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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文史网摘|四:學術發表的未來

「杂志学刊越来越从一个俱乐部性质变成一个锦标赛性质的东西。学术话语被单一化以后,生态变得非常单薄,可以玩的就只剩下标签了。」【目錄】封面:学术发表的未来;徐峰論語「各言爾志」章新解;冯茜礼学研究重在揭示古人生活中的价值信念;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 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刘家和学史的基本问题;雜談。

封面:项飙学术发表的未来

@ 维罗妮卡是一只小蓝,2020-08-17:

当下我们有三个悖论:1. 传播从未变得如此地轻松和简单过,发表却越来越困难。2.分工越来越细,知识生产专家化,我们不再期待特别大的总体理论上的突破。在知识部落化的情况下却又越来越需要标签化指标即研究内容没有人有耐心看,决定你升迁生涯的人不再看你的研究内容3.全世界范围内获得较高学术行政地位的人,ta的发表数量却并不是特别高的。好像一个学者的发表高产期都是来自于你最早期的学术求职阶段。当然往大了说,这和后工业时代的学术体制和国家格局是有关的,大学成为一种国家面子的一个部分。

这就意味着学术变得等级化。等级化的后果:【杂志学刊越来越从一个俱乐部性质变成一个锦标赛性质的东西】。最理想的学刊状态是把你的研究和全社会以及公共分享,让所有人都能从这个研究里面受益;那可操作的学刊模式是俱乐部的方式,让学科里的人互相学习,是公共体的一个部分。

还有等级化的后果是出版的商业化。大量的大型出版社,要靠这个赚钱,期刊的订阅费变得非常的高;在欧洲主要由国家拨钱来定这个学刊。这形成一个非常诡异的封闭的循环。我们一天到晚忙到死,写出来的东西免费求着给商业出版社发表,让编辑给我们评审,然后出版社再用非常高、高的要死的价格,让大学重新把这些文章的阅读权给买回去。这大概是90年代以后的出版局面。所以之后很多期刊发起的 open access开放获取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对出版社商业化运动。

那讲到我们这边出版等级化之后的结果就是,学术界内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等级,生态上却非常地单一化。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在理论上有着重大的突破而且也需要某些个人的特质,大量的素材积累甚至是机遇,但这是不可计划而且从概率上来说少数的。大部分学者只要能做到把事情说清楚,然后提出下一步研究的假设就已经是做得很好了。但今天大家的文章都要写成那股风格、那股气,这样我们的生态上就变得非常地单一化。 落实到我们实际的写作实践当中呢,那就是变得非常地「躁」。不太能从自己的材料里看出有趣的东西,觉得有趣的东西都需要拿一个理论去套。学术话语被单一化以后,生态变得非常单薄,可以玩的就只剩下标签了。最后都变成了这样标签的区分,而不是你有你的话题,我有我的话题,然后我们一起去挖各自研究背后可能沟通的东西,这个叫深化。你往上套,套出来的所谓新的东西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不是什么真正的交流,大家喝茶的时候都把它当玩笑。

研究和写作本来应该是最不异化的劳动,因为这个是你主体性的直接体现,跟你在工厂里做工,一天到晚只做一个工序然后看不到它在社会上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但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承认,对青年教师来讲,写作和发表可能是现在异化程度最高的模式。随着20世纪末全世界社会科学博士的扩招,学术劳动已经高度异化;学术劳动本来是为自己和别人服务的,现在完全倒过来,写作变成统治我们思想和工作方式的一个手段了。这很符合马克思的那种比较经典的拜物教和异化的论述。这是总的一个方面。「中国社会学学刊」其实已经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突破,通过 open access,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创举。

