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人甚至一些学者都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的是群体性和公众性，以群体压抑个体。但这是不准确的，在先秦儒学中，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格外强调个体人格的完满和完善，并将内心的道德意义上的完满称为「善」。但无论如何，个体是不能摆脱群体而存在，在研究个体性的同时一定是要关注群体性的。如何保持群体的秩序又使个体保有一定的张力，这是儒家一直孜孜以求想要解决的命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礼崩乐坏、氏族统治秩序逐渐瓦解的时代重提「礼乐」，希望能重新树立「礼」的价値，使社会重新回到西周时的礼乐社会。孔子所倡导的「礼」并不是孔子的原创，而是周公旦所制定的「周礼」。孔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吾从周。」也曾多次谈到「梦周公」。但为了确立「礼」实施的理论依据，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将作为外在社会规范的「礼」上升到了内在的道德自觉的高度，这就是所谓的「以仁释礼」。而孟子则将这一观点发挥到了极端。
在群体性的意义上，孟子将孔子的「仁」和「礼」发展到了「王道仁政」的高度。在经济上恢复井田制、均富，在政治上提倡尊贤，并直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政王道」是与百姓利害相连，忧乐相通。
而孟子学说更为突出的是将个体的心理因素作为整个理论结构的基础和起点。「仁政王道」的实现不在于外在的现实条件而完全在于统治者的「一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心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不忍人之政」是建立在「不忍人之心」上的。而这种「不忍人之心」并不是特殊和神秘的，而是每个人都具有的。
孟子将君主的「不忍人之心」推而广之，赋予了这种「心」以哲学上的深刻意义，即先验的形而上的「善」。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仁义礼智」四端，这是「性本善」的核心，也是人之异于禽兽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赋予了人之为人的独有的价値——内心的道德自觉。
而这种「善」是很脆弱很微小的，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对于「几希」的善，孟子提出要保养、发扬，避免它被掩盖和斫丧。保养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学」和「养气」，这种道德自觉既是人异于禽兽的地方也是「圣人」异于「凡人」的地方。但它又是任何个人可以达到的人格，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极大地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値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在生和义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孟子对于道德自律的重视。这不是宗教性的献身，而是主体的自我选择，听从内在无上的道德命令。
除了「学」，孟子还格外地强调「养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与天地之间」，根据李泽厚先生的解释，「养气」所指的是一种人的感性理性地凝聚，理性凝聚成意志，使感性行动成为一种由理性支配、主宰的力量。正是凝聚了理性的感性力量，凭着「集义而生」的感性
在我看来，这是孟子伟大的地方，或者说是让我感动的地方。有人说，孟子是一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将社会的礼仪法度全都建立于「人心」之上，莫不知人心易变的道理么？身在战国，孟子肯定比我们更能领略到人心的险恶、世道的艰险，但他仍在乱世中高举性善的大旗而彰显出人性独特的光辉。在诸子百家中，孟子的学说不是最能体现人之为人的独特价値的么？高中时，班主任在教室后面悬挂了一幅对联——「外施王者丰功，内修圣人贤德」。「内圣外王」正是孟子的价値追求，对内达到人格的完善，保存善的本性本心，从而外化出「仁政王道」，治国平天下，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实现着作为人的独一无二的价値。最后还是想煽情地说一句，尽管孟子及其所处的那个迷人的乱世都离我们远去，但孟子所高扬的那股「浩然之气」，那股人性的光辉，仍充盈于宇宙天地中，与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