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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文史网摘|五:互聯網的力量

本期專題有兩篇文章,其一爲陳嘉映與項飆的對談,其二爲仇鹿鳴的訪談,從社會大眾與歷史學學術的角度談談互聯網對我們的改變。「他所谓的实证不过是把材料放在一起,然后写一篇文章,把材料放成一个比较平滑的、比较容易读的样式,用一种文章的方式发表出来,所以它是一种文本整理工作,这个跟实证不是一回事。」【目錄】專題:互聯網的力量(仇鹿鳴專訪);學術生活;教育;存目。

專題:互聯網的力量

经验与互联网丨陈嘉映与项飙对话实录

单读,2020-08-28

许楠: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两位老师觉得对话为什么是必要的、重要的?在当今时代,对话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对话的意义?我们先请项老师来回答。

项飙 语言可能就是人存在的基础。语言从哪里来?语言是来自于交流和对话。如果没有互动,语言就不存在。语言要是不存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思考世界的。不仅是人文世界,包括物质世界,你也是没有办法去思考的。所以对话在一定意义上讲,可能【就是一个人存在的本质需求,而且是人存在的一个基本表达方式】。 对我来讲,作为人类学家,我对对话的定义会比较俗一点,我就是将对话作为聊天。聊天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在【构造社会关系,在认知自己上非常重要】。我在做实地调查的时候,基本的工作方式就是聊天。上一次我去义乌,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人,做生意对他来讲,生意做得成、做不成,其实就是看聊得来、聊不来。这个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比较低端的市场情况下,很多东西预先没有固定价格,都是靠讨价还价,看当时的场景,价格,交货时期,一系列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怎么组合?就是靠聊天,通过聊天建立一种信任、一种预期。你想把生意做成,又不想让自己吃亏,想多赚钱,最好的方式,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聊来的。

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聊天有两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功能。一个就是对知识的理解。【聊天不能取代读书】,聊天比较跳跃,可以涉及比较广的方面,但是不太能够有长的逻辑推演链,所以它的深度有限。但是聊天最重要的好处,就是让你看到一个普遍的、抽象的原则在一个具体人的具体生活经验里面是怎么样呈现出来的,或者他怎么样具体地去理解,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其实是真正理解那个道理的唯一办法。另外,【聊天是排除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去毒剂”】。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大家都非常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位置,但是在真正聊天、认真聊天的时候,你至少可以把社会位置暂时地闲置下来。年纪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但是你可以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欧洲的一些社会群体里面,比方在牛津大学学院的晚宴或者午餐,吃饭就是聊天,而且你是随机坐的,你旁边坐的可能是学物理的、学数学的,然后你们就可以跨界聊天。我就在想,为什么这里的聊天跟我们中国的吃饭聊天性质不一样,因为这里确实是谈你有什么想法,是一个比较清醒的、没有借助酒力的聊天,确实能够把你的社会身份给搁置起来。通过这样的聊天,慢慢地好像社会身份平等关系确实变得相对不重要,在日常生活里面也变得不太重要。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情况下,聊天也会比较活跃。古希腊人会有很多聊天。到了中世纪,教皇告诉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有动员、有劝说,但是没有聊天。在二战之后,像英国、德国,战争很大程度打碎了它们的等级制度。

陈嘉映 我这两天碰巧在读语言学家沈家煊的文章,他对汉语的理解,与赵元任、顾德希这些语言学者相近。他们认为【汉语本身就有很强的对话性】。比如说西方语言,它的逻辑结构允许它构造很长很长的句子,逻辑上也不乱,但是中文去构造那么长的句子,没有人能读它,实际上说着说着,可能自己也说乱了,中文实际是一答一应,一个人在写书,一个人在思考,也用一答一应的方式在推进逻辑。

在学术上或者在我们互相理解上,对话的目的很少是达成共识,从结果来说,很少曾经达成过共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达不成共识,对话仍然非常重要,因为你在讲你的道理,我在讲我的道理,讲来讲去,你也没有信我的道理,你还是信你的。大家最后都信一个人的话,我反倒慌了。对话不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甚至可以说,思想层的对话基本上不能以达成共识为目的。那么对话以什么为目的?就是说我虽然没有信服你的整个理论,你的整个态度,但我仍然从跟你的对话中修正了我的某些观念,调整了我自己,深化了我自己。

把自己当做你和世界的中介

项飙 我们说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中介,是什么和什么之间的中介?其实是你和世界之间的中介,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矛盾,因为你怎么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自己和世界的中介?但是这在实践当中并不矛盾。我觉得福柯说的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很重要的另外一组关系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有反思性的。 特别是今天的听众里面可能有很多青年朋友,反思性很强,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是一组非常重要的关系,要把这一组关系搞得像太极拳一样,要变得非常有弹性,就是说要反观自己,但是也不能够把自己太固化,作为一切的中心。所以你自己去理解世界的时候,首先第一步,把自己对象化,看自己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在什么环境下,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会有这些特定的、跟别人不一样的疑问。然后把这个对象化了的自己,作为一个中介,透过自己去看你的家庭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当时的学校生活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现在的工作环境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从而想你个人和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比方说进修,冥想或者瑜珈。有人说释伽牟尼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实验者,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任何实验器材,他没有任何实验室,他唯一的实验器材是他自己的身体,不仅是身体,也有他自己的思想,他的意识结构。但他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和意识结构转化为一种能知世界,然后去思考各种各样问题的一种工具呢?就是说你要创造出一种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关系,要反观自己。不是说都要以自己为中心,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自己现在变成了一个实验器材,像显微镜或者望远镜一样。但是到最后当然我们知道,释伽牟尼最高的境界是无我,是把自己给化掉。怎么样把自己给化掉?不是要拴住自己化掉,而是通过非常细微的每天的修炼、静坐、反观、内观,不断地把自己作为手段、方法,最后把自己融解掉,融解到万物之中,这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意思。

