳,第 209 頁。

[22] 司馬彪續漢書卷五儒林傳,第 491 頁。

[23] 范曄後漢書卷七十九上儒林傳上,第 2550 頁。

[24] 謝承後漢書卷四楊震傳,第 88 頁。

[25] 司馬彪續漢書卷四楊震傳,第 427 頁。

[26] 司馬彪續漢書卷四楊震傳,第 427 頁。

[27] 華嶠後漢書卷三楊震傳,第 575 頁。

[28] 范曄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傳,第 1760、1767 頁。

[29] 司馬彪續漢書卷五儒林傳,第 492 頁。

[30] 謝承後漢書卷七王況傳,第 231 頁。

[31] 司馬彪續漢書卷三魯恭傳,第 361 頁

[32] 范曄後漢書卷二十五卓魯魏劉傳,第 873 頁。

[33] 謝承後漢書卷五循吏傳,第 155 頁。

[34] 司馬彪續漢書卷三宋均傳,第 406 頁。

[35]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一鍾離宋寒傳,第 1413 頁。

[36] 司馬彪續漢書卷三鮑永傳,第 375 頁。

[37] 袁山松後漢書卷三楊厚傳,第 661 頁。

[38] 范曄後漢書卷三十上蘇竟楊厚傳,第 1047 頁。

[39] 謝承後漢書卷八王閎傳,第 253 頁。

[40] 司馬彪續漢書卷四張禹傳,第 411 頁。

[41]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四鄧張徐張胡傳,第 1497 頁。

[42] 范曄後漢書卷三十五張曹鄭傳,第 1211 頁。

[43] 司馬彪續漢書卷三周盤傳,第 402 頁。

[44] 范曄後漢書卷三十九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第 1311 頁。

[45] 謝承後漢書卷三袁閎傳,第 66 頁。

[46]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五袁張韓周傳,第 1526 頁。

[47] 范曄後漢書卷三十五張曹鄭傳,第 1211 頁。

[48] 謝承後漢書卷三姜肱傳,第 86 頁。

[49] 見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上,第 2704–2706 頁。

老師建議

  • 可参考夏炎《环境史视野下“飞蝗避境”的史实建构》、孙正军《“猛虎渡河”与“飞蝗出境”: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
  • 最好将有修改的地方列表,方便对比。
  • 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还需要统计下,类似删去天人感应细节的比例。
  • 讨论范晔对方术和谶纬的看法,仅仅依据《方术列传》,显得有些证据不足。似乎还要结合刘宋儒学的发展情况和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