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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明确:究竟是谁,在什么语境下,在什么意义上,在讨论这些问题。只有相对于这整个争论背景,这些结论性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

科學史

胡翌霖:从神坛到论坛——科学史的实践意义(《现代科学史》书评),2022-01-27

这种讨论历史的方式,与标题中的Making一样,是许多中国大众读者难以适应的。讨论了半天发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不是和稀泥吗?并非如此。在知识社会学影响下的科学史的确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但这种相对主义决不是“说啥都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强调的恰恰是:任何结论都不能被绝对化地、孤立地看待,而是必须放在相应的语境中,相对于其论题、论者、论据、论证,才能得到全面的考察。任何一句命题,诸如“17世纪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拉瓦锡很伟大”、“科学与技术密不可分”、“能量守恒定律是迈尔发现的”,如果脱离了语境来讨论,都没有意义。我们必须明确:究竟是谁,在什么语境下,在什么意义上,在讨论这些问题。只有相对于这整个争论背景,这些结论性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

光的性質

john:光的微粒说与波动说300年大论战,以及反思,2017-03-29〔原鏈接會跳轉,看不了,只好用特殊方法轉存一下〕

一、笛卡尔的伏笔

在人们对物理光学的研究过程中,光的本性问题和光的颜色问题成为焦点。关于光的本性问题,笛卡尔在他《方法论》的三个附录之一《折光学》中提出了两种假说。一种假说认为,光是类似于微粒的一种物质;另一种假说认为光是一种以“以太”为媒质的压力。虽然笛卡儿更强调媒介对光的影响和作用,但他的这两种假说已经为后来的微粒说和波动说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二、论战开始

十七世纪中期,物理光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655年,意大利波仑亚大学的数学教授格里马第在观测放在光束中的小棍子的影子时,首先发现了光的衍射现象。据此他推想光可能是与水波类似的一种流体。

格里马第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一束光穿过一个小孔,让这束光穿过小孔后照到暗室里的一个屏幕上。他发现光线通过小孔后的光影明显变宽了。格里马第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他让一束光穿过两个小孔后照到暗室里的屏幕上,这时得到了有明暗条纹的图像。他认为这种现象与水波十分相像,从而得出结论:光是一种能够作波浪式运动的流体,光的不同颜色是波动频率不同的结果。格里马第第一个提出了“光的衍射”这一概念,是光的波动学说最早的倡导者。1663年,英国科学家波义耳提出了物体的颜色不是物体本身的性质,而是光照射在物体上产生的效果。他第一次记载了肥皂泡和玻璃球中的彩色条纹。这一发现与格里马第的说法有不谋而合之处,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不久后,英国物理学家胡克重复了格里马第的试验,并通过对肥皂泡膜的颜色的观察提出了“光是以太的一种纵向波”的假说。根据这一假说,胡克也认为光的颜色是由其频率决定的。

然而1672年,伟大的牛顿在他的论文《关于光和色的新理论》中谈到了他所作的光的色散实验:让太阳光通过一个小孔后照在暗室里的棱镜上,在对面的墙壁上会得到一个彩色光谱。他认为,光的复合和分解就像不同颜色的微粒混合在一起又被分开一样。在这篇论文里他用微粒说阐述了光的颜色理论。

第一次波动说与粒子说的争论由“光的颜色”这根导火索引燃了。从此胡克与牛顿之间展开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

三、发展

1672年2月6日,以胡克为主席,由胡克和波义耳等组成的英国皇家学会评议委员会对牛顿提交的论文《关于光和色的新理论》基本上持以否定的态度。牛顿开始并没有完全否定波动说,也不是微粒说偏执的支持者。但在争论展开以后,牛顿在很多论文中对胡克的波动说进行了反驳。由于此时的牛顿和胡克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因此波动说和微粒说之间的论战并没有全面展开。但科学上的争论就是这样,一旦产生便要寻个水落石出。

波动说的支持者,荷兰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惠更斯继承并完善了胡克的观点。惠更斯早年在天文学、物理学和技术科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系统的对几何光学进行过研究。1666年,惠更斯应邀来到巴黎科学院以后,并开始了对物理光学的研究。在他担任院士期间,惠更斯曾去英国旅行,并在剑桥会见了牛顿。二人彼此十分欣赏,而且交流了对光的本性的看法,但此时惠更斯的观点更倾向于波动说,因此他和牛顿之间产生了分歧。正是这种分歧激发了惠更斯对物理光学的强烈热情。回到巴黎之后,惠更斯重复了牛顿的光学试验。他仔细的研究了牛顿的光学试验和格里马第实验,认为其中有很多现象都是微粒说所无法解释的。因此,他提出了波动学说比较完整的理论。