第二部分我希望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和亚洲的学者至今以来在世界格局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因为我是 2003 年到新加坡做博士后,然后到香港,南韩。日本在这方面好像比较独树一帜,不太加入国际的学术出版交往。虽然日本的学者是很爱去世界各地交流的,美国人类学学会注册会员第二多的国家是来自日本学者的,比加拿大和英国都多,但是日本学者在写作和发表方面好像不太介入这个游戏,都是在自己国家的期刊里。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也有这个趋势,当然还有中国的学者,是大量地加入到英文期刊的作者群里的。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亚洲在这方面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那就是把亚洲学者的声音放到了全球的地图上。用新加坡的话说就是 put the Singaporeans on the map。这是冷战之后相对开放之后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对亚洲学者的加入有一个批判的看法,那就是它对全球知识生产的封闭化和等级化带来了不好的影响。那么多的作者突然进来,然后我们本来各个国家里又有很强的学术管理的体制,又没有形成一种非常新的学术写作模式,大家都是模仿西方已经比较成熟的学术写作方式。很多人进来没有产生新的游戏,玩的又是本来既定好的游戏,这就把等级链拉长、切得越来越细,产生很多博士毕业之后不能顺利找到工作的现象,产生了学术劳动剩余。在这方面很值得反思的、亚洲进入最大的误区,就是亚洲我们没有形成自己的规则,这是一个我想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我认为我们社会学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突破。我们要引进新的游戏规则。

到最后我就是讲几点建议,主要是抛出几个问题来:第一个是一个非常直接非常实际的建议,向中国政府教育部,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取消现在说的博士生在读期间要有两篇文章在C刊上发表来作为完成博士的条件。我看不出这个要求的合理性在哪里,难道博士导师和评审委员会无法作出一个博士是否有资格的评判吗?在我看来这个要求的效果对读博士的年轻学者来说是负面的,导致他们去学很多的写作技巧。博士阶段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特殊、非常非常珍贵的时间。给你四年时间,就把一个问题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想清楚。但是现在却要求年轻人把这一个问题切成片去发表,这种切片技巧和包装技巧引得年轻人都去学。

这在整个学术界造成的后果是,学术通货膨胀,过多的学术文章,质量又……就它能够发表,但是它的发表究竟有什么贡献又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求可以考虑取消,据我所知其他国家在人文科目博士的要求上好像都是相反的,博士在读期间要发表都是偷偷发表的,不会让导师知道的。【历史等人文学科,如果你发表得太早,是一件坏的事情】。在没有积累太多的情况下就发表,学者们会认为这是不是说明你的学术态度不太好?你的思维是不是一个短线思维?所以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在人文这方面哈,你要是有很多东西发表了,至少不认为是一个很给你打分的地方】,当然也取决你发表内容本身是什么。

第二个呢,就是怎样在一个学术界讨论里面,把一个研究的贡献和具体影响,作为评审中最重要的标准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研究是否 useful?这个研究是否对别人有用?有什么价值?究竟对别人有什么贡献?这个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社会科学来讲。但是现在做研究呢,它不太看这个东西,它主要看你引用了谁,和谁对话,你的框架。但是對你的价值和贡献好像不太关注。这个我认为西方学界是问题比较大的,就是对理论创新有一点过分的要求。创新是很难的,学术工作我觉得首先是澄清现在发生了什么,能把事情用旧的理论讲清楚我认为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研究了。所以你说创新,提一些新的说法、新的概念,如果不能促进我们对于事物的概念,那就是没有用的。

徐峰 論語「各言爾志」章新解

經學研究第四輯:曹元弼的生平與學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

綜合起來,此句當斷為「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譯為:願意乘著用裘皮裝飾的戰車,以死戰的精神和士卒朋友一起上戰場,這樣即使被射中了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如此,既表現子路的勇敢,又表現子路的好戰。里克講:「不共是懼。」左傳·閔公二年狼瞫講:「共用之謂勇。」子路願與「朋友」共,是錚錚鐵骨的勇士表現。但是子路願戰,不惜乘喪車,被射而亡,卻也表現出他剛直、野性的另一面。

