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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史網#09|魯實先敎授訪問錄

這期封面是一篇魯實先敎授的訪談,一讀這篇訪談,一下就喜歡魯先生了。這是真正的聰明人,有智慧的人,明白人,聽他說話如沐春風,跟那些老學究完全不一樣。唉,這纔是讀書人該有的風貌。如果身邊有這樣有智慧的長者,該多幸運。這是 魯實先〻生著作目錄【目錄】魯實先敎授訪問錄;
19911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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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魯實先敎授訪問錄

王讚源,1977-11-01 原载《出版与研究》长短集,《鲁实先先生逝世百日纪念哀思录》等转载

王:学术界的人知道鲁先生很善于写文言文,而您也自许能嫓美《汉书》,请问您的学习过程是怎样的?

鲁:我学文章从来不去读文选,也从来不去读八大家的文章,虽然这些书我都看过。别人学文章,大都选个几百篇几十篇背熟,我一篇也不能背。我就是看的多。一看的多就自然能写,讲不出道理来。看多了,我就懂得怎样写一篇文章,怎样拿定主旨,怎样布置章法,怎样造句。在那些地方要用庄严典雅的字句;在那些地方要用活泼的字句。我从来不象桐城派一样,学几篇文章,把之乎者也如何摆好。我就是多看而已。

王:鲁先生一向主张六书皆造字之法,而且写了《假借朔原》与《转注释义》两书加以阐扬。但转注、假借所造之字,在构形上仍然不是形声就是会意,如此与“四体二用”之说有何不同?

鲁:“四体二用”一看就晓得它不通。第一,它与西汉刘向的说法不合。刘向说:“六书皆造字之法”。第二,六书是平列的,当然不包括文字应用。第三,就依他所说“二用”的话,有应用假借,假借还可以说是应用;转注就找不到应用转注。因此“二用”就讲不通了。所谓“四体六法”,造出的字还是四个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造字的方法有六个: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转注、假借是造字的辅助方法而已。因为古人是有意的造转注字。我在《转注释义》举出很多的例子,根据义转也好,音转也好,都是有意造的。假借有时也是有意造的,因为不假借会与其他的字相混,没有办法不假借,这是有本字假借的情形。至于无本字假借,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无本字的应用假借,当然也有无本字之造字假借,所以我在《假借朔原》里有单独讲无本字之造字假借。譬如西方卤地叫卤,卤字是根据“西”字造的,而西方之“西”便是无本字的假借义,“卤”字就根据这个假借义造的。我有很多证据证明这个道理,根据我所讲的道理,“四体二用”之说应该推翻了,应该是“四体六法”。

王:鲁先生正在写的《殷契新铨》与《文字析义》何时能脱稿?其价值何在?

鲁:我先从《文字析义》谈起,这说来话长,我简单的讲一点。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我教文字学差不多有二十年了。这二十年讲的文字学当中,十年前讲的与五年前讲的不同,现在讲的与以前讲的又不同,因为每年都讲不完,而且听的学生也不同。现在都是我的学生在教,我恐怕他们教错,因此我写这部书,此其一。第二点,从来研究文字学的人对于六书都不了解,其实中国人不了解六书是应当的,什么理由?因为从许慎编的《说文解字》起,许慎就不甚了解六书,他就把六书弄错了。所以我要按照六书的方式来写《文字析义》。这部书有三必写:许慎释形错误的,必写。许慎释义错误的,必写。文字有蜕变的,譬如现在篆文是形声字,可是它原来是象形字或会意字,而由象形、会意变为现在篆文的形声字,如此可观文字的蜕变;同时由这个字可以转注产生某一个字,由一个是假借造字而产生某一个字,这些地方必写。《文字析义》我已写两年多了,可能明年冬季,后年出版。《殷契新铨》本写好了的,因为序文写的很长,这篇序就写了一两年,共写十万字。本来没打算写《文字析义》,现在写了,有些地方与《殷契新铨》的序重复, 这篇序要改写。因此要先出版《文字析义》,再出版《殷契新铨》。《殷契新铨》的价值在那里呢?是在那篇序。序里头把四十八个繁文例都解释出来了,已经解了几百字,告诉你解字的方法。从来研究甲骨文,作综合研究解字方法的还没有,它的价值就在这里。里面的文章只有二十几篇,最重要的就是那篇序,二十几篇文章只示人以方法而已。每篇文章都在解字,说出某字在甲骨文有好几个用法,有几个意义。这样写来很繁琐,不可能写几百篇。我就把认识的几百个字,提要的写在序里头。

王:鲁先生研究甲骨文、金文有驚人的成就,认出很多别人不懂的字。您用什么方法研究的,过程怎样?

鲁:最重要是明白文字蜕变的道理。首先要把《说文》弄熟,譬如《说文解字》中的重文,重文即各种不同写法的字。你晓得同一个字有各种不同的写法,这是文字蜕变之一。第二点,《说文》有把同一个字,分成两个字或三个字,这是《说文》的错误。同时要明白转注,因为文字意义有转变,再产生一个字,恢复它的本义;因为文字声音有转变,再产生一个字,有音转的转注字。明白这些蜕变的道理,当然可以解出很多古文字来。因为古代文字,甲骨、钟鼎与篆文有不合的,篆文是形声字;而甲骨、钟鼎是象形字或会意字。有时甲骨、钟鼎是形声字,其声兼义,到了篆文声就不兼义了,那是因为蜕变。什么理由蜕变呢?因为转注的关系。音变了,原来声符不适用了,换了个声符,当然大家不认识,其实还是那个字。它们还保有双声的关系;或者叠韵的关系,那我们还可以知道。明白文字蜕变的道理,明白转注,假借造字的道理,你自然就可以认识很多字。

王:那么《说文解字》这本书的价值何在?

鲁:《说文》这部书不可不读,因为就中国文字来讲,它是第一本字典。它的价值在此。中国文字有三个条件:形、音、义。同时注意形、音、义的起于《说文》。《尔雅》并没有注意这个条件。《方言》也不注意,它只注意语言的语音不同而已。《释名》更谈不上,它只是牵强附会用音训而已。不过《说文》并不是很靠得住的字典,因为它有很多错误。要明白错误,那就要仔细研读。要能明白文字蜕变的道理,就自然看得出它的错误。为什么错误容易看呢?因为形义不合。它解释字形与意义不合;或者解释意义与字形不合。或释形错误;或释义错误。二者必居其一。中国文字所以伟大,就是它形义相合。我们根据这个道理就可断定《说文》有没有解错。

王:《说文解字》会有那么多错误,依您看,其原因何在?