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

项飙 社会学更多关注资料的系统程度,比方说数据上要比较系统,要有问卷,统计资料比较重要,它的抽象程度比较高,会用很多范畴。比方收入群体,这可以是一个范畴,通过一定概念建立出来的范畴。在西方研究来讲,邮政编码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范畴。起初邮政编码意味着你的居住地区,后来大家发现邮政编码和人的健康状况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住在伦敦西部还是伦敦东部,死亡率都不一样。这样建立起居住、收入、种族、健康和教育几个范畴之间的关系,至少能够给你建立起一种联系,可以证明的联系。人类学从操作意义上来讲,它就尽量不从这个范畴出发,它就从一个小的群体日常生活里面出发,因为人的生活里面的逻辑不根据这些范畴来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出发,混在一块的各个个体在交往的过程当中,生活就像被织起来的布,每一条线都跟其他的线紧密交叉在一块。社会学可能是看到一块布,然后要抽出来最重要的几条线,而人类学是看到这个布怎么样被织在一起。

我觉得对今天更重要的一个启发点,是关于这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追溯到历史上,其实人类学和社会学是不分的,最重要的社会学鼻祖像涂尔干、马塞尔·莫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家。历史上对人的行为关系是通过神学这种民间传统来的,是要去规范你的,就是讲你这个好、你这个不好。很少人说谈恋爱是怎么谈的,去把这个东西给描述出来。在过去的时候大家会认为这没有什么意义,而殖民主义出现后,欧洲人发现有很多社会的婚姻、家庭、财产关系、劳动关系跟欧洲完全不一样,这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们要去对那个人的行为进行解释,然后他就马上也要建立自我和别人的关系,这个就变得非常自然了。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而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其实是社会学的起源。第一本社会学教科书,《来自全球的民族志》,通过这样的民族志去理解其他民族的日常行为,提出一系列关于社区结构、家庭关系的社会学问题,这样的问题才会成为问题。后来社会学变得更专业化之后,就有了史学历史的修正主义,就开始编故事了,说人类学是对其他民族感兴趣,社会学是对工业文明、工业社会感兴趣。因为工业文明有文字、数据,所以我们用这一套,原始社会因为没有文字,自己不能表达自己,所以要用直接的观察去调查仪式、宗教这些东西。这个其实是后来的一种教科书的写法。我觉得今天这两个学科应该要更好地交融,这其实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个传统,费孝通等学者已经在将这两个学科联系到一起。

太平洋悖论与物流型权力

陈嘉映 比如说你讲到的那个太平洋悖论,我能掺入我自己的好多经验,80 年代去留学,到了西方社会,会觉得人家的生活就是好。那时候生活差别很大,但不光是觉得人家的生活好,还觉得人家的社会好,甚至它的制度好。但是到了今天,好多人还想到国外去定居,但是这些有点变了,好多去定居的人他并不是觉得那里制度多么好,他可能就是想要生活好,甚至他都说不清楚,但是他还要去。另外你讲到物流型权力,那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观察,我向听众稍微解释一下,当然我解释错了你马上可以纠正,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我们中国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当固定的单位、住处,甚至住处就在单位里面,一个人一个坑,都是打好的。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就变成了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人在流动,商品在流动,什么都在流动。当时我就会设想,整个社会的各种元素流动起来之后,控制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你会观察到,一方面这种流动性在与日俱增,另外一方面控制力似乎也在与日俱增。也许不能说与日俱增,总而言之在增强,或者至少没减弱,这就跟我们一开始按常理所想的不同了,我们把它叫做物流型权力或者物流型控制。但是您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我们以前的设想是错的?为什么它没有兑现?为什么流动性与控制力这两个搭法还蛮好的?

项飙 我先讲物流型权力。这个概念是作为实证现象的观察而提出来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去看它是怎么样组织起来。孙立平老师在 1996 年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做《“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他认为中国改革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可以换工作,可以去别的地方。户籍制度在放松,自由流动空间在扩展,自由流动资源在增强,你可以下海,可以有第二职业等等。原来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是建立在一个不流动的基础之上,资源分配、对人的控制都是通过这样不流动的方法来形成。现在倒过来,大家害怕不流动,越流动越好,不仅是人在物理上的流动,还有通过网上的、电子商务的流动。物流型权力不仅仅是说有一种新的办法能够把这个高度流动的社会管理起来,一部分是这个意思,但另外一部分的意思是,在这样的流动过程当中,又会产生出一种新的权力来源。比方说有一种比较直观的就是物流的依赖性,物流的最后调控其实是有一点矛盾的,一方面它让个体都能够非常方便地流动,但是提供出方便是靠集中,通过一定的标准化、数据化后集中到几个大的平台,再对平台进行监控。所以这里有一种在管理上、信息上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体现到具体的日常生活里面,就是这种依赖性,你不得不依赖这么一个巨大的流动系统。

太平洋悖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个人生活目标和你比较大的价值认同出现一种断裂。在个人生活安排和价值认同断裂之后,就会出现很多我们有时候觉得莫名其妙的一些言论,比方说有人会在西方享受各种便利,然后他会对西方的制度在一些不太理解的情况下做出非常情绪化的批判,或者说他会对国内的很多做法也在不太理解的情况下做出一种非常本质性的肯定,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批判国内,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不是分析性的,他就是把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分割当做他自己认同的一种基础。生活在西方,所以他就更需要去想象家是怎么样,因为那是他的一个认同的来源,因为他不对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有认同,所以他就变得非常情绪化,这种情绪化当然也会引爆很情绪化的反应。所以太平洋悖论的一个比较重大的意思是说,针对一些比较有钱的、条件比较好的人来讲,他的个体生活和他的终极价值认同之间存在断裂。