所以這一章下面孔子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這個話其實就是針對子路講的。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所以「老者」即可理解為泛指,但其又有所指。何謂「安之」?國語·魯語下:「無憾而後即安。」這裡子路講「與朋友共」則無憾,這種「無憾」應當也是一種「安」。但是孔子這裡更多是希望子路能夠把這種求戰、求死的志向安定下來。諡法:「好和不爭曰安。」所以顏回要講「願無伐善」,就是希望這個好戰的子路不要「伐善」帶兵去攻打一些無罪的國家,或者說不要以「伐」為「善」。而尚書·皋陶謨:「在安民。」益稷:「安汝止。」:「謂止於至善也。」所以「安」是要止於至善,不是要止于一戰啊。但是我們看史書記載的子路結局,六十多歲戰死沙場,卻是「不得其死」論語·先進。蔡仁厚先生講子路死的時候,身邊「既無部卒,又無器械」。可見孔子這裡講願「傰友信之」,信之方能不棄而休戚與共,是有先見之明的。這點又與先進篇中言子路「不得其死」一樣,成了子路的讖言。

⋯⋯

我們發現除了沒有子貢之答,其餘大致的意思和論語此章非常接近。子路言志也是剛勇好戰,「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顏回所答也基本是類「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而今本論語中沒有的子貢之答,于此文則有「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孟子·公孫丑上言子貢是「善為說辭」,就這點來說這句話也符合子貢的性格志向。並且孔子在後面評價子貢是「僊僊者乎」。段注:「按僊僊,舞袖飛揚之意。」正可形容子貢勞於兩國之間,恰又能和「無施勞」一句相隼。再結合定州漢簡這個「」字。我們大膽猜測,今本論語可能脫漏子貢這句,而漢簡中留有殘字。並且據說苑的記載,大致推斷所脫子貢之言可能是「願縞衣白冠,蹈與白刃,說而無。」意思是:願意穿著縞衣,頭戴白冠,在戰場鏖戰之際,於兩國間遊說,成功調和紛爭而不是靠口才好。或者「而無」也有可能是說調和兩國紛爭,使兩國沒有佞人為亂而無患之意。其義與孟子·盡心下:「惡佞,恐其亂義也。」類同。另外這裡還有一處意外的相同,子貢講「願著縞衣白冠」,「縞衣」和「白冠」都是喪服,這點又和論語中子路願意坐著喪車出戰,似有相承之處。

綜上,我們再回到論語這章則不再是隔空喊志,而是一副極為生動的師生間暢談志趣又相互有承的畫面。孔子問志於弟子三人,子路作為一個戰士先答自己願意乘著用裘皮裝飾的戰車,以死戰的精神和士卒朋友一起上戰場,即使被射死了也沒有什麼可遺憾的。孔子讚揚他是一位憤憤的勇士。子貢接著答,說自己也願意穿著縞衣白冠的喪服,在戰場鏖戰之際,調解兩國的紛爭,使得佞人無處為亂。孔子贊其有僊僊辯士之風。而坐在一旁的顏回則一語不發,孔子就問了:「顏回啊!你怎麼不說你自己的志願呢?」顏回答說:「文武之事,兩位師兄都已說盡了。但是顏回聽說臭的鮑魚和香的蘭草白芷是不能放在一個盒子裏收藏的,而堯舜和桀紂也不能同國而治。所以我希望天下能有聖明的君王出現,而我也能相佐於他。不用去修築高大的城牆和溝池,把劍戟兵器都拿去改制為農器,這樣天下能夠很長久沒有戰爭的憂患。而子路也不用去憤憤而戰,子貢也不用奔波于兩國間為使了。」孔子聽後大贊其德。如上則子路、子貢、顏回三人之言與其志向相循,孔門之聖賢何其大哉!

冯茜 礼学研究重在揭示古人生活中的价值信念

三联学术通讯,2020-07-30:

第一问

三联学术通讯: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你对「礼学」的理解,以及「礼学」与历史学中的制度和风俗研究的关系?