惠更斯认为,光是一种机械波;光波是一种靠物质载体来传播的纵向波,传播它的物质载体是“以太”;波面上的各点本身就是引起媒质振动的波源。根据这一理论,惠更斯证明了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也比较好的解释了光的衍射、双折射现象和著名的“牛顿环”实验。如果说这些理论不易理解,惠更斯又举出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反驳微粒说。如果光是由粒子组成的,那么在光的传播过程中各粒子必然互相碰撞,这样一定会导致光的传播方向的改变。而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惠更斯积极的宣传波动学说的同时,牛顿的微粒学说也逐步的建立起来了。牛顿修改和完善了他的光学著作《光学》。基于各类实验,在《光学》一书中,牛顿一方面提出了两点反驳惠更斯的理由:第一,光如果是一种波,它应该同声波一样可以绕过障碍物、不会产生影子;第二,冰洲石的双折射现象说明光在不同的边上有不同的性质,波动说无法解释其原因。另一方面,牛顿把他的物质微粒观推广到了整个自然界,并与他的质点力学体系融为一体,为微粒说找到了坚强的后盾。

为不与胡克再次发生争执,胡克去世后的第二年(1704年)《光学》才正式公开发行。但此时的惠更斯与胡克已相继去世,波动说一方无人应战。而牛顿由于其对科学界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成为了当时无人能及一代科学巨匠。随着牛顿声望的提高,人们对他的理论顶礼膜拜,重复他的实验,并坚信与他相同的结论。整个十八世纪,几乎无人向微粒说挑战,也很少再有人对光的本性作进一步的研究。

十八世纪末,在德国自然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托马斯·杨开始对牛顿的光学理论产生了怀疑。根据一些实验事实,杨氏于1800年写成了论文《关于光和声的实验和问题》。在这篇论文中,杨氏把光和声进行类比,因为二者在重叠后都有加强或减弱的现象,他认为光是在以太流中传播的弹性振动,并指出光是以纵波形式传播的。他同时指出光的不同颜色和声的不同频率是相似的。1801年,杨氏进行了著名的杨氏双缝干涉实验。实验所使用的白屏上明暗相间的黑白条纹证明了光的干涉现象,从而证明了光是一种波。同年,杨氏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上发表论文,分别对“牛顿环”实验和自己的实验进行解释,首次提出了光的干涉的概念和光的干涉定律。

1803年,杨氏写成了论文《物理光学的实验和计算》。他根据光的干涉定律对光的衍射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衍射是由直射光束与反射光束干涉形成的。但由于他认为光是一种纵波,所以在理论上遇到了很多麻烦。他的理论受到了英国政治家布鲁厄姆的尖刻的批评,被称作是“不合逻辑的”、“荒谬的”、“毫无价值的”。

虽然杨氏的理论以及后来的辩驳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遭人毁谤,但他的理论激起了牛顿学派对光学研究的兴趣。

1808年,拉普拉斯用微粒说分析了光的双折射线现象,批驳了杨氏的波动说。

1809年,马吕斯在试验中发现了光的偏振现象。在进一步研究光的简单折射中的偏振时,他发现光在折射时是部分偏振的。因为惠更斯曾提出过光是一种纵波,而纵波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偏振,这一发现成为了反对波动说的有利证据。

1811年,布吕斯特在研究光的偏振现象时发现了光的偏振现象的经验定律。

光的偏振现象和偏振定律的发现,使当时的波动说陷入了困境,使物理光学的研究更朝向有利于微粒说的方向发展。

面对这种情况,杨氏对光学再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817年,他放弃了惠更斯的光是一种纵波的说法,提出了光是一种横波的假说,比较成功的解释了光的偏振现象。吸收了一些牛顿派的看法之后,他又建立了新的波动说理论。杨氏把他的新看法写信告诉了牛顿派的阿拉戈。

1817年,巴黎科学院悬赏征求关于光的干涉的最佳论文。土木工程师菲涅耳也卷入了波动说与微粒说之间的纷争。在1815年菲涅耳就试图复兴惠更斯的波动说,但他与杨氏没有联系,当时还不知道杨氏关于衍射的论文,他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出是各种波的互相干涉使合成波具有显著的强度。事实上他的理论与杨氏的理论正好相反。后来阿拉戈告诉了他杨氏新提出的关于光是一种横波的理论,从此菲涅耳以杨氏理论为基础开始了他的研究。1819年,菲涅耳成功的完成了对由两个平面镜所产生的相干光源进行的光的干涉实验,继杨氏干涉实验之后再次证明了光的波动说。阿拉戈与菲涅耳共同研究一段时间之后,转向了波动说。1819年底,在非涅耳对光的传播方向进行定性实验之后,他与阿拉戈一道建立了光波的横向传播理论。

1882年,德国天文学家夫琅和费首次用光栅研究了光的衍射现象。在他之后,德国另一位物理学家施维尔德根据新的光波学说,对光通过光栅后的衍射现象进行了成功的解释。

至此,新的波动学说牢固的建立起来了。微粒说开始转向劣势。

随着光的波动学说的建立,人们开始为光波寻找载体,以太说又重新活跃起来。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成为了以太说的代表人物。但人们在寻找以太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于是各种假说纷纷提出,以太成为了十九世纪的众焦点之一。

菲涅耳在研究以太时发现的问题是,横向波的介质应该是一种类固体,而以太如果是一种固体,它又怎么能不干扰天体的自由运转呢。不久以后泊松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以太是一种类固体,在光的横向振动中必然要有纵向振动,这与新的光波学说相矛盾。

