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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文史网摘|七:重審歷史上的制度問題

這期以秦暉老師的兩篇演講開篇。「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目錄】秦暉;《兩晉南北朝隋唐義疏研究》的一點讀後感;項飆;故事;寫信的格式

秦暉

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 夜月客,2020-05-17: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可见今天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如此。………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为什么这两年来有很多异常的事情发生?

〔瀚案:這篇文章討論全球化、債務,可以和《我來幫你刷微博》7 期對讀,能明白很多問題〕静嘉读书,2020-08-17

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

但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

0.2 历史轮回,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的境地

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

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他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0.3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有些事情已不能回避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皮凯蒂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

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也就是所谓奇迹状态。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

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0.4 全球化在造成了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

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两个例外。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

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0.5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

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0.6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

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

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西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

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

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右派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这种现象右派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0.7 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

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

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得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

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右派的主张也一样。

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0.8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

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09.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 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的问题。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中国历史上,何来如此深仇大恨

〔瀚案:這兩篇文章讀下來,就足以讓人敬重秦暉老師了〕静嘉读书,2020-08-07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历史上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但这仍然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4600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意义我们以后再说。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真是少见多怪了。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为哪般?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我当年治明清之际史,喜欢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现入清以来第一轮修志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为的。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志书啊!乱后之作,纸差印劣,篇幅单薄,不少注明是县官或同仁私人凑钱印的,因传世极少,如今多属善本。而其中内容,赋役志则多有一县仅数十丁者,有县官和移民来到无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来移民数十户一年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艺文志》则多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纪实,令人不忍卒读。

清初十余年间,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与遗民在山中结寨自保。当时清朝的四川巡抚驻川北边远的保宁(今阆中县),明朝(南明)的巡抚则驻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一处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你攻我伐,多次路过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驻守,因为那时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邻近府县皆无人区,驻军则无处觅食。直到顺治末年,清朝的巡抚才回到废墟成都重新设置。过去传统文人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著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了。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或“中国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抽象地谈论“中国”和“中国人”是很少有意义的。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对本族人是如此,对其他民族,又何尝例外!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被称为“进步思想家”的汉族著名学者魏源记载说:

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漏网之厄鲁特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军)分两路围猎,所至狝剃,搜山网谷,栉比擒馘,无孑遗焉。

甚至连亲清的准噶尔沙克都汗“不从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诚清朝,竟然也被清军将领“袭坑之”,全部活埋了。与颇为得意于“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则痛斥“本朝”对准噶尔人的灭绝: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他甚至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

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这当然是过激之言。实际上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这次大屠杀不仅使时称“五胡”之一并建立过后赵王朝的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仅仅因为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笔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的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然而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的争论就是如此。无论是规律性的人口周期,还是偶发的自然灾变,总之都已不把传统时代的制度问题当回事。其实如前所述,这两种解释用在欧洲还可以说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国这样明显的“人祸”就尤其不合理。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兩晉南北朝隋唐義疏研究》的一點讀後感

@ 雪齋,2020-09-26

從一篇文獻學專業學位論文的角度講,這部博士論文是合格的、真誠的。但如果從義疏學的角度講,這篇論文顯然並沒有作出突破性的推進。當然,這種評價並非對作者的指責,而是對“文獻學”這一學科自身局限性的反思。

義疏學,正如作者在文章開頭所區分的那樣,並非狹義的以義疏文本爲研究對象的“義疏之學”,而是義疏所代表的那個時代中特定羣體的學術形態。可惜作者雖然有這樣自覺意識,卻直接忽視了相關的研究視角。義疏學的背後,是以講經儀式爲核心的知識傳播的方式,是東晉以後寺館之學逐漸興起的另一個側面,也是南北朝寒人得以仕進的重要途徑。前者有侯沖先生出色的研究,而後者則有唐長孺先生、魏斌老師搭建的理論框架。然而作者全文都只局限於義疏文本,見不到文本之外的東西。因此作者甚至在文中大談寫本對義疏閱讀產生的影響,而對義疏作爲講經的講義或者記錄的性質絲毫不作解釋。

要知道義疏的主要功能,並不是給人閱讀的,而是用於講經。能把義疏全文抄寫的弟子便可謂之勤奮,鄭灼便是一例。而更多的弟子則是口誦義疏,就是背誦下來,錢穆先生在談兩漢章句學的“餘影”之時便已經注意到了相關的隋代史料。趙翼也早就指出六朝義疏學是口耳之學。作者討論寫本對義疏傳播的影響則完全沒有考慮義疏更爲本質的講經功能,很難說是有價值的討論。