冯茜: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的问题。在历史学领域里,研究的展开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在我一开始接触礼学时,都是不甚清楚的。礼学研究相对于历史学的其他门类还比较不成熟,从事礼学研究会经受更多的困惑迷茫,但却非常自由,没有所谓的「常识」需要记忆,也没有太多需要抛弃的前见、教科书式的定义,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阅读、保持反省。

在礼制史、风俗史之外另立礼学研究,其必要性何在呢?这就涉及传统礼学的自身旨趣。如果把「礼学」简单解释成「对礼的研究」,容易流于宽泛,「礼学」的边界便不够清楚。若将古人的「礼学」之「礼」视作一种特指,特指古人心目中由圣人奠立、于经有据之「礼」,这样的「礼」,不仅是具备特定功能的一系列制度,更是古代社会基本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载体。比如宋人将「礼」解释为天地自然的理,虽不无问题,却异常鲜明地突显了「礼」的地位,而阐释这一意义上的「礼」,正是古代礼学的职责所系。因此,通过礼学研究,有助于将古人生活经验中的价值信念更好地揭示出来。基于上述特指的「礼学」,经典解释自然成为传统礼学非常核心的内容,其次是经典礼制在实际生活中的实践问题,最后还包括对礼的义理阐释。研究这些方面需要触及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领域。由于礼学的各个层面一体相关,因此需要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储备、学术训练有效地整合起来,这既是礼学研究的困难所在,但也不妨看成礼学能够为不同学科的沟通搭建平台。

第二问

三联学术通讯:新书中重点推进了唐宋之际的礼学,它有哪些比较鲜明的特征?

冯茜:这一问题让我想起一开始进入这一时段时的「武功尽失」之感——原来熟悉的文本阅读方式在宋代礼学面前是不太有效。刚开始学习礼学时,入门阶段的读书是从注疏入手,也跟桥本老师乔秀岩学习了很多阅读注疏的方法;藉由和老师一起修订王文锦先生点校本周礼正义的机缘,又渐渐熟悉了周礼正义及部分清代礼学文献,这些大体是比较成系统的著述。历史主义或许认为这样的作品根本就不存在,从而完全拒斥这类解释策略。我现在依然相信独立的文本解释的价值,只是通过对唐宋之际以及宋代礼学的研究,迫使我在文献之外,必须关注礼的历史、人的思想层面。从汉唐礼学、清代礼学折返回宋代礼学时,那种强烈的陌生感中正蕴含了宋代礼学的自身特征。我一开始的失败在于将陌生事物简单转化为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而研究过程中的一大成长就是学会直面这种陌生,然后尽力理解它,同时敢于质疑自己原本相信的东西。

首先,传统礼学非常核心的一个层面在于经典解释,而在北宋时期的礼学中,很难找到特别成系统的三礼经典解释作品。反观注疏,为什么注疏的解释会呈现比较强的系统性?是因为无论郑注还是义疏,都将经典作为理论性的文本进行讨论,「礼」首先是圣人书写的典籍。中唐开始出现的一个趋势,是将经典礼制和历史中的实践礼制放在同一个层面讨论。这其中就发生了对于经典、对于礼的理解的根本变化,极大地改变了经典的阐释方式。其次,在我看来,宋代礼学存在某种程度的撕裂,这种撕裂感或许源于我仍然没有充分地理解它。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将经典礼制放在历史层面进行讨论,极大促进了礼的制度性、经验性研究;而宋代理学对礼学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理解方式上的规则化。这两个层面的并行发展,或许可以说是宋代礼学的重要特征。

第三问

三联学术通讯:书中说到的「思想转型」具体是如何展开的,过程如何,最后迎来了什么样的结局?