鲁:最大原因,许慎看到古代的资料太少。他所引的古文只有二十几个字是真古文,其余都是战国时的俗体。还有他因袭陈说。因袭《尔雅》,因袭《毛传》。陈说里头有很多不是解文字的初形本义。它或者解《诗经》,或者解某篇文章,它并非解释字义的原始意义的。他因袭这种陈说就错了。还有一点重要原因:许慎并没有把握得住形义相合的原则,虽然他懂得这个原则。所以就有很多错误。

王:有人认为董作宾的《殷历谱》很有学术价值,鲁先生素来反对他的观点,可是一般人不了解您所持的理由是什么?能不能请您谈谈?

鲁:他在民国三十年二月写一封信给我,他想根据甲骨文作《殷历谱》的事问我,当时我写一封信反对。(信发表于齐鲁大学《责善半月刊》二卷十五期)其后他写《四分一月说辨正》,辨正王国维的《四分一月说》。王国维所谓《四分一月说》是他在《生覇死覇考》那篇文章中,根据钟鼎和太初历来考定他的年月,于是证明“初吉”是什么,“生霸”是什么,“死霸”是什么,“既望”是什么。但王国维所持的理由并不正确。因为第一,除了很少数的几件铜器载明时代外,大多数的铜器只能明白大略的时代,或西周,或东周,或春秋,不可能明白某一个王的时代。第二,现在所传的六种历法,如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见清顾观光的《六历通考》)都是秦汉之间的假东西,并非先秦的古历法。因此说根据历法推甲骨是绝对不可能的。此话怎讲呢?太史公是汉武帝时候的人,当时未行太初历以前是行颛顼历,太史公是懂历法的,但他对当时的颛顼历都不了解。换句话说,秦朝都没法推,不要说秦以前。要推春秋可能吗?也不可能。因为春秋历法,自晋杜预的《春秋长历》起,直到清朝编春秋历法的一共七八家,没有两家是相同的。 那么为什么春秋历法不可考呢?因为春秋历法把闰月归在一年的末了。而现在所传的六种古历,根据数字算起来,闰月是在一年的中间,不可能在一年的末了。 因此说根据古代的六历,已经没法推春秋,何况春秋时常失闰。孔子说:“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再失闰矣。”也经常补闰。有失闰,有补闰,闰月已经乱七八糟的。春秋历法从晋杜预起到清朝止,编的人很多,但没有一家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春秋是不可考。共和以前更不可考。因为第一,当时的历法不可考。现在历法不能推古代,再近也不行。因为当时有实行的历法。我们不能以清朝实行的历法推唐朝,或推明朝。推明朝尚且不合,何况于推古代呢?第二,下距年数不可考,就没法用历法推。第三,每一片甲骨相当于某一年、某一王也不可考。有这三种不可考,而去想编《殷历谱》是非常荒谬的。董作宾编了《殷历谱》以后,我写了十万字的《殷历谱纠矫》;在他未编《殷历谱》以前,我写了二、三万字的《四分一月说辨正商榷》(民国三十四年《东方杂志》,后来东海大学收在《历术 言甲集》)证明铜器上的“初吉”、“生覇”、“死覇”、“既望”是没有定期的。因为没有定期,就难考定。那么“生覇”、“死覇”我已经推翻了,因此说西周是不可考。他写《西周年历谱》、我就写《西周年历谱祛疑》,证明他根据铜器考定年代是非常错误的。何况于根据甲骨,那比铜器更难考。所以说《殷历谱》之无价值,与《西周年历谱》之无价值是相同的。不仅如此,他在历史上还编了一个年代表,从尧帝起一直下来,编出历代的纪年表。教育部问过我,我写了《答教育部问中国历史年表》是针对董作宾的《历史年表》答的。 我这三篇文章都是在董作宾生前发表的,他都没法答复。那三篇是:《四分一 月说辨正商榷》、《西周年历谱祛疑》、《答教育部问中国历史年表》。除此之外,我那本《殷历谱纠矫》他也没办法答复。董作宾不懂历法,连历法的基本常识都缺乏,他编的《殷历谱》可以说是极无知识的一本东西。他对于甲骨误解文义的地方也很多。因此说,他这本书是没什么价值的东西。一些人说它有价值,那是他无知识。

王: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等人都研究甲骨、钟鼎,他们的成就那一位最大?

鲁:我们分别来谈。王国维有甲骨方面有《先公先王考》、《先公先王续考》两篇。钟鼎方面,有毛公鼎、散盤、盂鼎的释文。比较起来,还是《先公先王考》及《先公先王续考》成绩好一点。其余文字方面象释“由”,释“史”都是错的。讲钟鼎难解的文义,他并没有解释出来。至于罗振玉,他的《增订殷墟书契考释》有价值。那是最初解文字最多的,而且有些字还解得不错,当然也有些字现在看起来是错误的。但是在那时他有创始的功劳,比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要好一些。有人说罗振玉的书是王国维作的,我表存疑,因为他这部书连增订印了两次,王国维不可能为他作两次。郭沫若在甲骨方面有《殷契萃编》、《卜辞通纂》两部书,还有《甲骨文字研究》一篇文章。那些文章,甲骨文解字很多是错误的,对的很少。《萃编》不过是编辑一下,作作释文而已,疑难的字,解释出来的极少极少。至于董作宾是没有成绩,他并没有解出一个字来。研究学问要讲究范畴的。讲甲骨文最重要是研究文字学,史学的价值少。此话怎讲呢?举个例说,我们宁可没有五万片或十万片甲骨,不可没有一篇《殷本纪》。《史记 殷本纪》的价值远在所有甲骨文之上。所以说甲骨文的价值还在于文字学的价值。当然甲骨文可以看出一些殷人的生活情况,以及什么礼制,那究竟零零碎碎的。所以研究甲骨不在文字上下手,而去编历法表,去编排资料,这样就错了。这是不懂学问的范畴。所以说董作宾是没有成绩,郭沫若的成绩很少,王国维、罗振玉比较有成就。至于他们对解字,要说解得很透癖,还是没有的。我写《殷契新铨》同他们的写法不同。

王: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有无价值?