當然這也並非是說義疏不會被書寫流傳,但這種流傳一定是不廣的,否則南朝末年寺院焚毀如何會導致佛教義疏的大量散佚呢?義疏更多還是保存在寺館之中,不知道是否在某種意義上有“公共圖書館”的意味。隋初吉藏帶領弟子去寺廟中搜羅劫餘殘存的義疏,如果義疏可以廣泛書寫流傳,吉藏又何須如此?我們必須明確一點,義疏寫本的意義更多是貯存,而非閱讀。當時寫本的珍貴常常是今日的我們所難以想象的。

可以說作者文中所有的問題,都是因爲這一角度的欠缺。比如解釋“義疏”的名義,說“疏”字兼有“疏通”“疏記”二義。我們看《出三藏記集》中僧叡《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說“是以即於講次,疏以爲記”,這應該是早期最直接的證據,“疏”字怎麼會有“疏通”之義?以爲兼有二義實在是騎牆之論。至於《毛詩草木蟲魚疏》的性質,我在之前的日誌里也講了,茲不贅述。

又因此,作者對於義疏體例的分判也不無問題。依拙見,“義疏”一開始就是對講經的記錄,而後分化爲經師自己寫定的叫“義疏”,學生記錄下來的叫“義記”“私記”。又依據逐句解釋,還是貫通大義,分爲疏、論兩家。論家大多題名“論”“玄論”“玄義”“大義”“遊意”等等,義疏中的發題義如果單獨拿出來,其實也與此近似。不過還有一類通講衆經的論,吉藏稱爲“通論”,如《三論玄義》《玄門大義》乃至蕭吉的《五行大義》皆是。他們都有科段的體例,只不過把對經文的科段,變成了對自身結構的科段,雖然對象有別, 但其爲科段則一。講義疏的體例,如果不把義疏與義記、私記與通論、別論的區別講清楚,而統統謂之義疏,應該說是未得其大體的。

作者關心的四個問題,義疏起源、經注疏會合、疏不破注、科段,讀來頗爲奇怪,義疏的起源和科段的問題應該是一體兩面,如何能分成兩章論述?經注疏會合和疏不破注都是學界的老問題,我自己不太感興趣。“疏不破注”其實是個負面的表述,從這個表述我們其實已經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刪減的原則,而絕非著述的原則。孔穎達等人在刪訂舊疏的時候,以“疏不破注”作爲一條原則,可以說是十分顯然的。至於更深的層次,我喜歡講南朝“通理”、北朝“守注”。在碩論裡應該會拿《儀禮疏》和《禮記正義》爲例子講一講這個問題。至於科段與義疏的起源,我自己在對早期佛教文獻的閱讀中找到不少有趣的例子和線索,也最終體會到,科段雖然有外來因素的啓發,比如《八犍度論》的翻譯,但始終是漢地自身的傳統爲基礎,我始終堅信公羊學的三科就是科段,作者似乎也治公羊學,但卻似乎不認同這一點,實在是有些難以理解。相信如果作者懂梵文,或者閱讀過一些梵文論典的英譯本,應該也會有相同的感受。

對於義疏學的研究我只有三個最基本的看法,第一是要看到義疏文本之外的東西,第二是要在漢唐整體的學術脈絡中看義疏,第三是要真正進入義疏中的思想世界。這一篇下來沒寫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其實只是發發牢騷。因爲清華各種非學術性的原因,我最終沒辦法作南北朝義疏學研究這樣一個題目。乍一看有最新的研究發布,心中有些寬慰。然而讀完全文,卻又覺得有些話實在要講一講。文獻學不應該停留於類型學或者形態研究,讀書不是檢索和歸納,讀書是打開自己的內心,全部的投入書籍的世界裡。一言以蔽之,是書籍本身的脈絡在指導你的研究,而不是你的研究指導讀書的方向。

項飆

@ 熊阿姨,2020-10-24:

项飚、何伟,在国内媒体已经被上师化了,什么新变化都想找他们确认再叙述一下,读者和记者本人都在求点化、求开悟。昨天内卷那篇记者甚至问项飚“我没有通过学人类学,让我缓解掉这些焦虑,所以我也会很想听您讲一讲,我应该怎么样去安慰自己,或者怎么样通过人类学缓解掉现在的这些焦虑?这可能也是呼应人类学的公共影响力的问题。”……这是在坐诊吗?