冯茜:【为思想勾画脉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其中存在对历史事实的简化】,因而可能是不准确的;看似连贯的脉络,其成立背后可能存在大量建构的因素,因而是主观的。

既然已经预见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什么还要继续选择这种脉络化的写作方式?这一方面是出于在历史系研究礼学的焦虑,希望写出的东西能具有一定的叙事性,虽然讲出的故事可能不太有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回答汉唐礼学如何走向两宋礼学,而这一问题本身便蕴含了对历史过程的预设。解答这一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思想层面,更关涉到【如何理解古代礼仪生活实践方式的变化】。对这段历史过程的梳理,既是将思想的变化作为历史现象加以客观考察,又有着特定的诠释功能,因此思想史脉络在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于我而言并非不可接受的问题。

小书尝试对思想的转型提供两个互为表里,但从根本上属于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解释。一是基于礼的类型划分而对唐宋礼学变化做出的理论描述。前面谈到,汉唐礼学之所以以经典的文本阐释为核心,是认为圣人制作首要体现为经典的创制。中晚唐开始,经典礼制开始被放在了与实践礼制同一层面,其实体现了礼观念的深刻变化。圣人制作的实质不是创制理论性的经典,而是制作历史上实存的制度,经典是实际制度的记录。礼的历史性被突出出来。表现在实践问题上,「时」可以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合理性根据;表现在礼学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像陈祥道礼书这样以制度器物为纲来组织经典文本,广徵文献的考证性作品。汉唐时期,阐发礼义与经典的文本理论阐释是同一个过程。但在宋代,当经典礼制被放在历史制度的层面加以讨论时,礼义的阐释反而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抽象,并为制度奠立超越于历史之上的价值标准。张载喜欢讨论读经与穷理的先后关系,就在于二者已经可以区分为两个过程。礼义相对于经典、制度而言,具有了更根基性的地位。

第四问

三联学术通讯:「礼学」到「理学」的转变,从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有什么意义?

冯茜:我希望实现的,是为礼学思想史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复杂的解释框架。这么做,不仅因为历史和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礼学思想史的研究,不单探讨学术的变化,更是尽力展现【古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实际生活】。因此,我采取的方式是同时讨论传统礼学的不同层面,包括经典解释、制度与义理,分析这些层面在不同时代的构成关系,这一点汉唐人和宋人的理解的确存在很大不同。中晚唐至北宋,将经典礼制作为历史制度进行讨论,直接推动了制度考证在礼学中的兴起和发展,奠立了考证礼学的思想前提。北宋这一礼学方法的变化,被清代考证礼学所继承,【考证礼学在方法上更接近宋代礼学而非汉唐礼学】。在礼的实践层面,我们熟悉的是朱子家礼在元明清代的深远影响。阅读家礼会发现,家礼里面有不少宗法性的内容,过去会用「礼下庶人」来描述这一现象。学者谈到,明清之际对家礼的质疑、批判引人注目,同时在礼学上出现了家礼学向仪礼学的转向。如何理解明清之际的变化,是否是对「礼下庶人」的反拨?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回到宋儒,特别是理学家对礼的规则化,这与礼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经验性形成了某种张力。明清以降的部分礼学家,借助礼制考证、汉唐礼学重新恢复和强调的,正是礼的历史和经验层面。

第五问

三联学术通讯:「唐宋变革论」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你的新著和斯文都着重强调思想转型,可以谈谈这两本书之间的关系吗?

冯茜:一般比较容易形成的观念是,在礼的外在性与德的内在性之间做出区分。但在中古时期,经典、礼仪所构成的文化修养,本身即士族之德,这与荀子将礼仪隆盛之君视作最有德之人是类似的。注疏式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经注的消失,意味着经典本身不再被当成意义的统一体,价值的根基在文本之外。礼的制度因素、义理诠释,都在文本之外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

第六问

三联学术通讯: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似乎跟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属于「同一序列」的研究,那么你在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哪些继承和推进?