为了解决各种问题,1839年柯西提出了第三种以太说,认为以太是一种消极的可压缩性的介质。他试图以此解决泊松提出的困难。1845年,斯托克斯以石蜡、沥青和胶质进行类比,试图说明有些物质既硬得可以传播横向振动又可以压缩和延展——因此不会影响天体运动。

1887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尔逊与化学家莫雷以“以太漂流”实验否定了以太的存在。但此后仍不乏科学家坚持对以太的研究。甚至在法拉第的光的电磁说、麦克斯韦的光的电磁说提出以后,还有许多科学家潜心致力于对以太的研究。

十九世纪中后期,在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的论战中,波动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人们在为光波寻找载体时所遇到的困难,却预示了波动说所面临的危机。

1887年,德国科学家赫兹发现光电效应,光的粒子性再一次被证明!

托勒密天文學

江晓原:必须正确才是科学吗?——以托勒密天文学说为例,2004-10-14

《至大论》是托勒密所有重要著作中最早的一部。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包括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共有10种。这里先将其余9种略述如下:

《实用天文表》(Handy Tables)。所有必要的天文表其实在《至大论》中都已包括,但散在全文各处,查阅不便,乃将各表汇为一编,并修订参数,且将表的形式改编得更便于实际应用。此书后来长期成为同类作品的标准样式,一直被沿用至中世纪以后。

《行星假说》(Planetary Hypotheses),2卷。仅第一卷有希腊古本保存,全文有阿拉伯文译本传世。此书为托勒密晚年所作。除修订了《至大论》中的有关参数外,在行星黄纬运动和宇宙模式两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此书中的宇宙模式,变得颇有中世纪阿拉伯天文学中宇宙模式的风格,这部分内容又是在只有阿拉伯文译本的第二卷中,因此有人怀疑其中可能杂有后世阿拉伯天文学家的工作。

《恒星之象》(Phases of the Fixed Stars),2卷。仅有第二卷存世。此书专门讨论一些明亮恒星的偕日升与偕日落,这是在《至大论》中未曾充分展开处理的课题。书中有一份历表,列有一年中每一天偕日升及偕日落的若干亮星,并结合各种证据,列出这些星象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兆意义。这种把现代意义上的气象学与星占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从古希腊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四书》(Tetrabiblos),4卷。星占学专著。托勒密自己将此书视为《至大论》理所当然的互补之物或姊妹篇。此书在古代和中世纪极负盛名,托勒密也由此长期被视为星占学大家。

《地理学》(Geography),8卷。这是古代地理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托勒密显然打算在此书中对当时所知的一切地理学和地图学知识集其大成,就像他在《至大论》中对天文学所作的那样。不过此书并未在地理学史上获得类似《至大论》在天文学史上那样的地位。这固然与书中的许多错误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地理学远未达到天文学那样成熟。

《光学》(Optics),5卷。希腊文本已佚失,后世的阿拉伯文译本缺卷一及卷五的末尾部分,又已佚失,只有12世纪时的拉丁文译本(据阿拉伯文转译)存世。

《日晷论》(Analemma)。此书研讨构造日晷时需要解决的角度、投影、比例等几何问题。书中的基本概念当非托勒密首创——他在书中提到古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里所述构造日晷之法,但托勒密在具体技巧上有许多改进。

《平球论》(Planisphaerium)。专论天球上的各种圆如何投影于平面,这是构造平面星盘的理论基础。

《谐和论》(Harmonica),3卷。数理乐律学著作,根据各个不同的传统希腊体系,讨论各种音调及其分类中的数学音程等问题。此书开后来J.开普勒(Kepler)著名的同类研究之先河。

⋯⋯《至大论》继承了由欧多克斯、希帕恰斯所代表的古希腊数理天文学的主要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臻于空前绝后之境。托勒密在书中构造了完备的几何模型,以描述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全天恒星等天体的各种运动;并根据观测资料导出和确定模型中各种参数;最后再造成各种天文表,使人们能够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上,预先推算出各种天体的位置。

对于宇宙体系的结构及运行机制问题,托勒密在《至大论》中采取极为务实而明快的态度,他在全书一开头就表明,他的研究将采用“几何表示”(geometrical demonstration)之法进行。在卷九开始讨论行星运动时他说得更明白:“我们的问题是表示五大行星与日、月的所有视差数——用规则的周圆运动所生成”。他将本轮、偏心圆等仅视为几何表示,或称为“圆周假说的方式”。那时,在他心目中,宇宙间并无任何实体的天球,而只是一些由天体运行所划过的假想轨迹。

