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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文史网摘|六:田餘慶先生訪談錄

本期文史網摘有兩篇正式文章:田先生說學術的境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長處;橋本說淸人透過經書探討周代禮制,而顧千里這樣的少數派仍堅持討論經書文本。目錄思想与境界:学术的生命——田余庆先生访谈录;影印张敦仁影刻抚本礼记识语;故事:學術生活,不那么“学术”的研究生

思想与境界:学术的生命——田余庆先生访谈录

罗新,爱新厥罗,2020-10-07 陈少峰主编《原学(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8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出国热,青年学子出国求学成为一种潮流。我们姑且不谈那些旨在挣钱、镀金的人。有一批人出国是真心要学点东西的,其中有些人对国内的学术状况很不满意,希望从国外找到对症的药方。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也有多次类似的现象。您对此有何看法?

日本主动学习西方,以明治维新为标志,比中国早了40年。这40年就把中国给拉下了,在很多方面,我们一直没有赶上。本世纪初中日两国的三个大学问家,罗振玉白鸟库吉内藤湖南,都是明治维新时候出生的,都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都极深厚。罗振玉的旧学功底可能还在白鸟、内藤之上,但是,罗振玉的学问层次、学术成就、学术影响,远远比不上白鸟和内藤。差别在哪里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是否跟上了时代思潮。新思想把学术带进了新天地。比如中国中古的贵族(士族)政治问题,传统的中国学者,也并非没有注意到,可是认识很浅,在学术笔记里有一些议论,像“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江左世族无功臣”之类,接触到了这一问题,但浅尝辄止,不能深入。到了内藤湖南那里,他提出了贵族政治的概念,从而深化和丰富了对中国历史的宏观认识,影响深远。历史学不是一堆旧知识的堆积,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罗振玉与白鸟、内藤的差距就在这里。后来王国维就不一样了。论旧学根底,王国维也许比不上罗振玉,但他曾致力于西学,思想里有了新东西,眼光不同了,他的学术档次就远远高出罗振玉,足以与白鸟、内藤并驾比肩,而且长远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学术进步。

陈寅恪的情况更是如此。他早年游学西方的经历,对他后来学术上的杰出成就无疑是有很大作用的,他其实受益于对西方思潮的学习和掌握。陈寅恪先生1929年给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的赠言(案指“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不能简单理解为他反对青年学子赴国外研修本国历史,要联系那时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来考虑。当然,“群趋”是不必要、不应该的,而且陈寅恪先生也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更何况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思潮已经能够及时传入中国,中国不再是一个闭塞的国家,确实没有必要一窝蜂出国去“受国史”了。

80年代以来,很多年轻人出国学习,当然各自动机不尽相同,有些人是真正立志要学习西方新思潮、新知识的。我看,出国学习新思潮新知识,有积极意义,应当肯定。学世界史当然应该出国读点书,学中国史出国也无可厚非,新思潮会激发我们以新眼光看老问题,这样学术才能进步。当然,西方并不总是新思潮的源泉,中国人也会创造出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新思想来。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对西方先进思想的借鉴,会有助于我们创造出新思想、新方法。

您谈到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强调理论素养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还想请您就此进一步谈谈。我们这一代,平日接触西方新思想及各种理论书籍可能相对较多,而相形之下,作为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后来者,旧学根底则明显先天不足。因此,在日益意识到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知识积累和基本功训练的重要与迫切后,很自然地更易于为那些贯通渊博的大学问家所折服,心向往之。在内心深处,对于您提及的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其实也主要是把他们作为学问家而非思想者来景仰的,钦佩的更是他们的旧学素养与广博知识。对您所特意强调的他们思想上得风气之先与成就大学问家的密切关联,确实重视得不够。忽视学术层次与学术境界的培养和提高,仅以知识的积累为第一要务,“回到乾嘉去”,这恐怕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学人中相当普遍存在的一种学术旨趣和倾向。这对于纠以往学术空疏之弊虽不无可取,但矫枉而过正,把理论训练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从长远看,可能会成为阻碍我们进步的一个不小的隐患。

不过,在谈及要重视时代思潮与学术发展的关系时,我们同时也有一种担心,在并不具备前辈学者的旧学基本功的情况下,着意强调学习西方的新方法、新思想,是否便能取回真经,是否会更难以守住根本?对此,我们其实不乏切肤之痛。二者关系究竟如何理顺,换言之,如何把思想作为利器作用于学术研究之上,我们很想听听先生的高见。在我们眼中,先生学问恰以精深见长,取舍汉宋,化西学为我用,深得陈寅恪等前辈大师的神髓,对于如何运用思想武器于学术研究之上,自当心得很深。