@Celene_C:项飙的情绪冷感和国外的学术象牙塔导致了他只是看起来比一般人抽离,没必要全能化。人永远不可能从另一个人那获得不焦虑的命门。别说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了,哲学家也焦虑啊,人类不是会陷入形而上就是形而下的焦虑,焦虑不是坏事,该焦虑就焦虑呗。敏感多思的人尤其,焦虑也是你的武器啊。

@留得青山在的双生谷玄:本来应该由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起的责任压在了几个还能在边界游走说上几句话的人身上,不像问诊才怪呢。不知项/何,几乎任何涉及到记录当代中国的,从导演到记者到作家,都被迫地在远离政治的同时被政治语境覆盖到面目模糊。

@ 推拿熊,2020-10-24:

花了3小时周六晚上看完了项飙和吴琦对话的《把自己作为方法》,感触很深。

  1. 温州人真的天生喜欢做生意,经商的DNA流淌在一个北大社会学本科生的血液里;
  2. 现代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和中国脱不开关系,人类学基本上是没有太深入的理论可言的,尊重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本来是一个很值得念的学科,但因为经济效益低下所以去念的人很少;
  3. 我想到我本科时的学姐也去牛津念了人类学博士,她攻读的是非洲学,热爱观看坦桑尼亚电视肥皂剧和研究埃塞尔比亚流行音乐作为社会学样本;
  4. 项飙英语一开始在牛津不够用,花了一年时间竟然就能做出论文,也是服了_(:⁍」∠)_天才果然是天才;
  5. “浙江村”是项飙本科时做的项目,他博士导师也认为这会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项目,他觉得很害怕,因为他听到导师论断时才31岁,现在四十多岁了也还是这样,由此证明在牛津当教授摸鱼真的做不成重要研究,还是应该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在水深火热的市场经济里经世致用;
  6. 北大在1990-1998年期间风气真的很好,一个本科生可以给系主任写一万多字的关于课程设置的意见与建议遭到大家的重视而不是批斗,写那么多反映工人问题的文章得到了系里的项目经费和由团申请的奖项,还成为了爱心社的常驻帮扶项目。现在的项飙要是在gzh上写文章讨论浙江村问题,可能会被系主任要求删文封号;
  7. 项飙是一个吃到了时代红利和家庭红利的幸运儿,从温州到北大到牛津,没做过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在大学经常逃课,靠做“浙江村”研究申到研究生,没有托福雅思成绩被彭轲带到牛津读博士,还给了系里唯一一个全奖,听不懂考官问题的情况下还是过了两次答辩,因为牛津不考察讲师和教授的理论知识,所以他不需要攻读人类学学科理论基础知识,摸摸鱼就能快乐地做着自由的调查研究;
  8. 我花3小时看完一本人类学博士生导师的书,他在300页的篇幅里谈到了他的非知识分子视角和乡绅视角,边缘和中心“大一统”文化,以及费孝通式图景叙述法,谈到了当下的年轻人丧文化,还有新自由主义精神,讲了很多深刻的东西,我脑子里想到的全是他的口语化对温州的本地事了如指掌的乡绅式的三舅舅,还有他对于自己是温州特产的“打火机”型学者的自我定义。高远的东西打动不了我,还是家常的琐碎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读完也没有总结出一毛钱重要的感悟。说到底我还是不适合念博士

故事

感觉最近很多高龄想读博逃避现实的,“时代变了,大人”

蛋蛋熱帖,2019-12-18

先说几个例子:现身说法。我老婆就在读博。之前其实也会很犹豫,家里俩娃,现在基本上我妈帮着带。我妈算众所周知给力的婆婆,不给力的,直接告诉你别生娃不给带你懂的。以前没读博时候,晚上加班还能7,8点回,早上不用太赶,周末还有时间。读博以后:

1 早上上课8点,组会晚上8点。996是不存在的。007常有。娃都看不见妈。忙起来午夜1点回家,7点娃没醒就出门

2 如果在外地的大学,两地分居常有,异地读博啥的,在外面花的有多少就不说了——包括博士自己花和家里配偶翻车的,我师反正我是年年听说,不过我师没名,闹不了P大那么热门。

3 科研压力有多大就不说了,各种开会,研讨,混脸熟,Paper压力有多大就不说了,SCI,SSCI要几篇,冷门不好发的专业追数量,热门专业追高因子,一切随缘只能退学 。 4 30多读博,出来奔四了,谁要?应届博士35,特别好的可以到40,什么叫特别好?进体制你问问自己爹是谁,硕士毕业都没搞个好地方,奔4博士毕业就能搞定了?