冯茜:桥本老师对我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这种影响不是特定路数或研究范式内的继承或发扬。我从硕士开始跟随老师读书。桥本老师十分乐于和学生相处,但很少正面、直接地教导我们如何读书做研究。向老师请教问题,得到的最高频回答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觉得呢」。作为学生,一开始不太习惯老师的谦逊克制,时间长了自然就能体会其中的真诚纯粹。在老师身边,【主要的学习方式是观察老师如何读书,如何思考】。桥本老师研究郑玄,喜欢顾广圻、赵万里、王国维,在我看来,当他面对这些学者时,所做的也是体察他们读什么书、如何读书,思考什么问题,又如何思考。这个过程伴随了文献的考索比对、往复的思辨与批判。总之,老师身上有种读书人的天性,是作为学生的我学不来的,在这方面唯有继续努力而已,谈不上继承和推进。桥本老师给我的最大启发是使原本读不懂的注疏变得可以理解,而我基本接受他对义疏的判断,包括后来华喆老师对注疏的分析。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才可能有小书接下来的研究。老师的兴趣一直以「书」为核心,而我更容易被某些问题所吸引,反映在礼学研究上,更多地关注了经典解释之外的层面。

第七问

三联学术通讯:接下来有什么研究计划吗?

冯茜:博士论文的完成,大致意味着作者就某一问题做出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此时需要警惕某种思维惯性、定式的形成。接下来的研究兴趣仍然会放在礼学上,但希望能够突破原有的解释框架和思考方式。基于熟悉或同质性较强的文献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因此会将关注点放在宋代礼学受到批判质疑的清代。一般认为,清代礼学较之宋代礼学的最大不同是考据学的发展。管见所及,在礼学编纂、礼制考证等方法层面,清代学者其实从宋人那里汲取了较多资源。清人真正面对的问题是宋代礼学中的规则化、普遍化倾向在士庶礼仪生活中的影响,并由此而展开了对礼的历史与文本层面的精微探讨。

礼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深入理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礼学家】。如郑玄、敖继公这样的礼学家,当专注于他们的研究时,会体验到特别大的难度。事实上,在研究其他时代的某个具体问题时,总会不断地回到他们,与之对话,有所启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方式不断积累,实现对郑玄等礼学家的深刻理解。

【古人如何理解「礼」,是礼学思想史叙述的基本视角】。礼是人为创作,还是自然生成?圣人制礼的实质是制作经典,还是保存历史制度?礼如何实现教化的意义?对这些核心议题的不同探讨,构成了传统礼学演进发展的张力。

十三经注疏是文史哲研究离不开手的基本资料,但以往几乎没有人真正探索过贾公彦、孔颖达等人编写注疏的思考过程。读书不是淘资料,而要体会作者心思。刘炫学问很大,批评前人颇有据理不饶人的执着气势,又因这种批评不可能马上被学界接受,所以经常用讽刺的语气,既自尊又自卑。贾公彦有时拼凑旧说改头换面,不顾其说破绽四出,反而因小聪明而自鸣得意。孔颖达基本接受刘炫学说,左传正义皆以刘炫述议为基础,又要消除刘炫的偏激,礼记以皇侃义疏为基础而兼用刘炫新说进行粗糙的调整,充分显示官方办事的特点。

葛兆光 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 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

李静,中国新闻周刊,2020-07-28:

特别的机缘是在2014年。那一年,我的新书何为中国日文版和中文版在东京和香港出版,恰好我又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4月里,王德威教授和欧立德教授在费正清中国中心特意组织了一个叫作 Unpacking China 的闭门会议,专门讨论「中国」这个话题,并且让我主讲。记得那时来参加的,有好几十个人,除了主持者王德威和欧立德以及哈佛的包弼德教授之外,宾州大学的梅维恒教授、UBC 的杜迈可丘慧芬教授等也来了。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许倬云先生就把他未完成的新书华夏论述也就是大陆出版的说中国前面一大半初稿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们,让我们大家提意见。会议开始的那天,他又通过 skype 给我们讲了二十分钟他的看法。也许,这就是后来他让王德威教授转达,希望我给他的华夏论述写序的缘起?不过,写序我可不敢,我觉得他是前辈,我岂能给前辈的书写序,那不成了老话说的「佛头着粪」吗?所以,我按照日本学界的规矩,以后辈身份给他这部书写了一个解说,附在台湾版的华夏论述和大陆版的说中国的后面。