在我看来,没有思想,不是历史学;只有思想,只有理论的陈述,也不是历史学。乾嘉诸老的学问根底不可谓不深厚,可是他们的史学成就依我看反而难及王国维、陈寅恪等近代学者,问题就出在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历史材料便丧失了灵魂,成了苍白的考据。乾嘉诸老在典籍整理方面前无古人,其史学成就却难以赶上宋代学者,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是根本原因。经常听学生谈起,说自己旧学根底太浅,及不上老一辈学者,因此对自己的学术前程缺乏信心。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若仅以旧学根底论短长,我这一代,当然比不上邓广铭、周一良先生那一代;可他们恐怕也难以与陈垣、陈寅恪一代相比。如此类推,的确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学术是不是也一代不如一代呢?不一定。王国维、陈寅恪就远远高出了乾嘉诸老。关键在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以新时代的新思想去研究传统学问,会发现前人发现不了的问题,得出前人得不到的结论。陈寅恪先生说过“预流”,就是这个意思。

怎么样把理论与功夫结合起来,是你们这一代要特别注意的。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对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学理论感兴趣,是好事,但切忌生吞活剥、死搬硬套。其实陈寅恪先生的著作里有很多洋东西,是舶来品,可是你看不出来。他把洋东西融化进民族形式中,读起来只感觉是中国自己的。这值得我们学习。我年轻时也有过教训。50年代读马列风气很盛,自己也热心于马恩著作的学习,但食马列而不化,用在自己的写作中,连句子都变成欧化的翻译语句。别人说,你的文章太欧化,我看不懂啊。从那以后,我就注意改正。历史学必须有理论,但理论要体现在你的研究过程之中。理论本身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过程。现在有些人,写的文章不好懂,大概是在这方面没有把握好。

说到如何才能把握好二者的关系,使西方有益的思想方法能更好地为我所用,尽量摆脱如乾嘉朴学中过分强调考据这类学风的羁绊,从而以更恢宏的视野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力争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历史问题,使历史研究达到新的高度,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如何提高学术层次与学术境界的问题。立意不高远,眼光不锐利,见解便难有过人处。

我喜欢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把词的境界分为三层,一层一个气象。确实,学术研究也有个境界问题。王国维引晚唐诗人罗隐《炀帝陵》的两句诗“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称为“政治家言”,又引唐彦谦的《仲山》里的两句“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称为“诗人之言”。他说:“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这话对我很有启发。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入手就有个境界问题。比如我们写一篇评论唐太宗的文章,可以有很多写法,从而就会有高下不同的境界。一种写法,是照史料上那些记载,谈一谈唐太宗的生平、功业,谈一谈他从善如流的优点和贞观之治,等等。这是较低境界的学术文章。换一写法,考察唐太宗在当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评估他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的价值,这比前一个写法的境界就高了。还有更高的写法。我们读大师的文章,常常觉得不俗,耐读,为什么呢?学术境界的高超是一个重要原因。同一个问题,你也写,我也写,他也写,这个题目毫不新鲜;如果有新眼光,在新境界中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不新鲜的题目也能写出优秀的新文章。我们读学术文章,其实是经常有这种体会的。

任何时候,只要政治的干预不过分,总会有那么一批人埋头于学术研究,研究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出一批成果,这是自然现象,不是什么“热”。说到“热”,总给人以群众运动的感觉。其实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固然应该重视,但也不必追求人数众多,不需要造声势。只要有那么一批人,素质高,有事业心,又有足够的学术自由,就可以了。

本世纪以来,有两个时期的学术空气和学术成果值得一提。一是七·七事变前的十年,一是80年代的十年。其他的时间都是动荡不安。说到我自己这一代,从解放到70年代末,学术上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进入80年代,条件好了,可以思考问题、写点东西了,可是韶华已逝。我真正做点学问,是从55岁开始。就我所知,学术史上真正有点成就的史学家,几乎没有人是在60岁以后开始主要的研究工作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这些人又能做些什么呢?秋后蚂蚱而已。我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这一代的学术成就毕竟有限,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可是你们不同。你们应该,也完全可能超越我们。你们必定会超越我们的。我对学生讲,你们应该在40岁时达到我们60岁时的学术水平。这个要求并不高。

影印张敦仁影刻抚本礼记识语

乔秀岩,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10-10

一 清代《礼记》学与顾千里

梁启超曾云“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清代学术概论》),而《礼记》阙如。黄侃解释云:“《礼记》孔疏翔实,后儒未易加,故新疏独阙。”(《礼学略说》)