鲁:《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是要将铜器作有系统的编排。大体说它是一本创作,以前没有的。虽然其中有些不对,但是分王朝与列国没有分错。至于他解文义、解辞、解字方面,没多大贡献。讲钟鼎最重要还是在解字解辞,至于作系统的编排属于次要。因为有些地方很难安排,甚至于不可能安排。王:那么容庚的《商朝彝器通考》价值如何?

鲁:这本书很好。容庚对于钟鼎解字解文义不行,但是这一部书有价值。为什么呢?它对于铜器的原起、发见、类别、时代、铭文、花纹、铸法、价值、去锈、拓墨、仿造、辨伪、收藏、著录等等,作了一般性的介绍,那部书还是前无古人。

王:在研究甲骨金文方面,还有那些人有成就?

鲁:最初研究甲骨文是孙诒让的《契文举例》,但文字解对的很少。日本人高田忠周的《古籀编》也是解字的,解正确的也很少。象胡厚宣编排一些资料,他用统计方法,统计殷代的气候,殷代的农业,或殷代的疾病考,他想做一个体系研究,那是不可能的。譬如殷代的气候,他将几月份有雨,几月份有多少,画一个表出来,那就错了。他不知道卜辞是卜问有没有雨?它不是记事。纵令是记事,留存下来的甲骨只是千万分之一,不可能根据这个零碎的资料,来得出一个整体的统计。而他的疾病考,字都解错了,不是疾病。象陈梦家的《卜辞综述》也没啥成绩。所以说研究甲骨金文,到现在还没有那个超过王国维的《先公先王考》,与罗振玉的《增订殷墟书契考释》的范围。

王:鲁先生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自认为成就如何?那一本书是您的代表著作?

鲁:现在代表著作还可以说没有。我在大陆时,本想作正史律历志考正,去纠正它的错误,去发挥它的道理。《三统历谱》我有很详细的注,《唐大衍历议》、《宋明天历议》、《元授时历议》都有很详细的注,但是这部书在我逃难时全部资料丢光了。在大陆时我搞《史记》近二十年,有百几十本笔记,也都丢光了。(录者注:上述笔记、资料在土改开始时即被运至宁乡县城)在台湾我指导学生作了一部《汉太初以来历谱》,从汉武帝太初元年,一直编到郑克塽亡国止。这部书将来要印出来,现在只印得零零碎碎。在我个人方面,由长科会印的《刘歆三统历谱证舛》一书稍为得意。由东海大学印的《历术言甲集》有三篇文章考定历法的:《东魏李业兴九宫行历积年考》、宋乾兴历积年日法考》、《宋宝祐四年会天历考》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关于文字学方面,虽然这十年以来对文字学下的功夫比较深,但现在还没脱稿,等写定再说。

王:一般来说,从事考据之学的人,大都死气沉沉的,可是鲁先生却是生气勃勃,原因在那里?

鲁:这个原因恐怕我个人都提不出来。我读书第一不迷信古人。古人说的,我不当作金科玉律;不过古人好的我佩服,我心慕。说错的,我不以为然。我读古书不看注解,无论看什么书都看本文。我读史书养惯了观其大略,有时候细心研究一个问题,有所心得,我就很快乐。能够在某一点突破古人,就好比打了一场胜仗,乐此不疲。因此,第一我没有受古人的约束;第二没有受世俗物欲所迷惑。所谓物欲,不仅是酒色,名利也是物欲。我不好名不好利,也就别无他求,就能快快乐乐的。

王:我听人家说过,读书可以滋养人的生命。鲁先生研究学问每每有突破古人的创见,这种开创性的见解,使自己有一种满足感,对生命是一种充实。生命充实就可以鼓起无比的潜在动力去追求。鲁先生能生气勃勃,是不是有这种情形?

鲁:当然有,不为物欲所迷惑,我看应当是个大原因。假使为物欲所迷惑,为了达到名,或者为了达到利,譬如为了得到奖金而读书,那就苦了。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年轻时候读书,没想到要当教授,当了教授也没想到硬要出人头地。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于说不妥,那我就要驳他;至于古人说对的,我也很佩服。

王:如此说来,是否象梁启超说的“为趣味而读书”呢?

鲁:是的,为趣味而读书,所以有生气,因为它不为物欲所迷惑。

王:鲁先生对现代的年轻人有些什么劝告?

鲁:现在的青年人,我看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投机取巧,不肯用功。以为天下只有他自己聪明,人家都愚蠢。还有绝不去问人。殊不知学问学问是问出来的,你看“子入太庙每事问”。他也不听人家说,这也是大毛病。青年人要提高志向,要減少物欲只有一个办法:读历史。从正史下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路读下来。能看完二十四史最好,最低限度也要读完四史。我经常劝学生读历史。肯读历史,他志向提高了,胸襟开拓了,文章也作好了。中国学问是对付人的学问,你看九流之学,无不是对付人。古人过去表现的痕迹,每一代的成败利钝,人物的或起或灭,其原因都可在历史求到答案,我们应该向历史去学习。

还有我劝青年人要做难能可贵的事,不要做难能不可贵的事。什么叫做难能不可贵呢?譬如,我看过一个走江湖的人,他手中拿一个筒子,左右上下摇动然后往桌子一放,掀开筒子,三个骰子一连叠起来,你说他功夫难能吗?是难能,但是不可贵。 

故人

怀念恩师卢央教授

孙小淳,2013-09-15

是卢老师点拨我,可以通过科学史和哲学来理解新的科学。卢老师向我们提到好多人名和著作,如庞加莱的《科学方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思想卷》(“文革”期间因为视这卷的内容为迷信,所以当时没有中译文)等。只要卢老师说,“某某书很重要”,我就有一种冲动想法设法把提到的书借来看看。事实上,当时我读这些书是非常困难的,但在老师的启发之下,在翻阅之后,总是有点感觉。至少我当时懂得,所谓科学上的客观性,不是大学里教条化了哲学教给我们的所谓的物质的客观性,而是事物关系的客观性。我以为熟知的时间和空间,不是绝对的,而是“先验的直观形式”。如此一来,我感到相对论就好理解多了。

但卢老师却教给我们不同的思维,把占星术当作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用解释学、语义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代占星术的构建。如此一来,那些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占星记录和术文,就转变成了非常有历史价值,甚至有科学价值的文献。卢老师告诫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古人之上,居高临下地来看待历史,而是要努力做到身临其境,充满情感地去研究历史。要研究占星术,就得要自己去把试把试,否则所有的批判都是隔靴搔痒。记得有一段时间,卢老师教我们几个学生《周易》、八卦、纳音、纳甲、太乙、奇门遁甲之类,教我们如何从一个古天文学家的角度来认识这些知识。