也许是因为这个机缘吧,此后,许先生和我有了不少电子邮件往来。到了2019年,我和梁文道在「看理想」开始策划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许先生特意为我们的节目讲了题为带着宏阔的眼光,回访过去思考未来的开篇,里面讲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从族群的移动看世界性现象」和「愿有志者共同开启一份事业」等,对我们策划的这个节目寄予很大期待,甚至还表示愿意推动很多学者一道参与,这真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中国新闻周刊 你为许倬云先生的书作过解读,许先生也为你策划的课程作过推荐,看得出你们对彼此的欣赏和支持。你们的观点总是相似吗?有没有争论的时候?你们的分歧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在许倬云先生的书中,我总感受到他对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时代田园牧歌的留恋,是否农业文明寄托着他幼年时代的故国印象?

葛兆光 许倬云先生的研究,我们大家都很敬佩,说实在话,只能用一句套话来说,就是受益良多。我和许倬云先生在很多学术问题上有共同的立场、思路和观念,这一点没有问题,否则我也不会写那篇华夏论述解说。特别是,我非常佩服他宏大的视野和清晰的表述。大家都知道,许先生多年来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互融合,也在先秦史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但是,【我个人要特别推重他近些年的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华夏论述这几本书,这才是大学者放下身段,为一般读者写的历史书。】但是,这不光是要把大历史写得流畅清晰,而且大历史要有大判断,所以我说,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你在许先生这种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如今,历史知识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歪曲、遮蔽和改写,特别需要真正专业的学者,用不是「戏说」或「歪批」的方法,来给大众普及和清理。你看许先生这几本书,把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内外你我、中国的形成和认识,这几大问题讲得那么清楚,这真是不容易。大家要想想,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究竟是那些可以折合成某种「数字」的论文著作重要,还是让大众获得真正的正确的历史理解重要】?

【经验和体会这个事儿很奇特,它常常会影响你的理性和判断】,这次出版许先生谈美国,我觉得非常精彩,身处美国数十年,许先生有很多近距离的洞察和洞见。但是,我们在远距离的观看,也略有不同意见,因为作为文化理解的象征,还是作为身处其中的语境,各自的判断还真是不一样。身处美国或者过度现代的城市,你说许先生对过去的「旧时代」有感情,但这不只是「田园牧歌」的问题,陶渊明在中古农耕时代也唱田园牧歌。对于身处中国,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来说,「我者/中国」是我的现实语境,而对远赴美国的许先生来说,「他者/美国」却是他的现实语境。【各自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当秉持的】。再次我想到的是「离散者」和「在地者」的差异。你知道「认同」这个词很重要,作为在美国生活的华裔,作为在美国常常感到受压抑的少数族群,许先生当然会非常在意,甚至非常敏感美国人心目中那种华人不是「傅满洲」就是「陈查理」的观念,这是正常的。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也许没有这种感受和经验。不过,也正因有这种经验和感受,许先生反过来谈「中国」,也会有点儿不一样。

你知道,王赓武先生刚刚获得第四届「唐奖」,他和许先生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学者。他也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裔,也是站在中国之外谈世界和中国。所以,他补足了世界学界有关「中国」认识的一块短板,他的研究对我们多侧面理解中国很重要。但是,我在评论他的王赓武谈世界史时,也一样说到,由于身处现实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外,王先生并没有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那种「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之间的纠缠和焦虑,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区隔开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

这次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为什么说了半天美国的事儿,最后一节又回到中国向何处去,显然,他的思考背景在美国,关注重心还是中国,「用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相互对比,作为对中国的警示」。但是中国究竟怎么办?我也注意到他的另一句话,就是「种种利弊之间,如何加减乘除,实在令人困惑难解」,这一感慨真是意味深长。

葛兆光 如果从学术史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也受惠于两方面前辈的影响。一方面是纵的,晚清民国时代从梁启超到胡适,从王国维到陈寅恪,由于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关键时期,他们使得中国学术一下子变了样。在两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代,他们对中国传统的重新观察,在观念大变革之中,对历史和传统的重新评价,在史料大发现的契机中,对中国与四裔历史的重新认识,提出了很多新见解、新问题,使得我们仍然在他们的延长线上。我在余音那本书里面,再三向他们致意,就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是横的,就是海外学界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学术界的,逐渐能够进来的海外中国学,给我们很多刺激,包括从杨联陞、余英时、何炳棣、林毓生以及许倬云先生他们这批华裔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而且也让我们了解了,他们有一批学者,虽然同为华人,但站在那个位置上观察中国,与我们的差异在哪里?