以《孟子正义》《周礼正义》为代表的清人新疏,大都梳理清儒诸说,便于后人理解学说之大概。新疏在梁启超等人眼中是最好的经学著作,只是因为便于参考,并不能因此认为“最有功于经学”。黄侃重视汉注唐疏,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对清代学术的反思。他对《仪礼正义》都有“直可不作”的评语(《语录》,见《蕲春黄氏文存》),认为孔疏很难逾越,也很自然。但大多数清代学者恐怕都不会承认自己的学问不如孔颖达,所以黄侃的说法仍然不能解释清人为何没有为《礼记》作新疏。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需先了解清代礼学的具体内容。江永探讨礼的问题,参考明人著作而推寻经义,并没有特别重视郑玄注。戴震顺着江永的路子继续探索。金榜在中间想要调和新说与郑玄注,并没有成功程瑶田走的是考古路线,经常很轻易地否定郑玄金鹗则更自由,综合各种经书,重构周代礼制,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简言之,清代礼学的主流走的是考古历史、典章制度之学,与汉唐注疏讨论经书文本截然不同。清人透过经书研究周代制度,经书是材料,并非直接的研究对象。探索周代制度,要用以经解经的原则,注疏都是后人的理解,可以参考,不能作依据。在这种学术环境里,《三礼》当如何看待?《仪礼》讲周代礼节,自然是最根本最可靠的资料。《周礼》尽管有些争议,毕竟涉及礼制的各层面,必需深入研究。至于《礼记》,内容太杂乱,包含春秋甚至汉代的内容,只有个别内容在讨论相关礼制时不可忽视甚至很重要,但作为一部经书,其实不值得重视。郑玄研究经书文本,所以对《三礼》全文从头到尾都做周详的注解;清人研究反映在经书中的礼制,需要利用《礼记》中的部分内容,但对其全文并没有兴趣。这样看来,清人没有《礼记》新疏,事属自然,很容易理解。

“清人”“清儒”这种概念太过广泛,自然无法概括所有个人。清代也有精通礼学而不研究典章制度,专心研究经注文本的杰出例外,就是顾千里。在此不妨以著名的“西郊”“四郊”问题为例,解释顾千里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不同。《王制》“虞庠在国之×郊”,孙志祖、段玉裁认为当作“四郊”,顾千里认为当作“西郊”,后人评论甚多,而支持段玉裁的声音似乎大一些。其实,孙志祖、段玉裁他们讨论的是古代“学制”,顾千里讨论的是郑玄、孔颖达的文本,讨论问题的层次截然不同,本来不应该混为一谈。可惜近代以来的学术主流,仍然因袭清代学术,往往要透过经书探讨古代制度,所以支持段玉裁的占上风。仔细观察郑玄、孔颖达所言,他们所据经文作“西郊”,并无疑义,正如顾千里所论。至于郑玄、孔颖达所见经文究竟对不对,就看不同的判断标准。按照对古代“学制”的推论,《王制》只能作“四郊”,如孙志祖、段玉裁所论,也是一种见解,但不必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顾千里所论。

过去学界盲目吹嘘清代学术的风气很严重,现在我们可以更客观地了解情况。乾嘉以来有不少学者表现自己对郑玄的推崇,但真正深入研究郑玄著作的并不很多。清代礼学流于典章制度之学,经注文本不是研究的焦点所在。清人利用《礼记》讨论古代制度,很少专心研究《礼记》文本。在这种背景下,张敦仁委请顾千里主持影刻抚本《礼记》,犹如黑夜里的烟花,鲜明耀眼。这是清代《礼记》学的最高成就,具有永不褪色的魅力。

二 抚州本与《礼记》诸本

宋版抚州本《礼记》,传世有两部。其一即张敦仁影刻所据顾之逵旧藏本,首尾完足,刷印颇早,纯粹原版。其一为蒋汝藻旧藏经注正文残本,今藏台北中央图书馆,仅存八卷,而且补版极多。(参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中国访书志》所收《 “中央图书馆”等藏宋元版解题》,今有庆应大学图书馆网页提供免费扫描电子版。)另有傅增湘旧藏《释文》残本,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约一半的书叶都出自影抄,剩下一半宋版也有很多补版。(参阿部隆一《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见《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另有庆应大学图书馆网页提供免费扫描电子版。又,东洋文化研究所网页也免费提供原书全部书影。原书末附曹元忠手书跋,录文见《笺经室遗集》,亦见《藏园群书经眼录》。)据补版版心纪年,知修补情况与蒋汝藻旧藏正文一致,不妨推测是原属一套,后分别流传。