记沈公

赵越胜,财新文化,2019-08

第一次见沈公,是在1987年初春。我被甘阳拉去参加《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与三联书店的一次业务洽谈,地点在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大楼。那时三联书店已经恢复建制,但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地点。沈公是以三联书店前总经理的身份和我们见面,编委会方面出席的人有甘阳、苏国勋大哥、王炜和我,三联方面则是沈公和董秀玉女士。当时编委会已经和三联开始合作,出版“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两大译丛,同时也筹备出版“文化:中国与世界”研究集刊。1986年12月10日,编委会在《光明日报》上打出整版广告,列举自己的大部分选题,出版方就是三联书店。和三联合作,用甘阳的话说是“找对地方了”,因为丛书筹备伊始,合作者是工人出版社,和甘阳联系的人是何家栋先生。何先生是个思想开放的改革派,人也极诚恳敦厚。但甘阳对丛书的设想,从气质上就和他不合拍,况且何先生还是按老习惯办事儿,要找个什么名人来给丛书当个挂名主编。甘阳恼了,说:“岂有此理,谁能给咱们当主编?!”当然,在甘阳心里,能当这套丛书的主编的,除了他也就只有上帝了。

记得甘阳和沈公见面谈定合作之后,打电话叫我立刻到他家去,他那会儿住在小黄庄。王炜借给了他两间小屋,屋里到处都放着稿件。甘阳高兴得不得了,根本坐不下来,手拿着烟卷在屋里走来走去,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与三联合作的好处与前景。他强调的几个重点是:一,三联书店是民国时代的大牌子,有文脉相承;二,沈公是最懂文化的商人,他懂得我们选题的前瞻性,对丛书的商业前景也颇看好;三,他明白甘阳对编委会的构想,承诺完全不干涉编委会的工作,一切选题、编辑,全由编委会负责,他只管印书和付钱。这在当时可谓是破天荒,因为这打破了出版界多年的惯例,由我们这些青年人自主决定出什么书。与三联合作,让甘阳有双重的满足:首先,他可以自主实现他宏大的文化设想;其次,沈公的这个做法等于承认了编委会的学术水准。甘阳后来说:“这帮人都是很狂妄的,就是说海德格尔是我们译的,还有谁有资格来审我们的稿。”

与沈公熟悉的人,都知道他爱搞“工作餐”。1988年春天,他在“小马克西姆餐厅”有一次简单的工作餐,忘记为什么他要我一起去。这个餐厅在崇文门老新侨饭店前面,似乎是皮尔卡丹的马克西姆餐厅的通俗版。那天上午我正巧陪丽雅去外文书店淘唱片,颇有斩获。到餐厅时,沈公已在等候,是《读书》编辑部的一个活动,杨丽华和吴彬都在。去这个餐厅的人不多,所以里面相当清净,柔美的音乐伴着淡淡的奶油味儿,散在高大敞亮的厅堂中。吃饭前丽雅给大家展示刚觅到的唱片,我一时技痒,说了些听不同演奏版本的心得。大家谈得很热烈,惟有沈公没有加入谈话,坐在那里有点落寞的样子。我不知好歹地问他一句,您听这些东西吗?他一句话怼回来,我只爱听邓丽君!我一时无语,心里翻上几句不恭的话,没敢说出来。后来读沈公的书才明白,他不听贝多芬是阶级斗争惹的祸。他说:“以后上了北京,天天是无休止的斗争——阶级斗争,加上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实在顾不上去学习欣赏什么贝多芬。”而他后来听邓丽君却悟出“这位邓小姐的寻求孤独的极境是她的生命的终结,可以说此人是以身殉个性,殉孤独的”。这个感觉有些奇特,我不记得邓小姐曾有过裂帛之声。她的歌只是一味地似水柔情,而沈公能从这缠绵悱恻中听出刚烈的孤魂,我猜是邓小姐的歌声,唱出了沈公每日欢颜下深藏的寂寥吧,“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欤?非欤?

学界对王国维、钱穆、陈寅恪、雷海宗等史学家的片面赞誉,误导后学

乔治忠,《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一、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发展及值得反思的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与其他门类的学术研究一样,呈千帆竞发、日新月异之势,成果数量和涉猎范围均令人欣喜,主要收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家及其著述作了广泛的梳理和评议。第二,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受到西方和日本史学的很大影响,学术界对外来史学理论传入中国的进程及影响作出一定程度的梳理,揭示一些中国史家汲取外来史学思想的心路历程。第三,多种中国近代史学史的通论性著述得以面世。第四,对1949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主要成就以及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了细致的考察和论述,这类研讨在许多内容的评议上自然也延伸至1949年之后。第五,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涌现出概括性的综合研讨,而不局限于具体史家和史著的论析,在总体上体现出学术深化的趋势。例如,关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之社会机制的探索、不同史学思潮与流派的分析、各类史学家群体的考察以及一些较大史学事件的评述等。

二、关于一些近代史学家的评价问题

在近现代中国的“民国时期”,出现了多种有利于史学发展和史学家成长的条件。首先,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与磨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思想启迪、新的考察角度及研究方法。其次,大量历史新资料的发现,成为史学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史料基础。其中,金文、甲骨文的发掘和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文献、敦煌文献、出土汉简文献的利用,考古发掘与文化遗址的考察等,都具备了空前的规模,直接促进了历史研究视野的扩展和观念的更新。再者,民国的学术体制仿照西方各国制度,广设大学与研究机构,采取新的学科分类,历史学成为相对独立的专业,学术队伍成规模地培养和建立起来。大量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利用学校、研究机构及各类史学学会平台开展学术上的切磋、讨论与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借助上述有利条件,民国时期完成了史学研究的重要转型,产生了一批学问精深的史学大家,带来了学术文化的大发展。

1.但王国维持有顽固不化的守旧政治立场,不肯剪掉头上的辫子,表明不承认中华民国而忠于清室,即使清帝逊位被逐出故宫,仍愚忠不改。如《殷周制度论》一文虽有给人以启发的议论,但文章的主旨和大多论点都是无根据或错误的,文章开篇第一句“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即为夸大不实之言。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受到先秦史学界的热捧,原因是许多人将此当作研究的法门和饭碗。历史考证需要史料依据,多一些资料自然有助于研讨,但建立在信古、佞古逻辑上的“二重证据法”并无实际价值,将之摒弃也不影响对于甲骨文、金文材料的运用。作为文字资料的甲骨文、金文史料,与图书库馆角落发现的稀见图书或档案,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何必在“二重证据”标榜下予以拔高!