地理学在古希腊相当高度的发展,它可以概括为“地方志”和“地图学”两个主要方面。地图学是古代数理地理学——也是希帕恰斯创立的——的主要内容,包括绘制地图所需的几何投影方法(古希腊人早已确立地圆概念,所以地图投影问题无法迥避)、主要城市的经纬度测算等。而到了托勒密生活的时代,罗马人的世界性大帝国大大增进了欧、亚、非三大洲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无数军人、官吏、僧侣、商人、各色人等的远方见闻,正有利于古代地理学向一个新的高度迈进。托勒密的《地理学》八卷,为后人提供了世上最早的有数学依据的地图投影法。此书相当程度上是以泰尔人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的工作为基础的。这情形和希帕恰斯的天文学成就全赖托勒密《至大论》记载保存极为相似。托勒密在此两大领域内,都能在前辈最伟大的成就基础之上,百尺竿头,再求进步。

⋯⋯

关于托勒密,有一些曾经广泛流传的、使人误入歧途的说法,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将托勒密与亚里士多德两人不同的宇宙体系混为一谈,进而视之为阻碍天文学发展的历史罪人。在当代科学史著述中,以李约瑟“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僵硬的同心水晶球概念,曾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一千多年”的说法为代表,至今仍在许多中文著作中被反复援引。而这种说法其实明显违背了历史事实。亚里士多德确实主张一种同心叠套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但托勒密在他的著作中完全没有采纳这种体系,他也从未表示赞同这种体系。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学说直到13世纪仍被罗马教会视为异端,多次禁止在大学里讲授。因此,无论是托勒密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根本不可能“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一千多年”。至1323年,教皇宣布托马斯·阿奎那(T.Aquinas)为“圣徒”,阿奎那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被教会官方认可,成为钦定学说。这套学说是阿奎那与其师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将亚里士多德学说与基督教神学全盘结合而成。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宇宙体至多只能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约二三百年,而且这也无法构成托勒密的任何罪状。⋯⋯

吴国盛科學史演講

我们对科学有多少误解?——人文清华讲坛吴国盛演讲实录,人文清华讲坛,2018-11-01

⋯⋯还有,谁在比萨斜塔上扔了铁球?当然是传说中的伽利略扔的,不过很长时间科学史家并不认为他扔了。伽利略想证明的是重东西、轻东西是同时下落的,可是我们知道有空气阻力,如果真的做实验,并不能没有证明这一点,重的肯定先落,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史家认为伽利略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但是后来发现了伽利略的手稿,表明他的确做了这个实验,而且实验结果非常奇怪,他发现重的东西反而落得慢,而轻的东西落得快。这个实验报告说明他的确做过这个实验。还有科学史家做了实验,发现的确可以出现重的落得慢而轻的反而落得快的现象,原因是,两只手抓不同重量的东西,重的球抓得比较牢,所以先把轻的放下去了,重的晚一点放,导致很奇怪的结果。所以,伽利略有没有扔球?第一确实是扔了,第二,虽然扔了,但是实验结果很奇怪,并没有证明他想证明的东西。

⋯⋯科学理论是由实验数据归纳出来的吗?实际科学发展过程中很复杂,科学家面临很多变量,面临复杂的历史条件,跟数据相符合只是其一,还有其他的要求,比如逻辑融贯、比如与已经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理论相一致。有些科学家认为审美也是导致科学发展非常重要的动机,甚至是更重要动机。比如狄拉克说:“使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去符合实验更重要。”这句话如果我来说,科学家会认为我胡说,但是狄拉克这么说就值得我们深思。海森堡也是大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说:“当大自然把我们引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异常美丽的数学形式时,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它们是真的。”所以审美在整个科学发展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海王星的发现也有不少故事。英国的亚当斯和法国的勒维列都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出天王星后面还有一个星干扰天王星的轨迹,自古以来人们知道五大行星,天王星发现以后运行轨道跟牛顿定律规定的轨道有偏差,有些年轻人认为后面一定有颗星对它有干扰,可以反算出来,亚当斯算了,勒维列也算了,最后勒维列的计算成果被实际观测到,海王星被观测到以后,英国人发现亚当斯之前也算出来过,也交给天文台看过,于是就出现了优先权之争。他们俩倒不怎么争论,俩人很低调,但是两国的粉丝不干,互相打,法国人坚决要求把这个星命名为勒维列星,那边坚决要命名为乔治星。最新的研究表明,亚当斯没有算对,他算错了,根本看不见,应该还是勒维列的功劳,他们俩没有争,但是有人帮他们争。

再看看达尔文和华莱士。达尔文品德很高尚,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被称为进化论,其实达尔文没有发表这个理论的时候收到一封年轻的华莱士写给他的信,信里完整描述了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一看吓一跳,他一看这个东西好像自己写的一样,非常沮丧,他觉得最伟大的成就被年轻人抢走了。但是他很诚实,他说华莱士你就发表吧,后来他的朋友莱尔给他主持公道,把他们俩的成果同时发表。