高校部门现在啥样

1 职称压力。 现在很多都是签几年,评不上副高就走人。压力多大不说了。

2 教学, 现在查课多严不用说,迟到早退重大教学事故,上课手机响事故,内容被学生吐槽事故。全套教学资料备查。各种平时接待学生,要是赶上兼职导员之类的,画面太美,祈祷学生里别有会来事的。

3 科研,申请课题 自己申不上,各种帮人打工。要是不懂申请课题多难,找机会绑大佬取取教育部或自然/社科基金的项目经验(得是评委,虽然按规定匿名,不过都懂的),最不济找人家过的立项书看看。你40一新博士,就算你的项目论证写再好,一到前期研究和项目组成员这一块,你一穷二白,要预研成果没几个,要项目成员经历写不出来,你觉得能过得概率多大。包括其他基金也一样。但是你说你从青年和校级开始刷,你奔四,人家奔三,你觉得你申请到哪辈子才能到教育部/国家这一级。到不了这级,有些单位你连副高都很难。 发Paper也不说了。文科国内中文核心都懂,理科SCI全球竞争你也懂。

4 行政 作为青椒,要有单位门房大爷大妈都看不起你的觉悟。因为人家是老人,是真铁饭碗,而你不定哪天就扫地出门了。发票怎么贴,报销什么流程,财务大姐喜不喜欢你,研究组教研室行政分担,开个会会务,出个差订票,手底下要没学生(研究类非高校机构常见),研究组没配专职助理,恭喜你,顶着青椒头衔的小秘书。

其实还有很多,上面是常见的一些。 还有些特殊类的不说了,比如,出去联合培养的,跑到地方上在读选调/锻炼的,诸如此类吧,不一一说了

理论版:“时代变了,大人”

如果说,现在有什么不变的,就是时代一直在变,而且很快。有些东西其实平时聊,挺无趣的,但是如果作为准备读博士的人,尤其是大龄——超过30了还准备读博的,就得考虑清楚了,因为你不再年轻,说通俗点,快半截入土了,该想想后事了。

首先我们看中国的大环境。经济增速在下降(今年勉强保6,明年都不好说),人口出现断崖下滑趋势(今年人口出生可能勉强1千万多点,明年估计跌到8百万左右,每年死亡人口1千万人,明年大概率人口直接负增长),人均经济指标勉强到达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1万美元,后续发展如何还不能说必定一帆风顺。产业结构在转型,作为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门槛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十多年几轮突飞猛进的地产炒作,实业不振,在贸易战和国际经济周期(除了美国的)作用下,出口/投资/消费 增长极均出现放缓(出口以美元计几乎停滞,社融数据不振,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如汽车一直在暴跌),产业结构上虽然一直在喊提振实业,但实际上,数据表现出来的都是服务业增长(二产PMI一直衰退,三产PMI还在50上方)。未来大多数的就业机会,在三产,而非传统二产或者说制造业部门。什么是三产?高端三产是少数,比如教育/金融/软件这类的高端服务业,多数三产,是诸如 快递,外卖,捏脚,网红。其实不用多说,看看近期的工作会议和一些最高精神,都能眀白中国未来的增长速度,已经进入边际下滑的区间,未来将会长期保持相对中速增长(国内认为,尽管国际上一些声音说是持续中低速增长)。今后两年的预期是“5%左右”(参看刘世锦讲话),以后甚至不排除可能更低(5%的左边是4%)。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就是说,整个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在逐步削弱——这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下,最大的国际需求也就是美国在特朗普的作用下通过关税贸易战争取制造业回流,以及类似以越南柬埔寨印尼等为代表的东盟,和印度这样的新后发金砖国家在争夺国际产业链位置,内部因素下,在多年房地产驱动下导致的高杠杆以及挤压效应带来的实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私营部门,持续失血(规模上利润增速在今年新口径下,除了国营部门外都是负增长,而且很多企业掉下了规上指标,按新规不再被统计而无法反映私营部门全貌),国内企业债务率打到150%,居民账面上的存贷比超过80%(这是窄口径,宽口径有统计认为实际居民部门杠杆率超过100%),全国的实际债务比率超过GDP的2倍多,根据2018年数据,比美国还略高一点,而央行的资产规模,也是达到5万亿美元(美联储才4.5万亿)