张敦仁影刻所据经注正文与《释文》,也曾分别流传。顾千里写在宋版《释文》末尾的跋,为了解此书流传及影刻情况提供最基本的重要信息,此先录全文:

南宋椠本《礼记》郑氏注六册,明嘉靖时上海顾从德汝修所藏,后百余年入昆山徐健庵司寇传是楼,两家皆有图记。乾隆年间,余从兄抱冲收得之,其于宋属何刻,未有明文也。有借校者臆断为毛谊父所谓旧监本,而同时相传皆沿彼称矣。抱冲续又收得单行《释文》两种,一《礼记》,一《左传》,亦皆南宋椠本。《礼记释文》即此也,与《礼记》板式行字以至工匠记数,罔不相同,而名衔年月在焉。余于是始定《礼记》之即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也。其《礼记》以嘉庆丙辰岁阳城张太守古余先生见属刊行。是时抱冲已没,遗孤尚幼,《释文》一时检之弗获,聊用通志堂所翻单本附于后,使读者足以悟其为抚本而已。倏忽以来又一星终,每念此既一刻,余实知之,独未能合并而传其真,岂非尚留遗憾乎。爰促侄望山寻出,及今病中自力细勘一过,是正翻本之误不少,将一一改回以复其旧。但太守久移江右,余复留滞乡里,未审何日方了此愿耳。元书装四册,无前人图记,不详出自何家。由此而推,通志堂当别有一印本云。庚辰孟秋处暑后五日,元和顾广圻千里甫记于枫江僦舍。(见《思适斋书跋》。手迹见《中华再造善本》影印《释文》末尾。)

据此,再结合后来的情况,知正文六册经顾汝修、徐乾学、顾之逵、汪士钟、杨氏海源阁递藏,终归中国国家图书馆。《释文》四册经顾之逵、汪士钟、瞿氏铁琴铜剑楼、陈澄中递藏,也归国图。顾之逵同时拥有正文与《释文》,但来源不同,没有合并成一套来收藏,所以顾千里影刻时只看到正文,没能利用《释文》。汪士钟仍然同时拥有正文与《释文》,随后又分散,一归海源阁,一归铁琴铜剑楼,幸好最后同归国图。而《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时又忽略《释文》的存在,后来《再造善本》于二〇〇三年影印正文,二〇〇六年影印《释文》,我们才较容易看到宋版全貌。

顾跋提到有人误以抚本为监本,指的是段玉裁等人。阮元《礼记校勘记》未出现抚州本,而有“监本”,其实就是抚州本。在看不到原书,不知道抚州刊记存在的情况下,只据部分文本异同来做推论,见其与《六经正误》所引监本多同,所以误认为监本。阮元他们没能直接校对抚州本,只能参考传录校记;也没能看到八行注疏本,只能参考转抄惠栋校本及《七经孟子考文》。如今抚州本、八行注疏本都有影印本(抚州本影印入《古逸丛书三编》及《中华再造善本》,八行本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资料条件令人无遗憾。

唐代以前经籍文本皆以抄本流传,尽管有注有音义可以限制文本变化的范围,毕竟免不了产生各种异文。五代监本经文据《唐石经》,注文仍据流传抄本,经校定而成。北宋因袭五代监本,而又有校定。五代、北宋监本后皆失传,现存都是南宋以后版本。诸版本的经注文本,当皆以北宋监本为祖本,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作为现存最早的官刊本,体式、文本都应该最接近于北宋监本。体式不同,而经注文本同样接近北宋监本的是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八行注疏本。明清注疏版本以南宋中期福建坊刻十行注疏本为祖本,其经注文本与余仁仲刊本一脉相承。余仁仲刊《礼记注》,所据底本应该也是官版,与北宋监本相差不远。只是因为余仁仲本要分段插入《经典释文》,而监本的经注文本与《经典释文》所据不同,于是篡改正文以迁就《经典释文》。(或余仁仲之前已有插入《释文》的版本,余仁仲不过据以翻刻,也有可能。余仁仲于《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才写识语说明插入《释文》,也可加强这种推测。但今无更多材料,且以余仁仲本为代表。)宋代以后《礼记》经注文本的混乱,大部分出于余仁仲本的篡改。岳本乾隆时武英殿翻刻行世,以往评价较高,其实是以余仁仲系统经过篡改的文本为基础,参校监本等官版改回部分文字而已,并没有独立的文本价值。要之,今日讨论《礼记》经注文本,应当以抚州本为基础,校以八行注疏本,才能得到最接近北宋监本的文本。