⋯⋯中国人对他们带来的东西的兴趣主要着眼于器物层面,对西方的思想、理论兴趣不大,甚至完全不能理解,我们对于西方的宇宙理论几乎不感兴趣,一开始托勒密体系进来了我们完全支持,后来哥白尼体系来了我们也完全支持。除了极少数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西方的科学理论有兴趣。只对它们的天文历法计算技术有兴趣。《几何原本》的翻译者徐光启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缺乏几何学的思维,所以央求利玛窦翻译这本书,很可惜翻译了前六卷后,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奔丧,回来后利玛窦也去世了,这一耽搁就几乎没有人有兴趣研究。康熙对几何学有点兴趣,南怀仁经常教康熙几何学,但他学几何学主要目的是抖机灵,而不是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比如头一天晚上学了几何定理,第二天上朝就说某爱卿你能不能证明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戏弄大臣。另一半的《几何原本》一直没有翻译出来,一直到1857年才补齐,这一耽搁中华民族就整整耽误了250年,这250年正好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时代。所以在当时东西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对西方的科学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什么时候有兴趣?是在第二次西学东渐。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我们封闭的国门,这一次被迫要学人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发现洋人之所以船坚炮利,可不仅仅是工艺先进,而是背后有科学,什么科学?要造船就要有物理学、数学,要造炮就得有化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就流传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在中国人的理解里,科学首先是夷之长技,是军事技术。在特殊的历史遭遇下,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其实就是力量型的科学,是技术。中国人心目中科学家通常有三大类别,要么可以制造军事力量,要么可以解决饥饿问题,要么为国争光,都是实用性的。

⋯⋯真正的原始创新来自哪里?第一,无功利的探索热情。中华民族这么多人,这么多优秀的头脑,但是我们的教育并没有激活无功利的探索热情,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教育过份地功利化,我们的学生严重缺乏对真理本身的热情、对宇宙奥秘不可遏制的探索冲动。第二,无拘无束的自由探索,我们想象力、创造力均基于此。

⋯⋯中国的天文学,与西方科学表面上特别相似的东西,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的东西,而是礼学的一部分。它的目标是奠定皇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为中国普通人民提供生活指导,因为中国人讲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天文学的目标是规范每个人日常的礼仪行为,而且也不承认上天有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了,如果上天有这样的规律怎么能对皇帝进行规范呢?中国古代认为,一些奇特的天象是上天警告皇帝的,比如日全食是为了警告皇帝不要乱来,如果日全食完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话,那就起不到对皇帝进行警告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天文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

西方文化以两希文明为主体,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一开始就是迁徙频繁的文化。希腊是海洋民族,重视贸易,因此迁徙成为常态。迁徙文化的特点是生人文化。生人文化怎么构建社会秩序呢?靠契约精神,通过契约方式构建社会秩序。契约文明要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自主的个体被西方思想家抽象为两个字——“自由”,所以自由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是理解西方文明非常重要的关健词。希腊人认为为了培养一个自由人,就要让他学自由的科学。什么样的科学是自由的科学?无功利的,自主自足自我展开的知识类型才是自由的科学。科学一开始就是自由的科学,是超功利的,是自我演绎的、证明的、推理的科学,是无用的科学。

⋯⋯

现场互动环节

  1.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但是我个人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假问题,第一李约瑟没有区分科学和技术,把中国古代的技术混同为科学,因此,他的第一句话根本就不成立,因此整个问题也就不成为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从希腊科学意义上,从近代数理科学意义上来看,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但是从博物学意义上来看,中国古代有科学,中国古代有丰富发达的博物学,而且文献众多,思想独特,只不过这部分我们挖掘的比较少。在李约瑟范式影响下,过去比较多的是研究在西方现代科学眼光之下中国古代的成就,很少有按照中国文化自身的范畴逻辑,研究中国人的博物学怎么做的。

科学的创新

王涛科学网博客,2022-03-27

当我们从后往前看,只看到结果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创新思维这样的词汇。但是这类大众思维毫无疑问没有科学价值,也不是指导科学取得真正进步的有意义的成分。很好的案例可以从爱因斯坦这里给出。爱因斯坦在非常小的思维就开始对这个世界感觉好奇,然后开始自己学习,并且在初中阶段就开始思考电磁波传播的问题。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个事情感觉非常的跳跃。但是在爱因斯坦并不是如此。爱因斯坦非常聪明,所以能够快速的进行知识的累积,同时不断地在知识的累积过程不断地思考问题出现在哪里。最终,他找到了理解光速不变的关键。这里一定要注意到,这里边的动机,以及伴随它的反复的思考。

这样的过程发生在每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成果的出现过程之中。这里边没有什么创新思维。首先是自由(一种奇特的动机发生的心理机制),然后是质疑,然后是批判,然后是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道路。在科学史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大部分最有才华的科学家实际上最重要的成果可能就是一两个。这很好的诠释了所谓的创新思维的空谈和妄想。想象费曼、朗道这样聪明绝顶的人物。如果从创新思维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有最强大的创新思维,这不就是意味着他们会解决掉每一个重要的发现了? 一个完美的发现过程,充满着各种不确定和反复的斟酌,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只有被悄然之间的命运带动,最终才会给出出乎意料的答案。我不知道在一些人眼中,是不是追踪热点,不断地发表文章,就是科学发展的表现。如果是这样,我能理解他们所说的创新,即是有新的想法。但是很可惜,这种有新的想法的所谓的创新思维和科学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科学不是由这种新的想法推动的。

目錄與出版

元代史料瞎聊之《元史》修订补充篇,驯鹿神,2022-02-28

趴上前辈的肩膀!

