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第一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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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年 6 月 13 日,北洋女子師笵學堂舉行了開學典禮。盧木齋學使首先演說,接著監督傅潤沅太史演說,接下來教習黃守淵、呂碧城、佐口美都子演說,高等女學堂英國教習梅士業、公立女學堂日本教習豐岡梅、金伯平太史等來賓亦進行了言說。演說畢,由學生徐德秀出位致答辭。最後,來賓、教習、學生合影留念。這標誌著近代第一所官辦女子師笵學堂正式開學。

傅增湘受袁世凱委託創辦此校,它開創官辦女子師笵學校之先河,在近代女子師笵教育史上有獨特地位。當時輿論盛讚女師創立的意義:實爲「我國女學發達之起點,四千年來未有之盛舉。」本文將通過對 1906─1908 年第一期簡易科相關史料的爬疏,力圖還原當時的歷史細節。

招生

招生狀況

1906 年 4 月 18 日,大公報刊登了一則北洋女師笵學堂的招考廣告,「年在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文理通順,身家清白,並无嗜好疾病」者皆可報名。傅增湘計畫開簡易科兩班,速成一百名小學教員,每班招取四十名,另收選課生二十名,一年六箇月畢業。當時女學堂大量興起,爲應對女教師極度缺乏的狀況,故只開設一年半的簡易科以速成小學女教師。

此次招生分別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進行,分爲初招與續招兩批次,初招在天津、北京,續招在上海、天津。

初招首先在天津進行。女師在天津大公報上刊登廣告,于 6 月 1 日上午十點在學堂本部考試。6 月 6 日放榜,共錄取 33 名,其中正取 8 名,次取 15 名,備取 10 名。

北京的考生則留在北京,由學校派員前往北京面試。順天時報6 月 3 日登文稱,在北京報名者五十余名,考取七名,其中正取三名。正取生皆爲女學傳習所學生,稱其能「撰著四五百字之論說」。

自是,初招共招得 40 人。然這箇數目遠達不到傅增湘之前期望的 100 人的目標。至 8 月 3 日,女師刊登廣告,決定續招 60 名,其中上海 40 人,天津 20 人。

7 月上旬,傅增湘啟程前往上海進行續招。黃郛之妻沈景英亦雲是當年女師第一期在上海續招的學生,她撰寫的亦雲回憶爲我們提供了很多有價値的線索。傅增湘在上海報紙上刊登廣告,計畫招收 40 人,沈景英的家人董文英、吳振華、葛敬誠均考上,葛敬誠高居榜首,當時她因年紀尙小,未參加考試,在考上者報名時她隨同前往。傅增湘見她頗有水準,便說帶去天津考試,考得好便在女師,考得不理想,便到北洋女子高等師笵學堂讀書。於是她也隨著考取的 40 人前往天津。沈景英到津一箇月後,父母在報上見她被錄取的消息,則看到的報紙或是 9 月 16 日的天津大公報,或是時間與之相近的其他報紙。而他們從上海出發,在船上「一星期朝夕相共」,那麼上海新生到達天津的時間是 8 月中旬,出發時間是 8 月初,與亦雲回憶所記「夏末秋初」的時間相符。由於筆者暫无法查到當時傅增湘在上海刊登的招生廣告,故只能作如上推測。

次爲天津續招的情況。8 月 3 日的天津大公報刊登廣告稱,8 月 20 日于本堂報名,9 月 10 日早八點考試。考試結果及錄取名單公佈于 9 月 16 日的天津大公報,共錄取 22 名,其中正取 5 名,次取 6 名,備取 11 名。原文爲「正取:沈景英……」,沈景英名列第一。她在回憶錄中寫道考試成績「忝居榜首」,這與報紙的記載相符。

是以續招得 62 人。根據以上統計,第一期共招得 102 人。

對初招人數,幾種資料有不同的記載。1906 年 6 月 26 日大公報公佈的清點名單有學生 40 人。此與筆者根據報刊統計的數位相符。直隸教育雜誌对 6 月 13 日開學典禮的報導稱,考取者爲 43 人。可能由於清點的時間是初招剛完成時,而到開學典禮的十余天又放寬條件新收三人。河北師笵大學志等記載,初招得 46 人,續招得 67 人,共招得 113 人。可能由於後續又放寬條件新收了一些人。