南宋前期各地官刻经书,应该都以南宋初监本为底本翻刻,以便当地人学习。抚州公使库淳熙年间刊刻之后,长期印制,也经过多次修补,黄震《日抄》有《咸淳九年修抚州六经跋》。王国维曾经校对蒋汝藻旧藏递修本,发现讹误极多,见《传书堂藏善本书志》。顾之逵旧藏本是早印本,没有整版抽换的情况,文本精善。虽然如此,此部版面也曾经过局部修改。如卷二第十二叶第一行与第二行之间,可以看到拼接痕迹,知道第一行经过修改重刻。

顾千里在《考异》中指出,此行刻字特密,按一行字数推算,当初刻版时第一字“墙”下并无小注“墙之障柩犹垣墙障家”,后来要插入此注九字,所以重刻第一行。我们查看同时期的婺州蒋宅刻本(残本,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确实没有此注九字,知道顾千里的推测是正确的。更有趣的是,八行注疏本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是此注前后刻字密集,按字数推算,也能认为是当初没有此注九字,后来修版插入。婺州蒋宅刻本、八行注疏本都是当年顾千里没能看到的版本,现在可以用来证明顾千里推论的准确,令人痛快。更值得重视的是,三种版本的情况显示,北宋以来的监本应该没有这条九字注,而南宋前期的某一时间,官方监本应该增补了这条注,所以绍兴的八行注疏本和江西的抚州本,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修改。这是官方文本越改越乱的实例,特别珍贵。正因如此,我们今日读书,必需尽量多找南宋前期的版本,互相对照,据以推测北宋监本的文本。

三 影刻抚州本

顾千里主持影刻抚州本,应该是直接就原书制作影抄本,据影抄本刻版。所以字形虽然简单化,笔画都趋向单调,但笔画结构基本忠实于底本,版面细节包括版心字数、刻工名等皆一如底本,是十分成功的影刻本。笔者尚未细校,不敢保证绝无讹误,但平常读书完全可以代替影印宋版,有疑问时核对影印本即可。

嘉庆十年开始为张敦仁主持影刻抚本时,顾千里已经有多年的主持刻版经验,对古代刻版的技术问题都有深刻体会,因而在影刻时能留意关键性细节,处理之精密,令人惊叹。如卷六第十四叶第十七至十九三行,宋版字体拙劣,而第十六行与十七行之间、第十九行与二十行之间,上下版框都断开,明显出于重刻抽换。顾千里影刻时,尽管无法表现这三行字体的拙劣,仍然将版框断裂重现出来,以便读者推测修版情况。上文介绍卷二第十二叶第一行经过重刻抽换,顾千里也重现上下版框断裂的样子,都是提醒读者的温馨处理。

顾千里在《考异》中推测卷六第十四叶抽换三行的原因在抚本经文当初没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后来要插入,所以连后面两行都一起重刻,用三行来吸收增多七字带来的密集状况。段玉裁见《抚本考异》而怒,撰文非顾说,云“计其字数,去此七字则此行空二寸许,决不然也”(《经韵楼集》卷十一),是因为段玉裁不熟悉版刻技术,忽视顾千里温馨提示的版框缺口,误以为顾千里主张抚本在第十七行插入七字,遂误称“决不然”。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不试故艺”(《论语·子罕》)。顾千里未能做官,未能预学界主流,而为人编书刻书,所以才能体会版本细节包含的重要信息,并能在影刻本上提示世人。不像今日专攻版本学都可以当教授,清代主流学者容易鄙视这些技术,段玉裁不理解顾千里的苦心,也不奇怪。顾千里看到段玉裁说“去此七字则此行空二寸许”,应该都懒得解释,只能苦笑吧。

顾千里主持刊刻抚本《礼记》,在嘉庆十年至十一年之间。当时找不到宋版《释文》,所以据通志堂刻本翻刻《释文》,如上录顾氏跋所言。所谓通志堂刻本,并非《通志堂经解》所收《经典释文》三十卷,而是通志堂单刻的《礼记释文》。通志堂单刻本还有孙觉《春秋经解》十五卷(见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此《礼记释文》亦其比。通志堂单刻本皆罕见,笔者曾托友人留意,在国图看到一部,似乎是通志堂单刊本,而尚未进一步论证。(参华喆《赵烨行实与抚本礼记释文简介》,见《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二辑。)顾千里跋署“庚辰孟秋处暑后五日”,是嘉庆二十五年,他说让顾之逵后人找出宋版《释文》,校正当初附刻《释文》的讹误,希望修改版本文字,反映宋版原貌,而慨叹“未审何日方了此愿”。然而影刻抚本后印本的《释文》已经修改,并且有“嘉庆廿五年庚辰宋本《释文》再校修讫印行”一行刊记。以往以为即在嘉庆二十五年修改版面,现在看来嘉庆二十五年顾千里再校宋本《释文》,固然没错,至于何时实现修版,则尚不可知。