2.钱穆是一位多产的史学家,自修成才,治学勤奋。他在政治上反对中国革命运动,对蒋介石作了极为肉麻的吹捧,这在民国时期史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当时的旧学者中也得不到赞许,致使其学术影响并不显著。《国史大纲》对秦汉以来的君主政权极力美化,否认其专制的社会性质,否认阶级分化的存在,描述秦朝“亦是一贵族 (秦王室) 与平民合组的政府”,说吕不韦、李斯“是平民阶级”,认为到汉代即达到“平民政府之统一事业始告完成”。其讴歌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用意何在?有人称其为“民族主义”,是在抗战时期表达爱国思想,此说乃是曲意回护。钱穆的实际用意是反对革命,古代王朝既然那么美好,自然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钱穆在论述《竹书纪年》记载比《史记》准确的问题上,沿用清人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一书的成果,却不注明来源,实属剽窃行为。

3.陈寅恪是一位学术渊博的史学家,但在民国时期,其学术见解并非人人赞同,同是研究中古史的岑仲勉,在比较重要的历史问题上与之有分歧。而细细审视,在考订严谨、求真务实方面,则多有超越陈寅恪之处。岑仲勉也是中山大学教授,与陈寅恪同僚,而他对陈寅恪一些论点的驳议,并未得到回应与辩解。例如,原由沈曾植提出、后被陈寅恪大为发挥的唐代“牛李党争”是“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说,乃陈寅恪研究唐史的核心论点之一,岑仲勉则对陈寅恪列出的旧士族出身的20多人予以考析,指出在牛、李二党中各占一半,有力地否定了陈寅恪的见解。

4.雷海宗的历史撰述收录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的《伯伦史学集》。此书对古今中外问题均有涉及,有人誉之为“中外兼通”,实际上是缺乏基本的学术专业体系,且在历史观和治史方法论方面大可指摘。这种历史观点宛若儿戏,稍有历史知识都会认识到春秋时期与宋代的社会大不相同,而汉代兴盛的是今文经学、五德终始理论,东汉又兴起谶纬学说,古文经学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清代的考据学根本不关涉社会性质。此类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只能是歪曲中国历史。雷海宗不仅先验性构造中国历史的宏观体系,也染指具体问题的考证,但其方法和观点都是难以成立的。例如其《殷周年代考》,无论考证过程还是结论不免都显得武断与浅陋。雷海宗在提出中国历史远超世界史的观点时,也显得不够严肃和严谨。例如被称为雷氏代表作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说中国自汉代起就是“无兵的文化”,拉拉杂杂叙述两汉至南北朝的官制,但唯独不言汉代权势很重的大司马、大将军。至于其对秦朝暴政的赞扬,认为推翻秦朝者是“反动的势力”,预期世界都会走向“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其观点之荒谬,自不待言。

三、余论

史学家都各有其政治立场,也各有其不同的史学意识与文化观念,这些因素自然会程度不同地体现于其史学活动实践里,渗入其史学撰述之中,而史学史研究中的史学评论,则应当将政治问题与一般思想意识、文化观念问题提升到学术审视的层面,实行学术性的评论。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不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没有什么政治、经济及文化现象不可以加以学术性剖析,学术研究能够最终阐明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面目,并且得出允当的评议。而史学评论要想获得准确的结论,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里的“唯物”,体现于从经过考核的史实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别有用心的曲解以及懵懵懂懂的随风附和。这里的“辩证法”,是在“实事”前提下通往“求是”的路径,要求其结论的得出应该遵循辩证逻辑的规则。具体而言,第一是史料的选用须经严谨的考订,史料的解读必须公允、准确;第二要避免片面性,正反两方面的资料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第三是实行“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并且考察何者处于主导地位,不能颠倒主次,更不可颠倒是非,这些是史学评论最起码的底线。

人生經驗

茅海建:心中要有读者

《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4期

这两段人生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任何一件作品都是给别人看的,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有读者。不同的作品是给不同的读者看的,要用不同的笔,要有不同的文风。工作报告的特点是简短,领导没时间;给领导写讲话稿要注意语气,不能给“大老粗”写“文绉绉”的句子。这两类作品是不发表的,稍有点差错,关系也不大。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和各类文字虽说是给不同读者看的,写法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要经过第一读者——编辑之手。编辑的水平有高有低,好编辑也不会太多。我过去说过,最好的作品,大多出自无名小辈,需要编辑的眼力;最好的作者,都会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需要有编辑的手力。所谓“眼力”是发现作品的价值,所谓“手力”是指出作者的缺点。此中的最高境界是作者与编辑间的相互欣赏。写作时想到了读者,投稿前想到了编辑,才是一条易行之路。如果能坚持做下去,自然是有回报的。我投出去的稿子,基本上都被接受了,编辑们均认可,觉得处理起来比较方便。我出版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杂志的情况我不知道,书的销售量我是知道的。我有一本书《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很专业,也很厚,印数已达1.5万册,其他书的销量更高。原因大约是尊重读者、文字通畅吧。

蔡涵墨教授訪談錄

詹前倬(臺大歷史系碩士生),2019-05-15,U. at Albany蔡涵墨老師研究室 ( Humanities 245) 這是 蔡涵墨教授的主頁

這牽涉到前近代中國文學中,尤其是詩學的一個基要部分——引用(quotation)。在我討論韓愈的專書中,我將「引用」發展為「記憶庫」(memorization corpus)這個概念。為了通過進士考試,所有人都需要去記憶由國家決定的定量資訊——這創造了一種語言(language)。如果你讀杜甫(712-770)的作品,可以發現他經常徵引《文選》,這是因為他曾經為了考試讀《文選》。重要的並不是杜甫以此方式書寫,而是其他人也如杜甫一般。我們今日讀到典故,必須查詢方能知道意思,但是對大多數唐代人而言,這些已經在他們的腦中,輕易就能識別出典故。不光是詩,正式的政府檔案或官方文書也經常「引用」,而這些用法必須被恰當地理解,我是從畢少夫的課學到這些。我還記得在柳無忌的中國文學研討課(seminar)中——我第一次自己選題作課程報告,做自己的研究——我找到為金城公主送行的詩集,作者多為重要官員,而詩作大多是絕句,於是我開始閱讀與翻譯。我印象很清晰,當我讀到第一首詩並去對照《佩文韻府》,有個「引用」來自《漢書・匈奴傳》,講匈奴領導者與和親。這是我第一回見識到,一個典故將較早文本中的意義帶到較晚出現的文本。顯然,作者不是只因為典故有知名的來源就引用,而是有意如此設計。當時彷彿有一道光照亮我,帶給我啟示,使我終於理解「引用」如何在中國詩學中作用。