这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前景:未来的日子不会很好过。网上的段子:今年是过去以来最艰难的一年,但是未来多年中最好的一年,不是完全没有依据。这里不是唱衰,也没有必要唱衰,找找官方数据做个图标,对比下历史上 拉美国家,日本,美国的历史经济数据,自然会有个判断,就不多说了。

问题在于什么,在于这样的未来趋势下,读博意味着什么。读博的理由很多,如果我们形而上的说,仰望星空的说,我们可以讲出一大堆很高大上的,把自己都感动哭的理由。但是,你30多了,可能还拖家带口,我们还是形而下点,讲讲面朝黄土的道理。读博,是一个机会成本——甚至可以说,沉没成本很高的人力资本投入。你的预期,自然不希望是赔钱——除非家里有矿,形而下的问题压根不操心。否则,还是考虑点实际的。

我们前面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判断未来的形势,目的在于什么:在于,你已经知道,过去10多年,读博不如炒房的“知识改变命运”道理了。那么未来,你怎么知道读博就一定是最好的呢?

我们看看读博的机会(沉没)成本。3年毕业已经不是标配,通常是4-5年,按照硕士的平均收入水平,我们就算少点,一年8-10万,4-5年的读博时间,意味着30-50万的收入损失。这里还没有计算学费支出,读博的额外花销等等。奖学金虽然目前覆盖率较高,但也就是覆盖下学费和基本花销成本。这还是顺利毕业需要的成本,如果未能坚持下来,没能毕业,或者退学,那么,鸡飞蛋打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再看看未来的收益。

1 短期收益。高龄博士,除非能拿到非常不错的在读期间成果,否则进入研究机构/高校的概率并不大。就算进入这些领域,将来的体制改革也难以保证作为新人拥有老人的那些福利,比如铁饭碗。而新就业的最初阶段,收入不会很高,包括不一定能申请课题,收入可能会被压制。此外,各地目前的抢人政策——例如博士落户给多少安家费之类,也是很难说会持续的,而且,拖家带口的读博者,毕业后会拖家带口的搬去新城市吗?

进入其他行业,脱离科研一线,其实目前已经有这个趋势,前些年还是帝都上海的中学招博士,现在已经普遍到2线甚至快3线了。为什么呢,除了能拿编制这些现实因素,其实本质在于:在上述我们分析的大环境变化下,中国的高学历实际上是过剩的,而且越到后面越过剩。君不见现在国家都在往技能型上引导。随着世界工厂的削弱,不需要那么多高学历。人力成本,以及三产化的结构都不需要这么多博士。何况,开放后,引进的高端人才不会少。高端人才的压力和就业的下沉化,实际上是个国际普遍的现象,随着国内的新常态,终于轮到了而已。

2 长期收益。作为高龄新博士,在我们分析的上面的这个趋势下,未来的收益也是很难确定的。具体的因素我们上面分析了,年底低,起步晚,你40入职,体制内职称级别上不去,也就55-60退休。干15-20年,低职位低收入,你还一家老小,可能还有房贷,现实吗?这还是稳定的情况下。如果不稳定呢? 随着人口断崖的出现,未来人口减少,高校/教育行业,是扩张还是收缩? 随着开放带来的国际竞争,来自国际人才市场并轨,竞争压力是降低还是增加? 随着需要高精尖技术和研发的二产制造业逐步降低在经济中的比重,三产的比例提高,对高学历高端人才的需求和职位比例是增加还是减少?

想说的还有很多,不过,其实,我觉得上面很多因素都讲的很明白了吧,能考虑读博的人,起码硕士学历,按照这个思路思考,自然能根据自身情况结合一下。

总之呢,高龄了,读博是个现实的问题。你不能说,为了自己情怀,为了逃离当下的环境,就读博。且不说考不考得上吧(辞职考博多年不上我也见过,家里是真矿,没矿的恐怕真没人敢这么玩),就说考上了,读博也不是什么避风港,就算顺利毕业后,面临的问题,如果对大趋势的判断定性成立的话,毕业后面临的各种问题很可能比现在还糟糕。一个人读博,一家子不饿,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在当下的趋势下,家里没矿,很可能是一个人读博,一家子挨饿,毕业就喝西北风。

说半天,我就想说一个:别想没用的。半截入土的人了,培养自己,不如培养孩子。花费大量成本积累高龄人力成本,不如立刻多赚钱。以前读过一篇论文,人力资本形成-回报,婴儿期最高,青少年其次,成年基本很低,中年以后是负的。35岁就251的年代,你还想读博?