被互联网催生而出的意见与情绪

项飙 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交媒体,网红带货,你会发现,人的表达方式其实越来越不像自然语言,背后是有很多人在那里构造出来的,是通过大数据测量的,这个人是要化妆甚至要整形的,他要讲的让你心动,至少在那 10 分钟里面是让你真心心动的。在这样一个社交媒体上面,作为一个主体,他的经验、情绪都是真实的,是自发的,但是他又是被高度程序化设计的。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和娱乐、商业紧密结合以后,我们的意义构造系统好像是一个很新的情况。陈老师作为对经验和语言长期关注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嘉映 我可能情绪本来也没那么强烈,有点情绪,有点不高兴,但是不高兴可以也就这么过去了,也可以吵起来,越吵越激烈,最后火气大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觉得在讨论互联网,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避免那样一种想法,至少应该警惕,好像我们的意见和情绪是现有的、固有的,交流方式只是渠道。如果要这么来理解互联网,可能很多事情就理解不了了。我的意思是说,互联网不仅是给了我们一个表达的渠道,实际上它在制造、加强、激化我们的情绪,这完全可能。

就比如我是一个网红,我带货,我当然是要让我的听众至少在这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之内喜欢上我,被我打动。你说我是完全装的,当然不是装的,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十面,有一百面,我有的面就是人家比较喜欢的面,有的面就是人家不怎么喜欢的面,或者不大在意的。我在生活中没办法,比如说我跟我老婆,跟我的朋友,我不能总拿一个面冲着他们,总要展示更多面。所以我们在一个小的社群里面,在我们的熟人环境之中,你想装,你做不到。但是你在网上就有可能装。我本来有十个面,但是我只有七个面在上网,那么这七个面它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又是不是自发的?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自发的,他已经是一个面了。不光是网络带货,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我跟许楠是朋友,假设我们两个政治观点不同,可能还挺有分歧的,但是我知道我们除了政治观点之外,我们还有好多方面互相认同。而且也可能我们俩根本就不是那么政治化的人物,我们政治观点不同,就像我们对于火星上的事持不同意见一样,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到了网上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立体的人有多个方面,你可能只有一些方面是能交锋的,能够见到的,你这个人的为人可能是我无法在网上知道,我在网上只能知道你的一些观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倒觉得现在网络表达好像是程式化、套路化的。

许楠:陈老师刚才提到的在网上发言举例,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面可以陈述观点,其实在互联网上的言论可能是非常激进的,好像对自己说的话不太需要负责,因为我们不是面对面的。我特别想问两位老师,你们觉得互联网上面,现在这种对话的生态或者说这种趋势,它对真实的生活的影响是什么?

项飙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刚才被陈老师的一个词打动得特别深,就是转身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些价值上的认知都是通过互联网的语言表达出来,然后他到日常生活里面就不谈这些事,在日常生活里他可能就是谈怎么样移民,怎么样出国,非常工具化,然后在互联网上可能他说的完全是另外一通话。学者们,特别是人类学学者,怎么样重塑我们的话语,就是说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能够面对面讨论一些大的价值认同的问题,而不是说你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做是一套话,然后去表达大的一些观点又完全是另外一套话。线上和线下好像变成两套意义构造系统,这可能是最大的变化。

项飙 我经常被问一个问题,很多青年同学想去做实地调查,但是他们好像有一种社交恐惧症,见了人就很紧张,不知道怎么说话,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有一个有趣的研究,是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实地调查,当地人对华人有一个很大的负面印象,是华人不打招呼,你跟他打招呼,他不太知道怎么去回应你。好像我们不是很善于做那种看起来非常自发的、街头的聊天,那种有一搭没一搭开始讲,表达自己当时的一些想法,然后听听别人怎么样,不一定形成结论,就是一种社会互动方式、交流方式。我的理解是大家在脑子里面有一张非常清晰的地图,觉得自己有很多任务要完成,所以就不习惯那种有一搭没一搭的比较轻松的聊天。但是现在好像变得比以前更严重,青年同学想去做调查,但是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做,这肯定跟他的社会化过程,跟他的心理上是有关系的。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牵涉到所谓的世界观,是不是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单维度的要完成的任务,或者说已经被等级划好的一些途径,所以就很难在非常具体场景下和别人发生一种很自然的交流。

陈嘉映 我讲一两句我的观察,如果跟你的观察不一样,请你纠正我。我觉得在社交恐惧症这方面男生要比女生严重,而且要严重很多,不是一般的严重。所以我怀疑,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因为男性本来就有社会角色,男性的社会角色意识从来都很强。我们以前的文学作品,讲打破社会阶级界线的,一定讲的是个女孩,圣女贞德或者什么人。男人就不太容易打破这个社会界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能跟你说的自我意识有关,但是这个自我意识不是单个人的自我意识,是整体男性的男性意识,而且男性意识又跟男性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有关。

项飙 我补充一下,陈老师的观察我完全同意,而且有很多实证研究支持这个观察。刚才提到移民群体,一般都是女性能够发展出很多的朋友关系,男性很多就受不了海外生活,因为他不能够跟当地人交流,不知道怎么样摆自己的位置,很麻烦。此外,比方说老龄化程度,日本人退休之后,男性的健康下降程度非常快,而女性能够有一定的朋友圈。再一个是非常经典的工人阶级群体的兴起,很重要一部分是女性家属在工人居住区里面形成自己的一个网络,但是女性的贡献完全不被显示。最后一个例子是我自己在浙江村的调查,两兄弟之间的合作,成功的不太多,更普遍的合作是两姨襟,就是一个女性的丈夫和这个女性的兄弟之间的合作,要比两兄弟之间的合作要普遍得多,原因就是因为有个女性在中间担当调停的工作。这在性别研究中很有意思,为什么女性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可能又要说回到平等性,就是角色定义上来,正是因为女性被相对的边缘化,所以她一方面在个体行为上可以比较自由,倒过来她又做了很多牺牲来维持这种以男性为主的体系。

具体事实的一般性判断是危险的

许楠:我们接下来再问第二个问题,对话可以作为一种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法,但是怎样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现在许多学者好像不再倾向于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想问老师们,在当下社会,知识分子该是怎样的?以学术为置业的知识分子是否已经不合时宜。