要之,张敦仁影刻抚本《礼记》的《释文》部分,后来经过修改,故先后印本之间,内容有较大出入。如第一叶第十三行“䦧”,早印本作“呼质反”,后印本作“呼厤反”。宋版作“曆”字,影刻本避清高宗讳作“厤”。

第三叶第一个字“卒”,早印本作“才忽反”,后印本作“七忽反”,与宋版一致。又如第三十七叶第十二行尾题(抚州本《礼记释文》一百二十二叶,通数叶次,而内文仍分四卷)下小字记经注字数,早印本作“注一万六千六百九十六字”,后印本“六百”作“二百”,与宋版同。诸如此类,有不少文字差异。除了文本,版心的改动也很明显。早印本下象鼻都没刻字,全黑,后印本上下象鼻都照宋版补入刻工名、字数等。又,最后的第一百二十二叶,正文到第十九行首结束,早印本以下空白,第二十行也留空白,尾题在第一百二十三叶第一行。后印本第一百二十二叶第十九行隔两三字空格即有尾题,又有小字经注字数,第二十行题“礼记”二字,与宋版一致。可见后印本尽量照宋版修改旧版,但毕竟只是修版,所以后印本版框仍作左右双边,不能照宋版改作四周双边。

有趣的是抚州公使库淳熙四年列衔那一叶,早印本放在《礼记》卷二十之后,版心下方记叶次“二十一”,是接《礼记》卷二十最后的第二十叶,而版心上方记字数“一百三十”。后印本仍用同一版片,而移到《释文》之后,版心下方叶次改作“百二十三”,是接《释文》末叶第一百二十二叶,上方记字数“一百丹五”(“丹”即“单”,犹今云“零”)。宋版版心上方字数确作“一百丹五”,而下方无叶次。嘉庆十一年顾千里跋宋版卷二十末尾云:“末有名衔一纸,装匠分入《释文》首。不知者辄认以为旧监本,非也。”《考异》末尾出“抚州公使库新刊注《礼记》二十卷并《释文》四卷”,亦云:“或目此为宋监本,最误。盖不知此一叶元连二十卷尾。其别出在《释文》首者,特工人装时错之耳,今订正。”是知当初编刊时,顾千里相信抚本这张列衔一叶应当在经注二十卷之后。嘉庆十一年编刊时,顾千里没有找到《释文》四册,应该也没有看到这张列衔。没看到原件,却能影刻附在经注正文末尾,曹元忠认为是据通志堂单行《释文》。(参曹元忠跋。)今数自“抚州公使库”至“淳熙四年二月 日”,字数正好一百零五,符合宋版、影刻后印本的版心字数。早印本版心字数“一百三十”,不知通志堂单行本所据另有其他文字,抑或是影刻时连“嘉庆丙寅七月阳城张氏影摹宋本重雕”等一起算的文字,总之不是宋版此叶的文字。后来看到宋版《释文》,顾千里应该注意到《释文》宋版一百二十一叶末行,在“礼记释文”尾题之后,又有题“礼记”二字。于是改变以前的想法,认为这张抚州公使库淳熙四年的列衔,恐怕放在《释文》末尾,作为《礼记》二十卷、《释文》四卷全部的刊记才比较合适。所以版心下方补刻宋版没有的叶次“百二十三”,并挪到全书末尾。如果曹元忠所言不诬,通志堂所据宋版《礼记释文》也有此列衔,也会加强应该放在《释文》末的判断。