东北三轮车夫在复旦大学读完博士,现在过着这样的生活……

〔太震撼了。我們的楷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2020-10-27,冰点周刊

11年前,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蔡伟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如今,48岁的他在贵州安顺学院教三门课,看到学生,他会想到自己。他被知识改变命运,他希望他的学生也如此。他从没给学生提及过那些苦日子,那时,他每卖50根冰棍,才能买一本5元的二手书。东北的冬天,他把《老子》《庄子》《韩非子》包上书皮,套层袋子,塞进保温箱的夹层,有空就读。

如今,他自称“学术不差也不冒尖”,一年发表一两篇论文。多数时间里,他喜欢一个人窝在办公室,被泛黄的古书包围。电脑屏幕被竖起来,便于放大查看那些模糊难辨的古文图片。时不时,他提起毛笔,在宣纸上写小楷。握着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的专业学术集刊《简帛》,他翻到自己发表的文章《〈尚书·顾命〉“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的断句问题——兼释上博五〈三德〉之“天乃降殆”》。这是大多数人陌生的学问。古书的年代越早,意味着越难读懂。蔡伟的乐趣就在于,破解那些最为晦涩的古文含义。“如果没什么真知灼见,就干脆不写,写一篇至少要解决一个问题。”蔡伟说。这些已刊发的文章,不少来源于他早期写下的读书札记。他积攒下了几十本笔记,落款的时间跨越了30年。

小学时,他练过几年毛笔字。字帖上总有很多看不懂的繁体字,他捧着字典来回翻。他的语文成绩一直领先,到了高中,理科最低的成绩只有十几分。蔡伟把图书馆当成了教室,锦州市图书馆办证要资质,他磨着父亲请单位盖章。他几乎天天打卡,一年多的时间里,光是古书,蔡伟就看了两三百本。高考落榜后,蔡伟进了橡胶厂,三班倒。倒班之余,他泡图书馆,“几乎把能看的书全看了一遍”。3年后,他从橡胶厂下岗。蔡伟没钱、没学历、没技术,摆在面前的路似乎只有两条,做小买卖或是卖力气。他先在食堂后厨做过一年,一个月100元,临时工,主要做馒头。后来,他买来一辆三轮车,绑上1米长的木箱,里面再塞三四个保温箱,放入隔温的棉被,每天跑去商场门口摆摊。他家住7楼,没电梯,每天清晨挨个儿把保温箱抬下楼,晚上再搬回家。这些保温箱加起来,差不多三四十斤重。他的车上还捆着折叠椅和太阳伞。遇上下雨,蔡伟就坐在伞下,等着天气放晴。雪糕5角一根,冷饮1元一瓶。天热,雪糕卖着卖着就化了,他自己吃一些扔一些。冬天卖不动冷饮,他改卖炒瓜子,有时一个月赚不到500元。摆摊的空当,他读书,有时捡行人随手丢掉的废烟盒,抽出锡纸,记笔记。他开不起店,家里拿不出租店铺的资金。摆摊10余年,收入只够糊口,他担心生病,极少买新衣服,家里10多年没交过取暖费。冬天的锦州零下10多度,冷气窜进屋子,水管常被冻住,睡觉人要躲在两三床被子里。蔡伟常光顾旧书店,因为新书太贵了,一本2000年出版的新书,标价就是170元,更别提装订精美、彩印的版本了。不少古书还成系列,一套1000元也不稀奇。他知道自己不适合做小生意,但不敢不干,“不然能做啥?”有一次,他锁在小区楼下的车被偷了,捆在车上的木箱也一起没了。他懊恼了好几天——里面还装着好几本古书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沉浸在古文字的孤岛里。有人说蔡伟“酸”,饭都吃不饱还琢磨“闲书”,不务正业。家人看不懂他的研究,身边找不到能问询的老师,他一本一本地看,没什么章法。那时,每过两三天,他就跑去图书馆换一批新书,锦州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为他看着玩,“这玩意儿你能看懂?”直到后来,有人拿来收藏的民国古画咨询真伪,蔡伟通过画中的文字一眼识别出是赝品,才换得在场的人频频点头。自学四五年后,24岁的蔡伟寄信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等学者。他向对方请教,也提建议。