1 廿二史:经过老先生的提醒,我才发现原来《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和乾隆官定二十二史包含的内容居然是不一样的。

⋯⋯宋代人更会考试,到南宋,确定了十七史都要加入馆阁试。金代干脆把十七史作为科举考试指定书目。⋯⋯要考试,当然需要统一教材,宋代出版业的发达给统一教材的出版提供了条件,所以南宋官刻的十七史形成了巨大影响。明嘉靖中,南京国子监刊印二十一史(又称南监本),前十七史中有一半用的还是南宋书板(当然,后来一直在不断修补)。

⋯⋯说回到明代南监本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由于刷印次数太多已经不堪使用,只能重新刻板外,十七史中的其他诸史都是修修补补继续用南宋和元代书板,此外从广东布政司弄来《宋史》书板,又找到善本模刻了《辽史》《金史》,加上洪武版《元史》再修补一下,17+4刻成二十一史。

宋元明正史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桥本翻译的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请注意尽量买乔秀岩的译本,比陈捷的译本完备很多。当年小乔在北大开这门课,一边翻译一边补充资料,讲解如何用可以确定刊刻年代的东禅寺万寿大藏经、开元寺毗卢大藏经和思溪圆觉大藏经的刻工姓名,对比正史刻工姓名,来确定正史的刻板年代。讲课风格就是“某藏某卷某页有刻工姓名某、某、某、某,某史某史某卷页有刻工某、某、某……”。当年我出于对小乔的爱,头脑发热去听他的课,云里雾里,完全不知道都在讲些什么,所有内容都被意识自动过滤。这个世界曾经如此厚待我,全被我给糟蹋了。

⋯⋯这本书,如果想了解正史发展的过程,非常细致明晰有用。如果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则异常枯燥。小动物一上午看完了二百多页的流传情况,感觉正史的整个世界都清晰了。后面还有五百多页对每一部正史的详细解题,太厉害了!

南监本二十一史可以说是宋元版正史的嫡传子孙,影响极大,明代学者读的基本都是这一套。二十一史加上乾隆四年新修成的《明史》,就是官定二十二史。

⋯⋯赵翼《廿二史札记》里包括了全部的二十四史。该书写成于乾隆六十年,这时候二十四史已经形成。因此我们聊起过会不会是赵翼开始写的时候还是《二十二史》,写着写着,二十二史逐渐变成了二十四史,但是书名保留了时代的印记。不过李慈铭解释这个名实不副的现象,是说赵翼把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各看做一史。这么说,大约因为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也包括了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名为十七史,实为十九史。所以认为当时有这样一种习惯。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中没有《旧五代史》和《明史》,但是有《旧唐书》。这个二十二史,就跟乾隆官定二十二史又不一样了。大约因为钱大昕写这本书的时间比较早(始于乾隆三十二年,四十七年成稿)。《旧五代史》辑成在乾隆四十年,大概来不及加入考异范围了。至于《明史》,刚完成的时候谁都不敢批评,张元济《校史随笔》说“殿本诸史均有《考证》,《明史》系出钦定,臣下不敢有所评骘,故独缺如。逮高宗一再指摘,受命考核诸臣,乃敢为之。”从这个角度来看,赵翼也是够虎的,怪不得钱大昕给《廿二史札记》写序,说:我本来病恹恹的啥也不想干,一看赵翼这书,我感觉我又可以了!

⋯⋯再说明一下中华点校本的挖改问题。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前辈学者提供的确切消息,点校本挖改其实仅限于1983年的二印,所以单就点校本而言,大家需要避开1976年初印,引用1983年二印之后的各次印本均可。

专访启真馆王志毅:学术出版最大的困难 在于资金和稿源,168 Hours,2015-09-22

王志毅:学术出版一直是我们的基本宗旨。从目前来看,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和稿源。如我们在原创学术方面有一套启真论丛,专门收录优秀的学术专著,同时实行专家推荐和审稿制度,但几年下来,还是碰到了不少困难。一方面,学术出版需要优秀的编辑和充裕的出版时间,然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要出版好的学术书,就要有好的学术编辑和能进行审稿的学者资源,但仅靠学术书的销售是不可能维持的。必须建立像美国大学出版社一样的审稿和补贴机制才能有长远发展。这方面,我们其实期待有非营利性的机构或学校能够长期合作,目前还只能靠自己来尝试。

晶报:在启真馆的品牌产品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译著,更为难得的是,启真馆已经通过短短几年打造出了好几套优质的学术丛书,如“启蒙运动经典译丛” 、“奥地利学派译丛”、“启真论丛”、“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社会经济史译丛”等,请介绍一下启真馆的丛书制作和出版情况。

王志毅:启真馆的学术思想出版确实以丛书为主。我们主要在几个方面出版,一是对西方经典作品的引荐,如启蒙运动经典译丛,这方面我们还会不断推进,如即将推出的19世纪经典译丛,包括密尔、边沁等人的作品。二是当代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包括社会经济史译丛等,我们还将推出文化史译丛、海外中国思想史译丛等,期待能对中国问题有进一步的深入解读。三是当代西方人文社科的前沿作品,如即将推出的跨学科社会科学译丛等。