因为底本最善,影刻真实,又有顾氏《考异》,所以影刻抚本问世以来就被视为《礼记》郑注之最善本,声誉很高,后来崇文书局也曾翻刻。可惜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影印本,所以今日读者较少利用。这与顾千里主持影刻的《文选》《通鉴》等到近代都有影印本,(影印底本往往是清末翻刻本。)作为通行版本的情况很不一样。抚本一直没被影印,除了上述学界利用《礼记》的态度问题外,还要考虑学界对版本的认识不成熟的因素。民国时期有影印余仁仲本,也有《四部丛刊》影印纂图互注本,当时都以为善本。后人利用这些影印本,能够校读各种版本的文字,才知道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都是经过篡改的俗本,文本庸劣,绝非抚本之比。通过影印、校对等一系列作为,我们今日才确定当年顾千里认定抚州本为最善本固不可易,等于回到顾千里的出发点。最后一个问题是,既然有直接影印宋版的《古逸丛书三编》以及《中华再造善本》,我们为什么还要选用张敦仁影刻本?其实,用影印宋版自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推荐选用影刻本也有几点理由。首先,作为消极的理由,影刻本反映宋版的版面情况相当完整,作为平常读本,完全可以代替影印宋本。感到疑问,我们可以随时核对影印宋本。积极的理由有三点。第一,影刻本删除了底本上面的批注、标点等非版刻信息(宋本批注的价值,请参廖明飞《抚本礼记金履祥批点小识》,见《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四辑),版面清净,更适合阅读。我们攻读《礼记》,迫切需要方便自己标点、批注的本子。第二,影刻抚本是清后期以来学界公认的《礼记》郑注最善本,我们与前辈学者拥有共同的文献基础,自然方便。第三,顾千里的校勘工作实在出色,除了正文、《释文》还有《考异》,是我们阅读《礼记》郑注不可或缺的版本资料。笔者一直相信影刻抚本是学习、攻读《礼记》郑注的最佳读本,而没有机会拥有,只能到图书馆翻一翻。如今有此影印本,心中不禁涌出重新学习《礼记》郑注的强烈兴趣。

四 抚本考异

影刻抚州本后附顾千里《考异》,仍用张敦仁名义。后来《考异》单独收录于《皇清经解》,也用张敦仁名义。张敦仁提供条件,顾千里负责执行,应该是正常的合作关系,谈不上剽窃,也没有必要为顾千里喊冤。我们只要知道《考异》以张敦仁的名义发表,所以表述以张敦仁为撰者,顾千里为友人,有所曲折,即可。

《考异》充分体现顾千里对经注文本的深刻理解,说是清代《礼记》学的最高成就,不算过誉。可惜以往学者往往以为与阮元《校勘记》同属一类,并不仔细阅读,顾千里的绝学未被广泛认识。二〇一三年笔者与北京大学研究生同学们一起阅读《考异》,叹为观止,撰成一篇《学抚本考异记》,(有电子版流传。另见拙著《学术史读书记》。)此不重复。笔者深信,《抚本考异》是我们学文献学、提高读书能力、深入理解郑玄注经的最佳向导。

五 期望

本文不过用以往所见,匆匆写就,未能重新校对诸本。影刻早印本与宋版之间究竟有无文字异同,早印本与后印本除《释文》外有没有其他改动,《考异》在早印本、后印本、《经解》本之间有无异同,这些基本问题都没能提供确切答案。在此向读者表示歉意。张敦仁影刻抚本《礼记》过去都没有影印本,我们无法拥有,校对都不容易,很难深入阅读。现在终于有了这部影印本,可以人手一编。纸本书翻阅舒适,方便标点批注、长期收藏、随时翻看,可以积累各种信息和心得,很多方面都较电子版有优势。相信本书出版后,很多读者自己校对,上述那些基本问题很快就有答案。也相信会有很多读者以《考异》为线索,探索《礼记》郑注的文本,我们的读书世界会更丰富耐玩。

故事

學術生活

@ 五维球上的运筹者,2020-10-15:

我觉得在博士阶段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有韧性去面对失败——这里不是指刻意寻求失败。不如意事常八九,新想法总得经过“锻造”才能成为成品,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废品”是常事,并且很多失败或部分失败的工作可能会引导出未来更有趣的想法,这又需要适当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总结。如果是在走少有人走的路,那么注定会经历一些艰难过程。在找到自己的道路之后,工作会进展的顺利一些。

@ 松鼠狸,2020-10-14:

学生一旦工作之后,就知道自己以前在导师手下所付出的那些劳动力,如果拿到市场上定价要标多少钱了。比如去年我接的那个私活帮人做ppt,仅仅12页黑底白字文本框加几篇引文,对方付了两千劳务费,同样的工作如果是在校内,导师连两毛钱都不会给。写标书,写专利,翻文献,翻著作——统统白干。但是毕业是条死线,如果不是有毕业证书这柄达摩克里斯剑在头上悬着,如果学生996的所有工作都按市场价来,导师一年几百万都扛不住。所以是导师需要学生,而不是反过来。导师必须得有人帮他去验证假设,去一遍遍试错,去干那些他自己不想干的工作,最后仍然能署上他的名字。之前我司的研发部门投入少,薪资水平也被压得很低,即使这样每个人能拿到手的仍然远远高过读博的补助,更不用说读博一旦延期就毛都没了。但是工作时间大家就完全是另一种心态,嫌工资低就纷纷划水,微信聊天,看关于海豚和兔子的论文,反正累了可以随时跳槽。而且专业知识拿到市场上是很昂贵的,因此得到的尊重远比在校内多。