當時羅斯福路上的學生書局,就在臺大正門對面,所有外籍學者總是聚集在那裡。有位黃新新女士,對於外籍學者非常友善且給予許多協助。她不單幫人找書,還介紹外籍學者與臺灣學者來往。學生書局儼然成為整個外籍學者社群的聚會所或沙龍(salon),我曾經幾乎每天去那邊,尋找書籍或與人碰面。在臺灣生活的日子裡,這是我重要的社交面向。我在臺灣期間曾發表過文章,比較韓愈與艾略特(T.S. Eliot, 1888-1965),文章的緣起很值得一提。1975年來到臺灣前,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因應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 1925-2017)前往日本,開始招募替代人選。我前去應聘,準備做一回演講,內容自然是以韓愈為主。一段簡短的談話發生在我演講前的十分鐘。我在洗手間遇到夏志清(1921-2013),夏先生告訴我:「你知道嗎?裡面的人對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很有興趣。」我當時腦中只有韓愈,但因為夏先生告知委員會對於比較研究的興趣,如果我要成為有競爭力的候選人,最好就這個方向來談。那時我的腦海中就只浮現艾略特,於是我的演講便從兩人的比較開始談起。或許因此我沒有得到工作,但我仍認為這個問題很有趣,便持續地思想,直到足夠寫成一篇文章。[4]

尤其在美國,因為大多數認真處理中國詩學的地方都仍被「新批評」宰制。大抵而言,「新批評」是一個戰後發展的文學學派,關鍵概念是「只能看文本」與「文本是神聖的」,所以研究者不能帶入「傳記細節」(biographical details)或「注疏」(commentary),所有我們需要知道的都已經在文本中。當時的人或許不是堅定地屬於「新批評」,但他們的同事、交談的人大多都是。那年代的3個主要中國詩文學研究中心分別由哈佛大學的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 1915-2006)、耶魯大學的傅漢思(Hans Hermann Frankel, 1916-2003)、以及史丹佛大學的劉若愚(James J. Y. Liu, 1926-1986)領導。簡單來說,當時沒人對我想研究的感興趣。如果我們帶入一些概念或傳記資訊,得到的反應是:「文本中沒有,所以你不能這樣講。」是故,我開始尋找能證明作者意圖的證據。宋代的文字獄次數相對較多,且確實有審判(trials)。人們因為自己寫過的詩作受到正式的指控,最出名的莫過於「烏臺詩案」。蘇軾被指控曾經寫詩批評、誹謗皇帝,雖然當我們讀詩作時,這些意涵並不明顯,但是他卻認罪自白了。《烏臺詩案》是這個案件的部分正式檔案(dossier),蘇軾在其中解釋他的詩作。宋代有這樣顯示作者權威性(authority of the authors)的證據:作者自己闡明詩的意涵。這成為我第一份處理宋代材料的作品。

美國的宋代研究圈(Song group)很小,但連結非常緊密。「宋元學會」(The Society for Song, Yuan, and Conquest Dynasty Studies,下簡稱「學會」)緣起於1970年代,由劉子健(James T.C. Liu, 1919-1993)倡議,任何人都能申請成為會員,沒有資格限制。學會最初僅發行通訊(Newsletters),後來改成《宋元學報》(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下簡稱《學報》)。我的同事何瞻(James M. Hargett)曾擔任《學報》主編將近十年,事實上,我們就在我的這間辦公室內編輯刊物。2000年,時值《學報》30週年紀念,何瞻請歷任主編寫一頁的回憶或感想,刊載在該期刊物的頭幾頁。

我並不是一個理論愛好者,因為我並不從任何預設的理論觀點來接觸歷史。我的取徑可說是重度的文本導向,不過我的態度本身也代表一種理論取徑。簡單來說,很多歷史學者嘗試找出「事實」(facts);於我而言,「事實」從屬於「文本」,因為我認為事實可以被操縱(manipulated),大多數被學者接受的歷史「事實」,實際上是較早發生的事件被事後創造的圖像或投射。其二,因為這些事後圖像是通過語言創造與傳遞,可說是「文學創造物」(literary artifacts);這些文物可能隨時間遞嬗而改變。早在1998年我寫秦檜的文章時,此一取徑便已然成形,我後來也發現它暗合後現代理論家的一些想法,尤其是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2018)與「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

近20年來,中國學者推動「活的制度史」,已經取得值得注意的進展。[7]相關學術作品將制度或機構理解為動態且活躍的有機體,它們能夠在相互聯繫的「過程」與「關係」網絡中,與彼此曁社會中的其他元素互動。我將相似的見解應用在宋代歷史資料本身。此一嘗試稱作「活的歷史編纂學」(living historiography),認為歷史作品之編纂者(compilers or editors)、抄寫者、印刷者乃至讀者的社會與政治過程與關係形塑了歷史作品,視歷史作品為不斷改變的動態創造物。這樣的嘗試牽涉到前述的理論取徑,而我過去發展與運用此取徑的成果,已經被翻譯集結成書。不過,《資料與敘事》是首次參照當代解構主義式史學的基本概念,大範圍地考察宋代歷史作品,嘗試分析宋代史學的支配性修辭特徵。《資料與敘事》始自一項細節式考察,針對以宋代官方史學遺跡的面貌留存下來的4部主要原始資料集:《宋會要》、《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與《宋史》。我推斷南宋的道學運動生產出一種獨特的後設敘事,將朝代史構建為道德與政治的競逐,發生在道學運動的儒家追隨者同各式各樣的反對者之間。迨朝代終結,服膺道學的史學家已經成功地在更為中性的原始資料纂輯上疊加這層敘事。