项飙 学者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个人倾向于学者是一种职业。学者为我们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记录,精确地记录和分析现在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出一些警示】。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再这样搞下去,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或者有一些我们预想不到的东西,而你可以在那之前先把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描述清楚,这可能是从实证科学来讲的学者的功能。打一个很大的比方,启蒙、道德上的判断,你作为公民当然有自己的判断,那不是学者的专利,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而且很多人对那个情况比学者更熟悉,他做的判断其实比学者要好得多。学者能做而别人一般做不了的,就是你有那么多的时间,你可以比较系统地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让关心这个事情的人比较快地了解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它的精确性、系统性是我们主要的工作。

往往自己的眼光会被某一种固定的视角所限制,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特殊的面,这个面并不是错误的,但是你看不到其他的面,看不到这个面和其它的面是什么关系。这个时候【学术圈内部的对话就很重要,它督促你不断地去看别的面】,这样就不断会有新的问题。比如说你又看到别的面,它和刚才那个面有矛盾,你要把这个矛盾解释清楚,必须要想得更深,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陈嘉映 但是你不要把任何时代的那个角色当做是固定、稳定不变的。不要把自己想象成宋朝的士大夫,也不要想象成 80 年代所谓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角色在变,变来变去,这个大题目我也讲不了,我就讲最后这一条,刚才项飙讲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学者,他有意见、有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就一定特别有价值吗?特别价值在哪儿呢?我们会说一个知识人是知识人,他就有知识,但这个知识一般来说并不是社会知识,不是怎么烹调,怎么打鱼,知识人的知识的优点,在于知识的系统性。一般来说,我们并不知道事实是怎样的,所以需要知识人去通过研究调查来告诉我们。而我们要是真正知道了事情是怎么样的,我们差不多也就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了。

互联网不是新的“附近”

许楠:下一个问题,和项老师书中提到“附近”相比,互联网是不是创造了另一种“附近”?

陈嘉映 刚刚你讲到身体与对话,我突然就想起一句话,是说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不能离太近,因为离太近的话,呼吸就会打扰对话。对话本身是立体的,从眼神一直到气息都在里面,我们把它写成书,隔着音频在听,这都是不得已的事情。我小时候读歌德的书,我说如果我要是跟歌德住邻居,我何必读书呢,是吧?我从来不相信系统技术对人类来说只是一个工具。我刚才提到,互联网不止是表达的一个渠道,它在塑造我们的表达,改变甚至生成我们的表达,这是一个稍微有点深度的话题,我在这儿就不多讲了。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对这个世界可做的不多,比如像互联网这样巨大的现实存在,我能干什么呢?首先我改变不了它,第二我还不能拒绝它。就像那时候开始使用电话,我就是不用电话,我到别人家去串门,事先也不打个电话,去了就敲门。头一年还行,十年之后人家就会说我这个人太没教养了,不打个招呼就来敲门,是吧?

实证是最可贵的材料

许楠:最后一个来自听众的问题。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目前国内大学里面各门学科似乎都在排斥思想,认为实证高于思辨,于是出现了大批符合实证标准但是缺乏思想的研究,请问两位老师是怎么样看这种现象的?

项飙 感谢陈老师刚才非常简短的一句话,划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三角关系,就是思想、思辨和实证。我理解刚才那个朋友提问的意思,如果你要看今天的学刊上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里面有不少图表,不少数据,现在数据不难拿,特别是当你不太在意数据的可靠性的话。你读完了这些文章之后,印象模模糊糊,或者说并没有触动你什么东西,不能够形成新的理解,我估计大概这位朋友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因为实证过分,而思想或者思辨不足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相反的,我觉得首先是因为他的实证不足,就是【他所谓的实证不过是把材料放在一起,然后写一篇文章,把材料放成一个比较平滑的、比较容易读的样式,用一种文章的方式发表出来】,所以它是一种【文本整理工作】。这个跟实证不是一回事,实证是说我真的【去发现材料背后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在今天发生这个情况】。如果事情都是合理的,为什么不早一点发生,为什么不在别的国家发生,然后你看里面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背景、性别、地域】,他具体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向别人解释,又怎么向自己解释,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等等。这样扒下去的话,他就会打动你的心灵。

其次就是思想和思辨之间确实有比较大的关系,思辨是用一种逻辑主导的方式来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一种有序化的工作,就是你的材料其实就这么多了,你也不想再多拿了,你怎么样把这些材料整合到一个比较自圆其说的样式里面,就像是在一个逻辑上构造出的筐子,把葡萄、桃子和苹果三个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块。好,那我就先放苹果,然后再放桃子,然后再放葡萄,为什么?因为它们有一个大小的序列,大、中、小,看起来是比较平滑的结构,但是你根本体会不到苹果的香味,桃子毛茸茸的表面,葡萄多汁的感觉。这种操作可以认为是一种思辨的操作,当然思辨操作本身是重要的,作为一个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没有新的材料的情况下,思辨让你在逻辑上不断地验证你这些说法的严密性。

思想总是跟问题联系在一起,最大的思想就是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生活好像都是挺自然的。思想让你发现世界和生活不一定是这样,完全有另外一种可能,把这个可能讲清楚,我觉得这就是思想。为什么我们把思想定义成这样呢?因为它会给你一个新的光亮、新的刺激。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和思辨可以说是对立的,因为思辨是要平滑化,一个篮子装三个水果,思想是说为什么苹果跟葡萄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可能种出带葡萄味道的苹果。

《通俗不等于媚俗,数据库不能废考证功 | 专访仇鹿鸣》

李永博,《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2020-09-19:

信息时代对历史学科的冲击不仅于此,它更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在过去,史学作为一个专业研究领域,主要供同行之间讨论点评,是一个边界相对严格的“小圈子”。这个圈子对文献档案拥有近乎绝对的掌控权,并将其居为奇货,并不情愿对圈外人士分享开放。但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大量原先圈外人难得一见的文献档案得以开放,任何感兴趣的公众都能自由运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传统史学对史料的垄断被打破了,各式各样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媒体平台,也要求高居象牙塔里的历史学者走出塔外,面对公众发表自己的观点。历史写作不再是同行之间小圈子里的讨论点评,而是成为天下之公器,人人皆可加以议论指摘。史学越来越由一个学院里的专业学科迈向一个面对大众的公共事业。当下的历史写作,当如何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强大的数据库在给予研究者以搜集史料的便捷同时,是否也培养出研究者过度依赖技术的惰性,从而消磨了传统史学中穷经尽牍的刻苦精神?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呼唤,历史学者是固守学院畛域之别,还是勇敢面对公共舆论的挑战?