裘锡圭在1997年第1期的《文物》上发表过《〈神乌赋〉初探》,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表示,“佐子”疑读为“嗟子”,即“嗟”,是叹词。后来,裘锡圭同意了他的看法,还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文章。蔡伟最擅长的,是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老子》中有句“莫之其亘”,他从历史角度分析,“亘”字应译成“极”,是“终极”的意思。为了寻找更多期刊,蔡伟没少跑。他想看清代王念孙写的高邮王氏四种之二的《读书杂志》,锦州市图书馆找不到,就跑去当地的高校图书馆碰运气,他从馆藏目录里查到了三册影印本,刚一开口就被拒绝。工作人员称,“杂志不外借”。蔡伟纠正他这其实是古书,没想到换来一句,你又看不懂。直到10年后,蔡伟才买到另一个出版社的影印本。他熟悉锦州所有的旧书店。一些书他坚持找了好些年,为此前往沈阳、北京等地。一次,他在北京只待了1晚,背回了10多本书,花了几百元。

在锦州,蔡伟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屋,墙边、床底下塞满了古书。可更多他想看的古书是买不到的。碰上实在喜欢的,他从图书馆借出,直奔复印店。那份复印版的《广雅疏证》已有30年,字里行间被他写满了批注,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有些书无法外借,他就坐在图书馆里抄。橡胶厂发的表格纸被他小心翼翼地攒成摞,再一一从中对折,有字的一面向内,订成一本。他仿照古书从右侧写起,完成《尔雅》的抄写,花了20天。这些简易的装订本,已被他越翻越薄,折痕处轻微一碰就快要散开。他最奢侈的消费是凑钱买了一台电脑,接入互联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古文字。在国学网上,爱好相同的人扎堆在论坛里灌水。蔡伟家联网用的电话线,每次他拨完号,快速打开论坛和邮箱,十几分钟匆匆下线。即使如此,那几个月,他家的电话费还是频频超支。后来,他干脆去网吧,在一片游戏声中敲着自己的学术思考。他没写过点击量超高的“爆款”,不参与论坛家长里短的讨论,只发言之有物硬邦邦的观点。第一回“披着马甲”发帖,他就被版主私信,“你是蔡伟?”那时候,除了给几位古文字学学者写信,蔡伟已在几所知名高校主办的学术网站上,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观点。在版主、如今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的印象里,蔡伟对古书熟,引用辞例信手拈来。在那个检索并不方便的时代,蔡伟盯着旧材料,总能发现新问题,解释还精准。董珊和蔡伟同龄,他说,蔡伟是那种利落干脆的人,一两句话解决一个问题,不用多说,一看就对,“这种本事差不多是对古书了如指掌的老先生才能做到”。

后来他的妻子病倒了。这个下岗后在超市当过服务员,送过报纸和牛奶的女人,被迫中止工作。儿子还在上学,家里全靠蔡伟一个人支撑。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向亲戚借了5万元。拉车比卖冰棍、瓜子赚钱。他蹬着三轮车在城市里穿梭。从早到晚,一天跑10多趟,挣三四十元。白天停不下来,晚上回家累得倒头就睡。原本大片的读书时间,也被切割了。一年后,奔波的蔡伟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境遇如此糟糕。在此之前,无论是和学者的书信往来,抑或是在网上,蔡伟从来都只谈学术。有一次,蔡伟忍不住寥寥几笔,写信对董珊讲述了自己的现状。那封信只有一页多长。在董珊的记忆里,对方没提要求,没有抱怨,但他动容了。董珊找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教授刘钊。2008年,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临时聘请蔡伟加入。这是一份根据前人观点进行修正、完善的工作。蔡伟一张张翻阅竹简照片,写下注释。古文字本就难认,多数还模模糊糊,平均下来,一列的30个字里,要重新解释的将近一半,一天才能完成一支竹简。进组一年,他的能力有目共睹,几位教授想让蔡伟读博。

2000年起,复旦大学开始实施一项制度: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作为国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有自主招生的权力。 不过,按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蔡伟只有高中学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最终找到教育部,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3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了推荐信,连同复旦大学的申请一起报送教育部。