最後,11世紀儒家復興與道學轉型,究竟對宋代以後的中國有多少影響?一種仍然富有影響力的負面意見堅稱,受到明代早期專制的煽動,逐漸增強的嚴格儒家正統催生了教條的與政治的威權主義。一直到現代,此一威權主義持續扼殺替代的聲音(alternative voices)。許多學者將他們自身的傾向投射回他們假設的起源:宋代,甚至是朱熹本人。然而,我對宋代治理深層結構的分析顯示,從范仲淹到南宋道學宗師等服膺儒家者如同尖銳的現狀批評家,持續倡議治理不應由皇權獨斷專行,政府決策應當存在一個常在且某種程度透明的諮議過程。這些倡議——雖然經常為自身服務,或係從宋代黨爭的爐缸中熔煉出來——確認了政治異議具有建設性,可能軟化技術官僚治理較為生硬的標準。在此一脈絡中,一如我曾寫過的:「宋代不僅僅是中國過去的一個關鍵時代,它同樣也塑造了中國未來的節點。」

程苏东:读内外书,想大问题,写小文章

北京大学中文系,2020-12-25

说一件小事吧。2008年下半年,我刚开始写博士论文,最初状态比较好,一两个月就能写出一篇东西来。当时袁老师主持的“新编新注十三经”项目正在论证阶段,几乎每周都要开一次论证会,会议结束后我就陪他从静园走回蓝旗营,路上便向老师不停地念叨我研究中的新进展。现在回想起来,袁老师每次开完会已经很累了,之所以散步回家,应该是想耳根稍微清静一会儿,结果我却一路聒噪,真是太不识趣了。不过袁老师总是耐心地听完我的那些“新见”,鼓励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探索,这也让我更加感到自信。有一天,我正说得天花乱坠,刚好走进蓝旗营小区,那时正是初春,玉兰花盛开的季节。袁老师突然对我说:“我们院子里有一颗很高大的玉兰树,你一会儿回去时可以去看看。”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袁老师有什么深意,甚至有没有去看,现在印象也很模糊了。过了几天,我去袁老师家,谈话间老师又问起我有没有去看玉兰树,我一下子懵了,只好支支吾吾回应老师。后来袁老师跟我说,那棵玉兰树开花又快又早,非常惊艳,可是一场雨下来,很多花瓣和枝叶都掉落了。我这才明白老师的深意,无论是写博士论文还是从事学术研究,关键不在于走得有多快,而是要稳扎稳打,把基础打扎实再往前走。其实袁老师自己的文章就是这样经过多年沉淀、反复淬炼出来的,一篇文章常常改到第七稿、第八稿,直到校样出来了还不断修改。袁老师经常说,文章写好之后不要急于发表,最好先放个两年“凉一凉”,中间隔一段时间拿出来读一读,如果两年以后感觉还有价值,才是真正立得住的结论。老师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深。我的博士论文经过了七年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确实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也是在博士后期间,我开始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并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我的博士后导师王博教授在专业研究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同时他也非常尊重我个人研究兴趣的选择。当时各高校研究唐以前文学的年轻学者还比较少,大家聚到一起,觉得有不少共同话题,在社科院刘跃进老师的支持下,我们就组织了“周秦汉唐读书会”。我在读书会里年纪最小,学问最薄弱,因此最为受益。我原来的研究兴趣基本集中在汉唐经学和经学文献,对理论问题的涉猎非常有限。在读书会最初的几次讨论中,为了增加大家的共同兴趣点,我们有意设计了每年一次方法论反思,一次个案研究的讨论模式,并且力求将方法层面的讨论与个案研究结合起来,不仅提出问题,也努力解决问题。这让我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兴趣点,围绕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经典化等问题做了一些方法层面的探索。

要说建议,我最近凑出来三句话:“读内外书,想大问题,写小文章”。人文学科的研究来说,任何重大的学术论题或学风转变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背后总是有相当复杂的社会因素。我的古文史课会要求学生读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很多大一的同学都能从中发现不少问题,指出阎氏辨伪学方法层面的漏洞,这当然不是因为咱们的同学书读得多,见识比他高,而是因为我们今天受到的学术训练与清人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们对“真伪”“客观”“实证”等核心概念的理解与清初知识人有着重要差异,而这种差异是18、19世纪以来中西学术史共同推进的产物。学者最重要的素养之一,就是要对自己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了解其来龙去脉,清楚其理论预设以及由此带来的视觉盲点。

通过“内外书”的阅读,我们会产生很多想法,但想法太多反而会对自己造成困扰,感觉没处下手,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努力提炼出“大问题”。所谓“大问题”,不是宏大、远大,而是具有核心性、纲领性的大问题。要善于从自己的具体研究对象中提炼出这样的大问题,并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断调整。我做博士论文时想的大问题是经典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古人热衷于建立各种封闭的经典体系?在研究《汉书·五行志》时,我的大问题变成了阴阳、五行知识的经学化。最近我思考的大问题是经学究竟从何而来?古人为何需要经学?经学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会重新照亮古老的文献,让他们发出光芒。这样自然就有文章可做了。

最后是“写小文章”。这里的“小”不是指篇幅,也不是论题范围,而是切入点,或者说是依托的个案,范围要明确、集中。不要为了增加自己的论据而随意牵扯,也不要轻易将自己的结论推演到其他“同类型”的材料中去。

故事

读博学术纪事:20-21年第一学期

科学史图书馆,2020-12-25

剑桥的学期都超短,从十月到十二月这个学期,我写出这一学年要写的三个section的三份detailed proposal花了一周,写出第一个section的一半花了1.5周,为后一半到处跑查档案找材料花了1.5周,剩下的几周对半分,一半花在改以前的论文准备发表、跟co-author合作,abstract/application/networking等等各种研究事务上,一半花在科学史图书馆上。当然,这里的“周”是把休息和娱乐时间算在内的,我从来不亏待自己,这学期把《排球少年》更新到现在的全部动画都看完了,还托锅神的福入了VR大坑。

都说英国的博士只有三年很短,但是在我看来可能很多国家都是差不多的,如果算算除去上课,除去给老板助研打工,你真正用在自己毕业论文上的时间有多少。如果要先上两年课,出两年勤,写几篇课程论文再真正开始思考博士课题做什么,那时间跟你读一个单独的硕士学位,再来拿着一个已经成型的proposal直接开始博士研究其实也差不多。而且往往是固定年限内你花在课程上的时间越多,花在自己论文上的时间就越短,这方面大家都各有各的选择。就我而言,到现在为止我博论的一个section(大概在期刊论文的规模,8000-9000 words)已经完成了一半,就是开学一上来就开始写作,边研究边查档边写作,并没有所谓专门的“准备”时间,导师默认的也是你第一学期就要开始写作成文。如果不是申请funding以及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花了很大力气把doctrine of signatures这个题目想远想透,我现在上手也不会这么果断。