1907 年學部官報刊登的學部奏派調查直隸學務員報告書稱,北洋女師學生數爲 40 人,而報告書的後面寫道「此次調查據直隸教育雜誌本年五月提學使最近調查報告,舛誤頗多……至每堂學生之數大半不符報告。」則這一資料不足爲據。

所反映的女子受教育狀況

在這一年半中,不斷有人退學。招生完畢後不久箇別學生退學後有 107 人。1907 年第 17 期的直隸教育雜誌刊登了 7 月中下旬到 8 月上旬的調查,有學生 95 人。最後畢業時,只有 78 人。

筆者通過對六次考試名單的統計,發現共出現了 134 箇人,其中很多在開始的考試中出現過,後來便消失,有很多只在後面的考試中出現,而前面則无其身影。大概陸陸續續的一部分人退學,一部分人補充進來。北洋女子師笵學堂章程第五章第二條:「每年正月、七月爲入學期。其入學資格如下……」說明是存在陸續新招學生的可能性的。

女師笵生退學,必受生計所迫,或出於輿論壓力。可以想見當時的女性想獲得長時間的穩定的教育有多麼不易。而這種困難在招生時便已顯現,有如下材料可以印證:「羅致遍數行省招考,至五閱樂,尊其名,厚其養,又復從寬錄取,降格以求,僅得半百之數,此皆方數千里以內女子中之傑出者。」「入學者多系南省學生,本省入學者尙少,緣中等以上之學力素養在男子已不可期,何況女子。」「管理員、教員均尙得人,惟學生程度不一,教授稍難」「那時讀書的女子甚少,讀過新書的更少,二十歲而尙未成家的少之尤少,受時代所限,當時女子所受教育極爲欠缺,初招僅得四十余滿足學力要求的學生,故才使傅增湘產生了到異地招生的想法。北京、上海爲當時教育發達之地,故會選擇此兩地續招。「傅增湘登報招收女生,在當時尙屬創見。後來北京、天津、保定三處,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師,于南北人情生活習慣的溝通頗有貢獻,不能不說由於他的遠見和勇氣。」雖然初招不盡如人意,但這也提供了另外的契機。傅增湘想借此促使女性走出閨門,走向社會,不再深居簡出,而以文學顯世。

校址

從建校到 1911 年共使用過三箇校址。

最初的位址僅在 1906 年短暫使用過。1906 年 8 月 3 日的招考廣告注明學堂在「天津院署後操場西」。河北師大志記載「最初設在三馬路三才裏西口一所租賃的民房內。」

第一次搬遷是在 1907 年年初。河北師笵大學志記載「是年1907年假即寒假期間,堂址遷入三馬路法院對過、經過增修的原客籍學堂舊址,」而客籍學堂則遷到天緯路新址。1909 年的學部調查稱女師「在河北總督衙門後邊」。1907 年學部調查報告稱北洋客籍學堂「在督署後,房屋系新建。」天津通志‧基礎教育志記載「光緒三十三年1907增建兩層樓房,規模漸大。」則第二箇堂址在督署後邊、三馬路法院對面无疑。

直隸總督署的位置在今金鋼橋北口西側的金鋼公園,因爲不知督署建築的朝向,故「後邊」不知是哪箇方位,但大致是其西面、北面。「天津院署」不知具體指什麼,天津通志‧檢察志‧大事記略亦有「1907 年三月天津地方檢察廳成立,辦公位址在天津河北院署後」的記載。筆者无從查起,只能作如下推測:「天津院署」指「三馬路法院」,「三馬路法院」指天津地方審判廳。1906 年天津地方審判廳選址在三馬路南端西側並開建,1907 年 12 月建成。根據以上假設,可以得出:直隸總督署是東南朝向,「督署後邊」即督署的西北方,第二箇堂址在三馬路南端東側;院署臨三馬路南端西側,第一箇堂址在院署的西方。