“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这一段话,常常被仇鹿鸣拿来引用。在他看来,历史学人既是职业读书人,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当我们书写历史时,我们才能理清事件之间的关系,消除思想中的矛盾,并对可能面临的质疑提前做出解释和修订。

历史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说:“历史研究其实是在处理人类生活当中的戏剧,也就是人的不同个性,这其中包括自我意识、理智与自由。”优秀的历史学者和优秀的演讲家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他们的目的都在于发现那种具有张力的戏剧性,并以此吸引读者-听众的耳目。一个优秀的演讲家所说的话可能存在前后矛盾、语义不清的地方,但仍能通过声音、语调和情绪左右听众的想法。而优秀的历史写作也总是要抓住读者最揪心,最张力的触点作为起笔。对于一名写作者来说,他们不仅要保证自己的论据是有效的,也要让观点具有逻辑性,经得起读者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和推敲。因此,相比戏剧舞台上的表演家,或是公共舞台上的演讲者,作家往往需要扮演一位更加勇敢的角色。

作为学院派青年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仇鹿鸣的历史写作生涯开始于研究生阶段,本科直博的经历让他接受了现代学术体系的磨炼,同时也深感学术评价体系对于写作者的制约。时下学术论文越写越长,大量材料反复堆砌的风气让他不以为然。无论史料和话题是否有趣,写作的首要目标是力求简洁而明炼。

仇鹿鸣说,自己在读书时代正好赶上了学术写作的转折期,既没有丢掉老先生教导的传统史料学训练,也享受了信息时代为历史学者带来的原始红利。数据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史料收集的范式,却也让不少年轻学人学会“偷懒”,忽略了文献学和目录学的训练,对于史料的重要性程度失去了基本的判断。

新京报: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历史研究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持续不断的写作习惯对历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历史研究和写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仇鹿鸣: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研究生到成为大学老师的阶段,一个历史学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职业读书人。我从研究生生涯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我觉得人生最愉快的时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几年,那个时候没有特别需要发表作品的压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阅读。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博士点,提供大学教师岗位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对学术有所推进。因此,研究生的训练,尤其博士生阶段的训练,是要培养专业的研究者,把你从一个美食家变成一个厨师,或者说,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知识的生产者。

有一些老先生说,十几年不写文章是为了足够的积累,这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现代的知识与民国时代大不相同,学科高度细分化,每个学者都进入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所以,学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写作时间,先解决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比较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积累起信心,然后再慢慢学会如何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专业的研究。随着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展,你可能可以解决稍微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从未写过一篇好文章,或者几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能够突然在十几年之后发表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或著作。因为无论是收集材料,还是论文写作的技巧,如何让读者来接受,其实都需要大量训练。

新京报:学术写作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相比以前,学术评价体系对历史研究者的写作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外在压力是否会对研究和写作带来额外的负担?

仇鹿鸣:刚才我们说到历史研究者拥有知识生产者的身份,但回到中国的学术界的确存在着落差。很多青年教师存在着过劳的情况,就像现在网上常说的“学术圈的内卷”。我自觉一年能写出两篇比较像样的文章,要写出三篇就感觉比较吃力了。很多比我还年轻的同行或学生,为了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一年写五六篇甚至十来篇的论文,这让我对这些作品的学术质量感到担忧。当然,青年学者面临的压力是全球普遍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年轻的学者的压榨都很强烈。

畅销历史小说家撰写的通俗历史著作《显微镜下的大明》(博集天卷 |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一经推出,便风靡海内。这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全部建立在专业历史学者严谨的论文之上。马伯庸的这本书被认为是将专业历史研究通俗化和商业化的典范之作。中国的学院派学者较少写出这类有“出圈”效应的作品,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制度使然。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学术评价体系没有彻底区分专著与论文,很多学者的专著只是他们的论文集,有一些会做些修改,但不懂得如何写出有设计感的专著。考核和评级的压力让多数学者专攻学术论文,也是很常见的情况。

如何提高写作技巧,我还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办法。我的第一本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之所以受到历史圈外的关注,倒不是因为写作上的特殊技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国题材在中国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对于纯粹的论文写作,首先就是简练而清楚。由于数据库的技术帮助,现在的学术论文的一个倾向越写越长,很多是大量的材料铺排。首先你需要让别人很清晰地明白你在谈论的问题,至于能不能写出有趣味的、让人觉得有吸引力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没有好的材料,再高明的写作技巧也是空想。

信息化带来的另一个直观感受是,【我能够更快地确定哪些题目不能写。我们在研究中写出来的文章】,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其实还有更多的题目已经被你自己否定掉了。这个过程对读者来说是看不到的。在过去,你可能花了好几个月收集材料,最后发现原来的设想是完全错的。数据库提供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可以让我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总结这样一个题目,少走了很多弯路。

数据库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过去的学者收集材料就要花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了数据库之后,这个工作相对来说变得比较简单,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你提出一个问题,发现前人已经证明过了,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取出更多的材料来强化这个观点。这种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但相对来讲,史料价值有了明显的下降,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换句话说,数据库在降低了学者收集材料的压力之后,对学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如何更好地分析、利用、解读和批判史料。从这点上来讲,我们还处在吸收数据库的原始红利的阶段,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另外我也发现了一个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很多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由于有了这个辅助工具,忽视了传统意义上的目录学的学术训练。因为数据库是超链接形式的,它是不断跳跃的,是碎片化的,而且是目的性很强的。如果数据库代替了传统的目录、史料学的训练,代替了文本精读的话,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刺激学术生产数量的增加,但从长远来说可能会降低研究的品质。