我找到这位记读书笔记异常勤奋的MP夫人,实际上是缘于2008年一位学者的博士论文附录中提供的转写。被转写的是一份MP夫人自己整理的每个月份应当出门采摘何种药材,药材有何种功效的to-do list,而我第一反应是这份list的内容应当和以Nicholas Culpeper为代表的占星植物学派的doctrine of signatures有联系。我向远在Devon的档案馆提交了这一批200+页手稿的数码照片订单,直到两个月后才收到文件。当我翻到这份to-do list的原稿时,发现除了药名、功效和月份,这份list上还记载了大量不知所以的奇怪符号,有一些是占星符号,更多的我现在也认不出来。而这是那份博论中完全没有提及的东西。在这个case中,我想藉由大量的个人手稿处理的问题是doctrine of signatures作为一种sensibility,作为一种感知事物的方式如何体现在人的劳作中。与《奶酪与蛆虫》不同的是,这些材料的主人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宇宙学,而是将读书得来的宇宙观沉默地消融在每日的生活安排中,以及对手上一草一木的感觉里。

合作复原一个图书馆的工作是怎样的?说白了就是两个人,三块显示屏,一个Transkribus和一个Zotero,余下就是侦探的推理本事了。这篇文章算是我第一次和人co-author,我知道学术合作可以很有趣,但从来没想过可以这么有趣。我钻研一个问题的时候经常是高度兴奋的,脑子也转得很快,可能一高兴就从椅子上蹦起来,一般不是这个风格的人还真很难和我在一个空间里干活。所以我特别幸运第一次合作就有画风很搭的队友。想想大眼瞪小眼瞪屏幕瞪了半天,终于从手稿里解密出一条书目的时候,有个人能跟你同时喊出“耶”,还有多少事比得上这样的eureka时刻呢。

非升即走的985高校青年教师,拼命蹭热点发论文

洪蔚琳,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2020-12-31

像陈冬冬这样的青年教师所面临的是这样一项制度:新入职的老师不再有编制,只签三年或六年的预聘合同,到期时由校学术委员会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晋升副教授,否则就只能离开。这项起源于北美的终身教职制,在国内叫做“非升即走”,最近十年,全国39所985高校中至少已有34所施行了这项新的考核制度。高风险伴随着高薪酬:老师们的月收入从老体制下的几千元提高到一两万,一位Top2高校老师的税后收入加上公积金,共计三万四。但压力也明显提高了,对比美国顶尖高校教师每年只发一篇论文的平均状况,不少学校给出了三年发表五篇核心期刊论文的指标。没人知道每年的留校名额有多少,一所南方高校仅一个学院就在短短几年内新招了40多人,至今只有两位成功“上岸”。拒稿很常见,等待反馈的周期也无比漫长。一位老师的同一篇论文两年里被拒了四五次;另一位老师按照学校要求投国际期刊,八个月后收到了初审意见,修改再投后,期刊不接受,他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投稿流程了。

一位老师觉得“没有人脉才需要追热点”:很多期刊编辑直接收到的熟人投稿已经超过版面需要,不会再看投稿系统,部分期刊甚至和部分老师“混同一个圈子”,发表自然更简单。为了搭建人脉,Ann早在读博时就学会了充分利用学术会议开展社交。她如今人在海外,自称因种种经历对学术圈“理想幻灭”,便放弃了应聘教职的轨道。但在那之前,为了增加发表量,她积极去开会,坐在靠前的位置,找人搭讪时,从圈内八卦慢慢过渡到学术话题,用这个办法发表了七八篇文章。

这两年,他开始减少这样直白的表达,为此常常克制自己。他渐渐理解了很多人把学术看成一份可以赚钱的工作,但却还是不想成为“很多人”,过去六年,他一直被相对纯粹的小环境影响着:带他入门的老师、院系几十年遗留的传统,至今还在抵抗那种浮躁的潮流。一次系里开会,领导提到学科评估和论文、项目指标,一位老教授提到了两位已故前辈的名字,问大家:如果他们还在,就在这个现场,他们会怎么讲?他们的口头禅是50岁之前不要写文章,你没有资格写文章。路星庆幸系里还守着传统:学者不在乎发多少论文,拿多少项目,沉下心来写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学科有贡献才是毕生的追求。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两位前辈生活在今天,可能也无法适应这个评价系统。

和一个朋友的聊天

梁惠王的云梦之泽,2020-12-28

他说:“美国最近乱得不行,芝加哥大学英文系今年博士生只收研究黑人文学的,公开说的。华盛顿邮报怒批简·奥斯汀。说她写的是‘不可忍受的白人文学’。太吓人了,不管这些了,我去写论文了。”但临了又说了一句:“另外得跟您讲,美国这个学术,太水了。”虽然我对美国的文科博士水平一直并不很推崇,但听他这么一说,还是有些惊讶,问:“怎么个水。”他说:“我现在研究的,其实是个技术性很强的语文学问题,十七世纪的格律。我把那些大牌教授发的相关论文全看了一遍,牛津的之类名校教授,几乎都是疯狂灌水,写上三十几页,没有一句有用的。我昨天气得一晚上睡不着,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把之前别人说的含混着抄一遍。比如我举个很可笑的例子。有一节我在写行末韵,这个在抒情诗里,其实是很复杂的,结果这些学者就开始‘旁征博引’,引上十几家,结论是: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那个文献综述,全是胡说八道,都在互相抄。而且欧美这个问题比国内严重多了,因为国内文献学还是个一级学科,欧美文献学几十年前就取消了。所以英文系出来的这些人,大部分狗屁不通,我文献学都是自学的,因为课上根本不教,目录学、版本学全部取消了,这都要拜当年反越战那一代人所赐。从那个时候开始,这股反智妖风就刮起来了。我跟您讲个笑话,我亲眼看见的,我们现在开一门很火爆的课,叫‘书本文化’,其授课方式,就是带着学生去图书馆看善本书,但是完全不教识读,所以那个书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是讲什么的。一圈人围着讨论,但是书上的字一个都不认识,其实就是拉丁文嘛,没啥难懂的,受过手稿本识读训练的,都能流利识读的,老师却不认识,竟然敢开一整门课,最后还写一堆论文出来。还有讨论插画的,那个插画上的题签你都看不懂,讨论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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