第二次搬遷是在 1911 年 1 月,位於天緯路的客籍學堂停辦,奉飭將該堂房舍、器具撥歸女師學堂,隨即女師遷入天緯路新址。隨後,又與新堂址比鄰的督署兩等小學堂議定,以三馬路原堂址與之對換,並將換得的堂址房舍重加修茸,作爲教室及辦公室。這一堂址後來成爲天津美術學院天緯路校區所在地。

亦雲回憶寫道「我們的女師亦在這箇時候應運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區,是中國人自營的新住宅區,馬路電燈自來水俱全。路以經緯分,用千字文句依次爲名,女師所在的第一條橫馬路即名天緯路。」按此在文中的位置看,應該說的是最初的位址;而結合後文,其妹沈性元後來亦在女師讀書,她因此經常來往天緯路,則應該說的是 1911 年後的天緯路新堂址。

師資

1907 年中的學部調查報告稱,女師有職員 8 人,教員 9 人,傅增湘是校長、主持者,當時稱爲「監督」或「總理」,汪梅君女士任監學,吳藹辰鼎昌任提調,主持日常事務。他曾留日學師笵,日文水準較高,日本教習講課時他可充當翻譯。傅增湘回憶說「余屬吳君藹辰督外堂,汪潘夫人志明察內設,而監理內外總挈綱領則淩夫人主之。」「淩夫人」即都轉淩潤台夫人運司淩太太。亦雲回憶對部分教師有較爲詳細的記載。前前後後的文史教師有四川人董賓國士佐,江蘇人孫師鄭,河北人鄧和甫毓怡。鄧先生注意學術思想,引同學們認識先秦諸子,提示時代地域與思想文體的關係。國文教師缺課時由傅增湘親自代課。張蔚西相文教授地理,他早年旅行西北,是中國地理教科書最早作者。這些老師水準都較高,「若非官立學校經費充足,若非大邑集各地之才,是不容易遇到的。」此外,見得名姓的還有黃守淵和呂碧城。

沈亦雲回憶說有四位外籍女教師:兩箇日本人,一箇美國人,一箇德國人。亦雲回憶特別提到了教徳文和圖畫的德國先生貝安納小姐。她和同學們最爲親近,極關心學生的生活起居,學生得病无不去探望。她看學生飯食不夠營養,冬天每日送來一大鍋牛奶,放著可哥粉。她又覺得同學們娛樂太少,向監督說明後請同學到她家裏,或由她帶到她朋友家裏。她用心學中國話,與中國教師家庭往來,大概還從德文書裏讀中國歷史文學。徳文班裏同學每人有箇德國名字,她給沈景英取的名字一改再改,解釋意義給她聽,不知要把多少好的意義給她,最後決定的,是勇往直前之意。日本教師佐口美都子教授教育學、心理學。美國人應是卜朗克,教授英文、體操,而另一箇日本教師則不得而知,兩位日本教習大概教完第一期後便離開了女師,因而都未出現在 1909 年的學部調查報告中。

1907 年學部調查直隸學務,調查意見稱「此堂開辦未久,管理員、教員均能得人,惟教授高等普通各學,中國女教員實難其選,不得不參用男教員及外國女教員,此爲現在辦女學最困難處。」可見女師是不得以才聘用了幾位教文史的男先生。女子小學必須用女教師,因而需要女子師笵學堂培養大量女教師,而受時代所限,能勝任此項工作的女性少之又少,故對女教師的培養不得不聘任男性。