李家浩、吴振武两位教授并不任职于复旦大学,没见过蔡伟本人,但在学术网站上,他们都曾读过蔡伟的文章。入学考试是摆在面前的一场大考。蔡伟的英语不过关,还丢了10多年,学校就将英语改为日语。可蔡伟的日语也是零基础,他突击了一段时间,终于过线。因为自学,蔡伟的知识体系并不系统,他跟着博士班上课,按学校的要求,还要补基础的通识课,修些本科、硕士课程。后来,他的学分修满了,但博士论文迟迟不过关。他要学着去适应学术表达的范式,来来回回地改。他读了6年才博士毕业,算是班上最久的。他也是班里最大的,比同学年长近10岁,但档案最薄,资料最少。毕业后,他本想回东北,投了好几所当地的院校,简历都没过——频繁地卡在年龄、第一学历、发表文章里。半年里,蔡伟一共投出二三十份简历,多在第一环就被淘汰。直到安顺学院招聘,他才定下工作,这是他找的所有工作里离家最远的一个,彼时安顺尚未开通高铁,他从锦州赶来用了两天两夜。他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编写馆藏古籍书志。在图书馆里,他是学历最高的,也是唯一一个研究出土文献的。他还教三门课,古代汉语、文字学和书法。

扎进古文字中30余年,周围的环境也变了。出土文献从数量有限到令人目不暇接,查一个词的释意无需一本本翻词典,在电脑上输入多种解释即刻同步。电商平台轻易可以买到古书。国学这些年出现了升温的迹象。董珊有体会,如今学术成果的发布量、出版量大大增加,“相比20年前,差不多多了20倍都不止”。蔡伟喜欢泡在几所知名高校主办的出土文献网站上,看最新的学术观点。但凡出了新材料,他就找来学习。网上,他起了五六个网名,“锦州抱小”“小雅”“黔之菜”……“有时候就是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我写的”。蔡伟说,他享受更换网名后归零的状态,用新的名字“再慢慢闯片天地”。他刻意地从曾经的片刻“高光”中淡出。因为被破格录取,蔡伟曾被写进新闻里,后来,他拒绝再接触媒体,为此特意换过手机号。“古代典籍本来就冷僻偏窄,既然不为大众熟知,也没必要总是让人知道。”他强调,自己只是喜欢这门学科,不愿当所谓的学术明星。他最担心被分散精力。“只有对学术产生影响,在古文字学界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发表独立客观观点的人,才是最神圣的。”他曾这样表示,“做学问,不就是要经得住长时间的埋头嘛,名利是致命伤。”

圈子里知道蔡伟的人不少——他的文章不以量取胜,但都能立得住脚。董珊感叹,无论是最初在论坛上相识,还是后来因为破格录取被写入新闻,蔡伟本有很多“可以红”的机会,不过他始终是淡淡的,低头研究自己那摊事儿。“在学术界,不缺擅于总结方法的人,但蔡伟能实打实地做研究。”董珊说,“这也是这个时代做学问非常稀缺的。”去年,蔡伟的专著《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土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究》出版了。有网友评价,“作者未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在学理和论证上的精密性自是不可奢求”“整体系统性欠佳”,但也有很多夸奖:“有切实贡献和具体文献解读,且颇具启发性”“真正的善读古书者,那些只靠剪刀和浆糊搞古书校读汇编的先生看完可能会手心出汗吧”。

最早入古典文献的行当,是因为蔡伟拜读了蒋礼鸿先生的《义府续貂》。这是研究古文献的名著,也是治训诂、校勘重要的参考书。30年里,蔡伟来来回回地研读,他看过不下六个版本,还专门列出表格,一一细数各版本中存在的14处问题。

蔡伟不讲究外表,唯独执着于买书,每年购入的新书差不多几百本。离开复旦大学前往安顺学院时,他打包运出80多箱藏书,花了4000多元——快赶上后来1个月的工资。书柜里那套《四部丛刊》一共21本,购于上海。那一回,他花了500多元,骑着沉甸甸的自行车驮回学校,还引来一群人围观。有同学打趣他买贵了,他却觉得值——至今,这套书陪了他10年。蔡伟仍不富裕。他把家里一整面墙打成书柜,买来能两面放书的书架,再加张一米长的书桌。学术之外,他的生活很简单,逛市场、刷短视频,或是练练毛笔字。自行车骑久了,他会腿疼,这是之前蹬车落下的老毛病。在复旦读博的时候,他回过锦州,到昔日的摆摊地转了转。一同出摊的4个人,只剩下1个。他记得,自己曾是这群摊主里最年轻的,夹在一片吆喝声中,捧着书的他看上去总有些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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