@allosophie:别让孤陋和误解蒙住双眼——谈《物种起源》编辑体会〔译林出版社2013版〕,2014-05-12

第一课是“版本研究”。众所周知,《物种起源》在国内已经有了诸多译本,多是以原文第六版,即达尔文生前的最后一版为母本的。那么再重译一次,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苗先生在动笔翻译前,做了大量的“版本学”研究工作,最终选择了从未被国内翻译引进的原文第二版。这样做的原因是:达尔文生前由于其“四惧”——宗教迫害、与人争论、夫妻不睦、财产安全,以及当时的科学局限,不得不在《物种起源》出版后一遍遍地修改自己的观点,不断地做出妥协和退让。以致到了第六版,虽然书的内容比第一版增加了四分之一,但其观点却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出现了不小的倒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对“造物主之神力”的承认。相比之下,与初版相隔一个多月面世的第二版不仅改动极少,而且修订了第一版的不少拼写和印刷错误,反倒更能诠释达尔文原本的思想。

第二课是解释“世人对达尔文的误解”。在编辑苗先生的译稿时,我发现有很多重要的概念,苗先生的译法与我们熟知的说法相异,例如“进化”被译为“演化”,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变成了毫无煽动性的“自然选择”。我原以为这种变化只是苗先生对文字的雕琢,却没想到,站在科学的角度,这里面可是大有文章:“进化”是单行道,朝着更高的方向变化;而“演化”是多条线发散进行的,有利的演化存活下来,不利的演化则死亡消失。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则根本不是达尔文的观点,他只提出了“自然选择”。虽然从第五版开始,达尔文引用了斯宾塞的“适者生存”一语,但“他对此却是不无警戒的,还感到非常后悔”。当《物种起源》传到中国后,由于清末国势积弱,为了救亡图存,译者严复又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将纯粹适用于生物界的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社会学的范畴——这便是国人对他的另一大误解了。

人物

罗会仟:他去天堂讲相对论了

梁先生讲课的精彩,体现在他的“传统”。他几乎不用多媒体,上课就一支粉笔、一把直尺和一张嘴足以。他最擅长的,就是在黑板上一点一点地推导公式。但从未让人感到沉闷,因为他推导公式是充满激情的,似乎每一个符号都充满了活力,每一条曲线都蕴含着真理。广义相对论的头几节课,梁先生用最简短的方式教会大家最简单的微分几何方法。随后,用几何的优美语言,很快就勾勒出了狭义相对论的精髓,“最美方程组”麦克斯韦方程组里的四个方程,会更加完美地变成一个非常简洁的公式。再就是进入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的世界,从奇点定理到各类黑洞,充满神奇。上梁先生的课,你会非常惊讶,这位满头银发,戴着咖啡色眼镜,穿着简朴白衬衫的老头,究竟是为了什么,能满头大汗地卖力讲课?

专访渠敬东:为何很多人接受了教育,却增加了痛苦,索骥,2021-09-14

渠敬东:我们说读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书,能进入到历史的里面,进入到当时欧洲的处境里面,进入到这些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里面,那个时候人的阅读感受是愉快的,因为他不仅是生活在现实狭隘的地方里,他像更多的人那样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这个对人特别重要。一个人假如说到了我这个岁数,40多岁,多少还留有这些东西的时候,留有对不同世界的很多想象的时候,这种人是过得很愉快的。

索骥:您认为一个好的研究者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渠敬东:动心,用功。我们为什么会念书?念书的一个前提是动心。什么叫动心呢?比如说你看新闻,看到有些事你会惦记着它,你会想着它,你周围的人在参加一个集体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感动,你二十几岁回家再看父母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和你当一个孩子时是不太一样的,这些才是念书一开始时最早的发动机。你动不动心这事特别重要。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智商和情商要并行发展,他遇到事会动心、会琢磨、会感动,只要这样的话,他就会对自己的生活有疑难、有好奇、有快乐、有痛苦,接着他就会摸索着为什么如此,这是一个原初的动力。当然有的人对花啊草啊有原初的兴趣,有的人天生爱摆弄那些机器,他摆弄的时候愉快、动心,那么他有可能成为理工科、自然科学很好的人才。

美好的东西不是完全高大上的、够不着的,美好的东西就在你身上,等待你发现和体会。你发现和体会的方式是通过教育、读书、社会调查啊、细心琢磨生活的各处细节啊,等等,来了解自己,了解这个世界,你要去谈恋爱啊,你要去交朋友啊,通过这些方式你才能体会你身上美好的东西。教育不是给你一个虚无缥缈的高高在上的东西,也不是一个臣服于既存的社会标准的东西。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不落在你身上就是假的东西。