關於課程、要求

課程

女師將學生按志趣分爲兩部,第一部重文,第二部重理。第一部科目有必修科修身、教育、國文、歷史、地理、家政、體操,隨意科習字、圖畫、手工、樂歌。第二部科目有必修科修身、教育、國文、算學、理科、家政、圖畫、體操,隨意科習字、手工、樂歌。教育科內容非常豐富,有教育史、應用心理學、論理學大意、教育原理、教授法、保育法、管理法、實地練習。國文科包含講讀、文法、作文、教授法。歷史有中國歷史、東洋史要、西洋史要、教授法。地理包括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文、教授法。算學涉及四則諸算、分數、小數、比例、百分、難題、開方。理科囊括植物、動物、礦物、地質、化學、物理、地文、生理、教授法。手工授以裁縫、編物、刺繡、教授法。這些課程內容豐富,兼及中外之學,又有女學特色。且顯示出學習與教學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特點,這對培養教師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1907 年初袁世凱自京返津後前往視察女師,諸生作文記錄了此事,1907 年第 3 期的直隸教育雜誌刊登了陸紹芬和周砥兩人的優秀習作項城宮保視學記。筆者通過對比發現,此二篇結構相似,中心思想相似,甚至措辭亦相似,這說明國文課上老師對如何作文進行了統一的講解,寫完後老師亦對二人的文章提出了修改意見。文章雖結構分明,但顯得有些捱板。不過至少有利於女學生們快速掌握寫作的基本方法。

1908 年畢業典禮上鄒筠英、吳振炎奏琴,諸生合唱校歌。二生分別爲第一部、第二部學習成績最優者,亦會奏琴,可見音樂教育成效較爲顯著,女師笵生們亦不僅僅局促于課業學習,而是德智藝全面發展。

修身要求

學堂及學官對女師笵生提出了道德、修身上的要求。北洋女子師笵學堂章程提出:「爲造師資,尤重婦德,一切管束教授,務在陶冶其行爲心性,使可爲後生儀范,一切急激過新之學說時論,概戒弗譚。」1908 年的畢業典禮上,傅增湘訓令諸生,勉勵她們學无止境,勿以既已畢業即不再致力於增進自身。與諸生提出四點要求:曰求學心;曰公德心;曰忍耐心;曰保守中國舊有女德,勿爲今日異說所迷惑。接著提學使司致訓詞,一曰保守傳統婦德,一曰行爲世范,注重言語、威儀,一曰所學須不僅限於酒食、針黹,而應兼習圖畫、手工、音樂、體操等。可見,這種要求仍顯得保守,與中國傳統的懿微之德脫不了干係。學生作文項城宮保視學記盛讚袁世凱開辦女學的功績,稱其延續了三代以來的後妃之德。這很明顯是毛詩周南、召南的經義。這反映了課程中雖沒有讀經科,但這一部分內容或移到了修身科。1907 年學部頒定的女子師笵學堂章程規定了修身科的學科程度,要求通過學習女孝經列女傳女訓等女學之書,提高女師笵生的道德修養,使其具備「嘉言懿行」。這也應徵了筆者的猜想。校歌有「畫荻課兒,焚裘訓子」等句,亦體現了這種理念。這都顯示出女子師笵教育新舊交替的時代特徵。

此外,章程對生活細節上的規定也極爲嚴格,如「有女戚來堂探訪者,俱在會客室會見,非經稟明舍監准允,不得輒入寢室。」「除有特別事情外,不問堂內學友,不許借貸銀錢」等諸規定。這都是爲了養成女師笵生較高的道德水準。

關於成績

夏季舉行第一次考試。由於无更詳細的說明,亦无法確定直隸教育雜誌第 11 期的發行時間,筆者推測此次考試在續招生入學之前,僅初招生參考。因爲夏季應爲 6、7、8 月,而上海續招生 8 月中旬方抵天津,天津續招生 9 月 16 日方放榜;此次參考人數僅 41 人,且報紙所提供的部分榜單中,除了王士英,其餘 6 人皆爲天津的初招生,且王士英的名字並未出現在可見的天津續招生名單中,則王士英很可能是 7 名北京的初招生之一。1906 年 9 月初舉行了第一次初招、續招的全員考試。考試結果顯示,「同學們進步都很快」,列優等有 41 人,中等及以上 74 人,「中文、科學水準都很高」。1907 年第一學期寒假前舉行了一次考試。1907 年第二學期暑假前理應舉行一次考試,但報刊今已不存。1908 年畢業典禮時亦公佈了優等學生的名單。