學術生活

亦弛《非升即走第三年:完不成,就滚蛋》,学术志,2020-09-11:

两年前,我从北京的一所高校毕业,来到这所同样知名的高校任职。待遇是:年薪十八万,聘期三年,科研奖励另算,按师资博后管理。条件是:三年发表十篇高水平论文(以学校规定的刊物为准,大致等同于C刊,一类出版社著作或SSCI可按质量折抵一到两篇C刊)。如果完不成十篇论文,也可以选择一个国社科加五篇高水平论文。当然还有评奖等其它复杂的折抵条件。但此制度最具灵魂的一点是:如果完成了,就欢迎,完不成,就滚蛋。这就是非升即走。有传言,如果申请下国社科,且没发够论文,还有可能签另一个三年。也有传言说,如果没有发够十篇核心,且有多篇待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后,也可签另一个三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能是在讨论这个老师有没有继续被榨出油的潜力。而我,可能没这个潜力了。

这是我非升即走的第三年,也是第一个考核期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我后知后觉,参悟出能够留下来的生存之道:先把博士论文拆开,按章节发了,再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请课题,然后再把论文结集出书,或许可以完成任务。只可惜,我弄反了顺序。有人真照我说的那么做了,发现也很难完成任务。因为现在C刊越来越难发了,出书的价格越来越贵了,见刊或出版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三年的考核期,意味着需要在两年内投出大量论文,而第二年尤为重要。但是,在总时间一定的情况下,论文质量和数量往往成反比,论文质量不行,即便海投,也难有回音。像我这样,过了两年,课题仍没有着落,且没投够论文的人,按目前的发表周期,恐怕是完不成科研任务了。有人为此拼命,于是熬夜、生病甚至丢了性命,和他们相比,我还是幸运的。

江湖上有很多传闻,说即便非升即走,被淘汰了,也可以找一个二本学校“安度晚年”。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认为即便非升即走,也有一段在名校工作的经历。非升即走压力下,科研必定不会空军,而只要有些成果,在一些二本学校换点安家费还是绰绰有余的。一位师兄就从南方一所知名高校“跳槽”到了北方一所普通高校,给了直聘副教授的待遇和四十万安家费。不过现在,一些二本院校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位副院长对我说:“非升即走被淘汰的老师,基本都已经被榨干了,手头连一篇论文存量也没有,即便引进来,恐怕短时间也没有太多成果,还不如引进一些应届博士划算。”“但是,”这位副院长又说:“名校师资博后待遇比我们好,引进水平较高的应届博士又很难,我们只能吃别人的剩饭。”我没想过,他是不是说我也是“剩饭”。

@ RIDER:2020-08-27:

如果老师不是画大饼(而且字里行间感觉不像是画饼),人还是挺好的。也还主动提到帮你留美国的一些具体内容,我觉得她可能也希望帮到年轻的学者(虽然你可能目前不太想留在美国,而且今年被不公平对待的貌似确实不少呢,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也很不喜欢push,太累了。以前梦里都在干活,还有梦到反应器都变成了石头,可把人吓一跳。但是想想push好歹还能出一些成果,有些压榨真的是只当作机器,而且觉得没有价值扔一边了,偶尔还要再“废物利用”一下。老师觉得有利可图的学生,不管谁发文章都得要求给这个学生挂个名字……现在研究室的这个氛围也真是醉了,但是大家没辙,只能想着不管是去哪里、不管能找到什么工作,赶紧走。

我读博期间基本都是帮老师干活,申基金、带学生、做项目……自己连论文都没时间发,带的硕士学生却以第一作者发论文……毕业论文是一个月搞定的,第一次答辩前,国内的大学的校长带队来,接待、安排会议一直又忙到答辩前一天。一周左右后,第二次答辩前一天还在参加项目的讨论会,那时候我已经不管项目了,交接给另外两个博后了,还得去给擦屁股。然后晚上他回去之前问我第二天答辩准备的怎么样,我说评审的问题的书面回答基本完成了,论文和ppt也对应修改了,只是还有两个比较难回答,今天晚上做完。他说怎么还没弄完,你要是回答不好,就不给你过,今天有个岩土结构的,我们几个教授商量着不给过。我想,施加压力也没有这么施加的呀,两次答辩只隔了一周左右……中间我还得给项目擦屁股,现在说这个话,要是这么严峻怎么还能给我安排别的事情呢……平复这个压力还反而花了几个小时。再说经费,我自己的经费去年开会用了一次(而且那个是有经费之前定好的),剩下的大头我一分钱都没花到。今年的更是连个影子都没见到,上次偶然看到一张纸,上面写着只剩下四十来万了……另外,工资不是他发,但还得给干活。然后现在极力推荐让回国,因为国内的博士后位子多,而且举例说“哪个师兄回国做了2年博士后直接副教授了,还是985”,然而这样的情况其实也就那一个例子。我说想先留日本,他说那你自己投投简历……

@ 麒璁韩洞,2020-08-14:

国内学者有一种无奈叫做“幸好这个材料收藏在国外,如果在国内就看不到了”。……国内文博机构有大量的古地图都未公开,这几天讲座的学者们都在感慨自己无法使用国内的材料,有时候要“走关系”,而他们的很多材料都藏在国外的文博机构。这让我感觉很荒唐可笑。随着我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只要我需要的一个材料藏在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那么基本就意味着我无缘见到这个东西,不光是很难近距离看到实物,要看到高清的影像都很难,好像所有的力量都在和我作对一样。而国外的这些资源都是公开的,要使用起来极为便利,我甚至可以抱着五百年前的古籍善本拍照,一页一页地细读。每次要使用国内的材料时遇到的种种艰辛,都让我有一种自己低人一等的感觉,好像要研究一个东西是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令我很难过。毫无疑问,人文学院的同学当然希望人文学院的图书馆有更丰富的收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很希望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收藏丰富,好东西都在我们这。可那又如何呢?就算真的在我们这,我也很难看到。当然,或许某一年国内的这些东西会在一个发行量很小的图录中有一个看不清细节的图片,或者会在一个展览中短暂地亮相。但是要获取那些发行量很小的图录并不容易,要在印刷图中看到细节更是难上加难,而我也没办法保证展览期间我有办法回国去看,展览现场很多时候由于打光、距离等问题也难以看清展品细节,这都为研究造成了很多人为的困难。为什么中国的东西收藏在美国英国我就可以轻松获取高清图像,甚至可以申请近距离使用实物,但是收藏在中国我要看一眼就那么难呢?真的很无奈,如果不是很多国内的材料流落海外,依照现在国内文博机构的封闭程度,恐怕怕很多研究我都没办法做,更是写不出博士论文的。

教育

@ 陈怡然-杜克大学,2020-09-21:

收到一堆email和微信问我今年美国高校招收国内研究生的预测。简单讲就是以下几点:

  1. 今年秋天招收的国内研究生基本都没有按时报到。现在全美国各高校的老师的研究项目进展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恐怕要持续到明年秋天。一句话:大家缺人缺的厉害;
  2. 特朗普任内增加了很多科研经费,反过来刺激了博士生的招收。不过是否表现为在国内招收更多的学生还有待观察。主要原因是1)越来越多的新增项目限制不能招收国际学生(不光是大陆的);2)很多学校对于大陆学生明年(2021年)能否如期拿到签证仍有疑虑;3)今年秋天招收的、还没来到美国的国内学生很多人的offer都被延期,还没消化掉;
  3. 全美硕士项目的招生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很多学校的财政的灵活部分依赖于硕士学费。简单讲,本科学费决定能不能活得下去,硕士学费决定能不能活得好。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活不好,尤其是硕士招生大校:CMU,USC这些;
  4. 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全美高校基本都偏左,对中国学生并无歧视(这是价值观的原因,而不是因为钱)。排名越高、越是私校(对政府财政依赖低),越是如此。有的学校的极端做法(比如北德克萨斯中断国内访问学者/学生的访问)只是学校管理层to be safe的个例;
  5. 但是对于在名单上的国内高校(比如国防七子)的学生,因为政府已有相关的通知和动作,今年申请的情况可能将非常不乐观。各位同学应早做打算(比如申请其他国家或者留在国内读研)。另外CSC资助的访问学生和学者,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可能要减少的非常多或者暂停了;
  6. 现在大家都在等大选的结果来作为下一步招生的参考。现在套瓷也没什么没用,因为谁也不知道政府对于国际学生(尤其是大陆学生)的态度是什么,签证什么时候会开放。大家等大选过了再联系导师也不迟。
  7. 尽管经济十分困难,杜克ECE明年仍旧会给每个录取的博士生First Year Fellowship。除了敏感高校之外,杜克也没有对大陆学生招生有和以往不同的限制。大家可以正常申请。大陆学生(包括敏感高校毕业的学生)在就业上也没有被公司区别对待。现在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签证,其他一如既往。

@ 尹鸿,2020-09-13:

在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专业化程度很低、分工水平严重不足的国家,大力推行人家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我以为是东施效颦。通识教育,对于教和学都有很高要求,而且只有真正专了才能真正通,即便在西方国家,真正走通识教育路的也是少数精英大学。素质教育当然需要,但中国最缺的是真正的专业教育,学生不是因为专而不通,而是因为杂而不专故而不通。据我多所大学、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判断,大抵如此。总觉得,西方的东西,有的当学不学,有的还没到学的时候就盲目学。远不止是这一件事。

要是谈到西方通识教育的内容就更复杂了,其实就是人类的思想和历史的常识,或者说是普世价值体系的来龙去脉和人类科学以及艺术史……

@ yczhou777:举一个小例子。听乔姆斯基讲语言学理论,你会发现你不仅仅获得关于语言的本质性认识,你还会学会一种科学思考方法,不仅于此,乔姆斯基还会给出关于这个方法的辩护方式,并且他还会告诉你为何这种辩护方式具有理论意义。这样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因为你从乔姆斯基那里获得的是适用于所有学术基本方法论。

李凯《新高中历史教学应重视大概念》,《历史教学》2020年第2期:

在历史统编新教科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个常见的瓶颈问题:历史老师不是不会讲,而是爱把教科书上每一句话都展开来讲。为了讲清楚,老师们费很大力气去找论文和学术著作,并不辞辛劳地澄清众多晦涩的历史概念、设计学生活动,可谓事无巨细。不少老师主张,删繁就简挑选重点讲,是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方式,这一观点有较大合理性。从教法来说,不遗余力地展开每一个问题是不可取的,因为把所有内容都当做重点,就意味着没有重点。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只有删繁就简有所侧重,才能真正意义上突出重点。但如果删繁就简的结果,是若干散乱的知识块,或者与这一课的主题不吻合,即便能够完成教学任务,课堂效果也不会好。因此教学的最佳策略是,既要遴选重点内容,更要把重点内容串联起来,从而使学生头脑中拥有上位观念,这就是抓大概念的做法。

比如“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秦汉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就不是大概念,因为它只是个时间段,过于笼统,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历史现象,也没有明晰的问题意识。而“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就属于大概念,因为它有抓手、能够涵盖一系列历史要素,寄托一定的价值观,并且围绕它能够设计出明确的问题。它需要具备三重特点:

首先,它能够容纳一系列细碎的历史信息,而不是排除知识。大概念顾名思义是最具重要性的概念,是书写某一时期历史必须要交代的主干内容,这些主干内容又能散射出众多的历史要件。它势必要反映历史学科的知识性,因为历史学科由经验的知识(非抽象的概念)构筑起来,脱离了“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就无从谈起。