熊丰:维舟:一个自学者的知识考古学之旅,澎湃新闻,2020-05-21

这个也往往只是“熟能生巧”,书读得多了,有些地方就可以快点翻过去。我大学里刚开始读人类学著作时,也是硬着头皮才啃下来的,但读得多了,熟悉了那一套学术范式和语言,渐渐地就觉得不那么难读了;更何况有很多观点,在不同的书里会被反复讨论和征引,如果有基础,就不必停下来一字一句看了——不过我还是习惯于从头到尾通读,除了某些工具书类,才在有需要时查阅相关条目。当然,除了工作、陪孩子、做家务之外,我也几乎把自己业余时间都搭进去了。

相比起阅读,做笔记其实往往更耗时,我读完每本书都会做笔记,通常是摘抄,但涉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会做好tag或另外记录存档,以备下次看到类似问题时,迅速勾连起来,这样积累到一定程度,问题和思路逐渐成形,有空梳理,就可以写下来了。

閒話

全舒:我们课题组需要什么样的研究生

先来谈谈“心胸豁达”。为什么要放在首条呢?因为在职业生涯中见过若干内耗很大的案例了,导致师生间的沟通极度不顺畅,课题无法进展。很多学生批评不得,甚至是导师不能提出反对意见(哪怕是组会上提出修改意见),否则轻则花几个小时自闭式思考或者与人讨论“导师好像生气了怎么办”“我真的有那么差么”,重则一段时间惶惶不可终日,处处觉得导师在针对自己。其实,导师哪有那么多时间时时刻刻把一个个表现记在心上?先不说很多批评是对事不对人,就算真的对人,接受批评之后也应该立刻思考如何改进,如何弥补,而不是把精力白白浪费在内耗上。

再谈“内驱力强”,我想大白话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主动“折腾”的同学。小到为了完成一个实验主动尝试新的方法(比如分子克隆各种不同的设计,不同的酶等),尝试各种条件摸索各种细节,大到对课题方向的把控,能不能通过阅读文献找到不同途径的灵感并付诸实践,在遭遇阶段性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主动的寻找破局之道。在上一篇博文中,我认为不能把求学目标简单设定为“完成导师交代的各项任务”,这是因为:大多数的导师因为种种原因已经脱离了一线的实际操作,甚至不能及时阅读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成果,导致只能从大方向上提出“战略性”任务,即使规划好了具体的步骤,也很难落实到细节上。而研究生是科研工作的第一完成人,对导师提出的想法如果不加评估就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毫无想法甚至无法判断结果是否有效,不推不动,只会最终与导师的规划南辕北辙。内驱力强就要求,哪怕点子是导师提的,也要过脑子后变成自己输出的内容,如果不完全认可导师的方案,应该立即讨论达成一致,然后完成自我输出。

@邙洛山,2022-02-21

读研究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一曰学术热情,二曰勤奋,别无他途。没有学术热情,自己都说不服自己,内耗不已,终无所成。就算成了,所做学问多不体面,仅为谋生手段,断然不会出类拔萃。不勤奋,再好的资质也没有用。就像天天期盼中彩票,连彩票都没买,如何中奖。研究生阶段,如果每天有3个小时全神贯注在读书写作,都足够成才。问题是,你每天真的做到了吗?是不是偶发性勤奋,战略性慵懒?

@历史系学生周秦汉:我感觉每天3h可以保证能毕业。感觉身边真的想做学术的同学,每天都得9h+(上午3小时,午睡后下午3小时,晚上3小时)。时间抓得紧,生活规律的还能更长。我不行,一般都是下午+晚上。创造性工作勉强不得,能学得久是天赋,我学多了就生理性学不进去。

刘志基:由“司” “后”之争想到的,《咬文嚼字》2022 年第 1 期

然而,“㚸戊”这一更加精准的释读似乎更不为人所普遍知晓,所以目前人们指称这个最大最出名的青铜器,一般不是“司母戊”就是“后母戊”,“㚸戊”之称却极为罕见。一个在中国最出名的青铜器,居然连称名都搞不定,古文字学被戴上“冷门绝学”的帽子,也确实事出有因了。由此现象,生出两点感想而不吐不快。

其一,⋯⋯信息一经爆炸,便造就了海量阅读的环境,而人们的时间精力并没有同步膨胀,因而人们制作信息碎片,便大有市场需求。人类各个领域的知识积累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系统的深度阅读是专业传承的基本途径,碎片化阅读带来的危害,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度忧虑。古文字的释读,涉及大量专业外人群陌生的知识系统和论证方式,这本来是更需要系统深入阅读来完成知识接受的,但是学习的高门槛横亘在前,却又会“很成功地”把人们推向省力省心的碎片化阅读阵营。于是,半懂不懂,不懂装懂,对错不分,人云亦云,便成为古文字网络信息发布的常态,导致“司母戊”还是“后母戊”之类并无价值的争论长久持续。由此可见,如果任由“碎片化”阅读倾向发展,数字化有沦为新一代愚民工具的危险。

其二,⋯⋯古文字界的不作为难辞其咎。为什么古文字学者不太乐意去做专业普及的工作?也是诸多因素使然,我们同样不打算深入追究到底有哪些因素消弭了学者们专业普及的热情,只是想提醒一句:让社会大众了解古文字研究最新成果终究是古文字专业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无可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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