希望未来能有由退学研究生/离职青椒/青少年爱好者组成的进行独立科研的学术联盟之类的非盈利性组织。其实换个环境和心态就会发现,做出一些独创性的科学贡献并非是那么难的事,而且整个过程挺开心的。

不那么“学术”的研究生

刘亚光,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09-23

美国有一位程序员、博客作者叫保罗·格雷厄姆,他曾提出一个“学历时代正在终结”的观点。他认为,学历在当今社会的一个核心作用是帮助企业在招聘人才时能快速地做出一个人才“预期”,即在无法判定一个人的具体能力的时候,用最高效的方式筛选出更大概率拥有更强能力的员工。在他看来,学历的这种为应聘者提供“预期证明”的作用在员工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大企业的招聘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而随着创业公司和小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学历在招聘中发挥的作用将会慢慢被淡化,代表个人能力的“效能”将取代“文凭”成为应聘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至少在当下的中国,情况似乎并不如格雷厄姆所述。随着社会竞争的愈加激烈,“效能”确实开始越来越被重视,但各大用人单位似乎并没有放松对学历门槛的要求。根据智联招聘2020年的调研,超过七成的企业提高了对员工岗位核心职责的要求,以此巩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近6成企业提高了就业的学历门槛。而2019年秋季求职指数也显示,计算机软件、网络游戏占据行业竞争指数的前列——这些行业恰恰也是格雷厄姆口中的“大公司”分布集中的行业。

顾名思义,研究生教育最初的定位,是培养具有学术科研潜力的高素质人才。然而不论是从日常感受出发,还是翻阅近些年针对研究生读研动机的各类调研,我们都能得出一个大致不会出错的结论:至少从心态上,研究生变得越来越不“学术”了。《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显示,有55%的大学生考研的动机是就业前景好。而六年之后,2020年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提升就业和从业核心竞争力”的考研动机占比最多,超过60%,而出于“对学术研究感兴趣”而选择读研的学生比例仅仅在20%徘徊。

在《学术与政治》中,马克斯·韦伯曾经将学术研究比作一场“鲁莽的赌博”,走上学术之路的人不仅需要忍受枯坐冷板凳的清苦,还需要面对各类可能导致自己心态失衡的风险与诱惑,走上学术道路的人需要“有最好的心态,并做最坏的打算”。然而,在当下成为一名研究生——一名名义上的“学术预备军”——可能更多时候是出于“保险”。正如一则之前在豆瓣上流传的段子说的一样,“我现在选择不读研究生,反而说明我面对现实的能力比较强”。

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学术不端频发的现象。在“剪刀加浆糊”式写毕业论文依旧频频出现的当下,谈“学术创新”似乎就显得奢侈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一条有关打击学术不端的新闻下,受到更多热议的反而是另一个话题:学位论文的“创新”。这同样也是近年来教育部门严抓的有关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问题。“论文的选题都被前面的人写烂了,为了避开查重句子才乱改,难道论文重点“本科论文要求写创新点不是强人所难?”一类的评论都获得了高赞,也反映出“论文创新”是绝大多数研究生面临的难题。“论文创新”令研究生们抓耳挠腮,在学术储备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许多“强行创新”的情况,浏览许多高校教师的微博和豆瓣,都能看到对这类现象的吐槽:或是借用一个貌似新颖的理论框架去“裁剪”经验事实,或是生造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却并无与既有学术谱系的有效对话。

“魔鬼导师”或“放养导师”

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曾如此描写初到她所任教的二本院校的体验:“暑假备课期间,我终于明白,《经济应用文写作》是多么乏味的一门课程。我脑中不停转动‘报告、请示、命令、决定、通告、公告、通报、批复、会议纪要’这些毫无感情色彩的词汇,这和我博士期间接触到的‘现代性、叙事学、解构、规训、德里达、后现代状态、韦伯、利奥塔、本质主义、启蒙、自我认同、民族国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是直接的、功利的、交易的知识传达,一种是理论的、虚空的、逻辑的知识训练。”

而就在近日,《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名为《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采访引发了一波刷屏转发。文中呈现的顶尖高校学生们“受困于绩点”、偏爱选择“分高、保险”的“水课”,乃至于很多人“即使按照高考的逻辑获得了高绩点,但专业水平却是倒数”。黄灯笔下二本学生对知识“功利化”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在中国顶尖高校的学生身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用接受“报告、命令、通告”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和“德里达”。而这也使得通过高绩点获得保研等继续深造机会的学生,未必真正培养起了对理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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