各同學的成績變化情況,附于註腳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年半來絕大多數學生的成績變化不大,優等生長期保持較好的成績,而成績較差的亦少見後起者。如鄒筠英、葛敬誠、沈景英、楊潤六、徐月華、吳振炎、周砥等人長期保持最優的位置,當時的教育雜誌亦刊登了周砥、陸紹芬、沈景英、鄒筠英等人的考試答案、優秀習作。這些優等生很多都在後來的歷史舞臺上展現著獨特的風韻,如沈景英成爲了黃郛的妻子,周砥成爲馮國璋的續弦夫人,陸紹馨是著名科學家關肇直的母親,也有一些學生進了袁府當家庭教師,楊蘊中、董文英教國文,唐尹昭教算術,陸紹儀教歷史。這大概足以反映成績優者家庭條件較好,擁有的社會資源亦與普通家庭不同,她們後來發揮的歷史影響也大爲不同。而根據筆者查閱,成績較差者則幾乎未在歷史記錄中留下痕跡。的確,如學部的調查報告所言,入學前每箇人的學習程度都千差萬別,即使通過了招生考試,仍有很多人基礎較薄弱,這一年半的學習不足以改變之前十餘年的差距。家庭環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陸紹馨、陸紹芬,張國璽、張國薌,仲淑鈞、仲淑姃,蔡巽、蔡巽,言尙瑛、言尙瑢都爲姐妹,她們的成績大多較爲接近。

結合招生的狀況,足以瞥見清末女子的受教育狀況,極少部分女性能在家庭環境中獲得知識的薰陶,且有機會來到新式學堂進行學習;一小部分雖然家庭環境不理想,但進入了新式學堂,能夠勉強獲得和男性相等的受教育權;而大多數則仍處在蒙昧之中。

關於待遇、義務

一直以來,師笵學堂有免學費的優待,但條件是畢業後須盡一定時期內擔任教師的義務。沈亦雲回憶說在女師讀書「學膳免費,依成績月有津貼,畢業後由學校派往各地盡義務,月薪最低卅元。」因時勢所需,女師笵生畢業後不愁沒有出路,「有未畢業而已受聘兼課之人,沒有想做事而失業的人,時代與社會都十分優寵我們。」最高等級的津貼爲每月 10 元,借此足以自由地購置衣物。1906 年 8 月的續招廣告要求畢業後至小學堂任教習。北洋女子師笵學堂章程規定畢業後留本校任助教,或到其他學校任教員。學部奏定女子師笵學堂章程規定女師笵生畢業後三年以內有充當女子小學堂教習或蒙養院保姆之義務。如有特殊情況不能盡教職義務者,量繳學費,可免除義務。如不肯盡教職之義務,或因事撤銷教習憑照,勒令其繳納學費。

然而實際情況是,女師笵生並不能勝任實際教學要求:「初等高等女子小學均因須用女教員之故,教課程度均極淺易,講師教授亦未盡合宜,將來非改用男教員不可。」速成的女師笵生只能教授程度較淺的課,于較深的課則力所不及。因而學部調查員提出如下建議:「雖中國向來男女之防至嚴,然十歲以下之女童雖以男師教之,流弊亦无自而生,否則成績終未易期也。」簡易科女師笵生雖見效快,但實際效果並不盡如人意。因而 1908 年後,撤銷簡易科,招完全科學生,修業年限爲四年,加上預科一年,爲五年。

1908 年 1 月 29 日,第一期女師笵生畢業,將南樓的三間教室合併作爲畢業典禮的場地。傅增湘訓令諸生,接著鄒筠英、吳振炎奏琴,諸生合唱校歌,接著提學使司致訓詞。順天時報附錄了優等畢業生名單及校歌二首、畢業歌三首。中國百年師笵教育圖志第 52─54 葉有詳細的校歌寓意、典故的解說。

自此,第一期女師笵生們結束了她們爲期一年半的短暫的學習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