其次,大概念以主干历史内容为载体,但又不只是这些主干内容,而是囊括了种种观点,即对这一时期历史特征的某种宏观认识,或者某种人生价值观。换言之,它是观念和历史现象的复合体,两者水乳交融。有学者说它是“idea”,而非“concept”,可以是概念,但不局限于概念,也可以是观点。这在历史教学中尤为重要。叙述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不大可能完全撇开叙述者的价值观,即便是中性地陳述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也带有说话人的意图,或褒或贬,因为历史叙述不可能完全无目的性。比如陈述两宋的历史,有老师突出了宋初加强君主权力以及王安石变法,展现了宋代顶层政治设计的演变。很明显,设计者旨在说明,就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上下之间(中央权力)与内外之间(国家结构),乃至皇帝、士大夫与臣民之间处于权力相对平衡的状态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再次,大概念呈现出学生建构知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因人而异,千差万别。我们通过生动、具体、有过程的历史要件来丰富大概念,人们对历史要件的认识横看成岭侧成峰,进而使得对大概念的历史解释多样化,从而发挥出知识建构的教育作用。比如,周代分封诸侯,如果学生只知道因为商周改朝换代,故而周代统治者分封诸侯,则是一种较浅层次的理解;如果学生懂得分封是因为三监之乱的发生,使得周代统治者要通过自身的血缘与政治组织改变商代异族聚集的外服,从而导致不同族群的杂居,促进了华夏族的形成,那么这样的理解明显深了一层。

第一,应该抓住历史发展的主线,尤其是叙述某一阶段的历史不能忽视的要素。我们认为,只有在平时的知识建构过程中抓住历史发展的主线,也就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制度、思想,不仅了解前辈学者“破”了什么,更要弄清他们在关键问题上“立”了什么,才可能把学术资源转化为中学教学资源,做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从而以不变应万变。师范生在高校接受了不少的学术知识,但这些知识有着种种局限。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与碎片化,师范生获得的知识是芜杂的,往往只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老师重视的内容了解多,对其他知识知之较少。知识不仅在其脑海中难以线索化,而且信息量在不同区间内分布不均匀。这样的基础下,中学历史教学的主干内容,就未必能够有效建立起来。②另外一方面,师范生只顾着学术分歧,获得的信息如果是颠覆性大于建设性的,也不利于驾驭中学历史课堂。很明显,从尧舜禅让到鸦片战争,学界对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动机、真实性和意义影响都有过争议,于是很多学生意识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说不清楚的,甚至借此抹杀真理的存在从而落入相对主义,不能不说是“蔽于一端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③但作为一线教师,势必要把关注点从自己的兴趣点、学术分歧点调整到历史主线上来,给学生提供丰富、真实的主干知识,以“课标”为基础,不断叩问“如果让你写教材,你会呈现出哪些关键内容”等问题,这样一堂课大方向上就不会出现偏颇。

第二,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学生的理解力。许多概念或是复杂晦涩,或是过于细碎,对中学生来说难以接受,我们可以淡化处理,从而更好地突出主线。我们认为这样的内容大体有几类:(一)过于重大的学术难题。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的界定,等等,这些历史学界的老问题可以点到为止,一带而过。(二)过于晦涩的理论概念。像早期国家、华夏族形成等重大理论问题,老师应该简要说明,不应再繁化处理。有的老师引入“酋邦”“族团”诸概念,就大不利于学生理解。(三)过于纷乱的历史现象。如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的更迭、魏晋南北朝历史演变等,复杂且难以展开,老师最好列表呈现,也可让学生课下梳理,贵在简洁。太平天国运动中天京内讧的始末,简要交代即可。(四)专业性过强的内容。比如古代科技等内容专业性很强,如果不是探究课,学生当作常识来了解即可。

第三,应在遴选的若干历史要素之间寻求逻辑关系,并寄托一定的价值观。黑格尔曾经指出:“存在的各个规定或范畴都可用‘是’去指谓。把存在的这些规定分开来看,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从它们进一步的规定(或辩证法的形式)来看,它们是互相过渡到对方的。”甲乙现象斗争生成丙现象,而丙现象中能看到甲乙两现象的因素。这样的辩证法思想,应渗透到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时代的历史现象固然复杂,但也并非全无规律:人们的实践活动不存在无因之果,也不存在无果之因;冲击与回应、挑战与应战之间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比如有老师这样做过:“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中,“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和文化遗存”反映出中国境内的原始遗存“满天星斗”的多元局面,而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就表现出巨大的辐射力;“从部落到国家”中,从五帝到夏王朝体现了文献记载中上古制度文化的一体性;“商和西周”则是二重证据法印证的历史时代,建立在万邦之上的中原王朝留下了丰富的制度文化遗产。这样“多元——一体——多元一体”的侧重点,反映了这一课的逻辑。“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一课中,“列国纷争与华夏认同”强调政治变局,“经济发展与变法运动”强调政治变局的经济背景以及统治者的应变,“孔子与老子”“百家争鸣”则是在政治经济变革背景下思想文化的飞跃。于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就能建立起来。“两宋的政治和军事”一课中,“中央集权的加强”诱发“边疆压力与财政危机”,积贫积弱的危机推动“王安石变法”,宋王朝改革的失败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最终出现“南宋的偏安”,四个子目环环相扣,逻辑清晰。在此基础上,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中国上古时期是怎样形成的?”“东周变局如何催生诸子百家的局面?”“宋王朝是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巩固统治、稳定秩序的?”从而学生能够理解后世大一统的局面在先秦时期就具备文化基础,政治经济变革能够激发思想文化的飞跃,以及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不可能完美或者一步到位。这样一堂课不仅有较为清晰的逻辑,也能呈现出丰满的教学立意。

第五,应改变“毕其功于一役”的教学思路,不可能把三年乃至多年的历史教学任务放置在一年,甚至一节课上。不拥有一定量的历史常识,中学生就不可能对历史情境有敏感度,在情境下运用知识探究问题就成了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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