中国新闻周刊 你曾经说,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许倬云先生的研究算不算你说的「外国学」呢?

葛兆光 我确实曾经说过,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但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误会。其实,称其为海外中国学并不是贬义,恰恰是我对海外中国学的褒扬。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研究的「中国」和我们研究的「中国」一样,他们的意识和动机和我们的意识和动机一样,他们的论述方式和我们的论述方式一样,那么,我们能从海外中国学里学到什么?【正是因为不一样,所以他们才重要】。他们研究中国背后的问题意识、比较背景和方法路径,对我们有启发。也许,这和他们要通过中国这个「他者」反观自己,要通过一个不同传统来重新绘制世界历史拼图,通过异文化的梳理缓解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焦虑有关。不过应该说,许倬云先生他们这些学者不同,他们不完全是纯粹的海外中国学,这与他们身处的「位置」有关,也和他们理解中国的「背景」有关。

从「所处的位置」上看,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海外学者,无论是海外华裔学者,还是欧美日本学者,都有点儿不一样,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山中人」和「山外人」。在中国研究中国,在日本研究中国,在欧美研究中国和在东南亚研究中国,位置不同肯定会带来观察角度的差异。从「比较的背景」上看,你知道歌德的老话,「只知其一,就一无所知」。对中国的理解必须有背景,我们有关历史中国的心情、感受和经验,对现实中国理解的背景,可能和海外华裔学者不一样。海外华裔学者用来观察中国的背景,也就是比较背景。有人背靠东南亚,有人背靠欧洲,有人背后比较的甚至是全球,可能也不一样。甚至海外华裔学者又和纯粹欧美日本的学者可能也不一样,他们毕竟有与历史和现实中国的某种连带感。但欧洲学者可能有欧洲历史知识作为比较背景,日本学者可能有日本历史知识作为比较背景,因此,大家对某些历史评判上可能有点儿微妙的不一样。从「研究的方法」上看,虽然似乎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国际人文学科的共同方法应当不分彼此。然而,从「关怀的问题」上看,可能又很不一样了。

葛兆光 历史对于现在的影响,真的像基因一样,复制着或重复着某些价值、思想和逻辑,但说实在话,基因在后世的复现,也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最好记住「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历史最重要的要素是变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研究并不能直接给现实以答案或者方案,它只是一种提神醒脑的思考资源。

刘家和学史的基本问题

人大出版社学术守望者,2020-07-24:

一、学术定位

人生有人生定位问题,其实学术也有定位问题,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就好像是一个底片,小学2寸,中学4寸,大学8寸,硕士生再放大,博士生还要再放大。是不是把书越写越厚,教材越读越厚,就叫大学?不是这样。这个转变是什么?曾经我们把历史当常识,现在是把历史当专业知识。常识跟专业知识比,像清凉油,有点头晕,抹一点清凉油,什么时候都很管用。专业知识就不再是清凉油了,而像我口袋里放的硝酸甘油。我没发过心脏病,但我的年龄在这儿,心脏病是有可能发作的。不过不要紧,我书包里就有硝酸甘油,含一片就解决问题了。现在是要学一个专业,终生要用这个工具来为中国文化建设出一份力。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所以这不是同一张底片从2寸、4寸、8寸不断放大,它的质量是要变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

二、基础知识与前沿问题之间的张力

基础知识是必要的,前沿知识也是必要的。诸位要把历史从普通常识变为专业知识,首先就要实现这个质变。如果说中学学历史,讲赤壁之战,只要把故事说一遍就可以了,说得详细一点,说得完整一点。这是一个相片的底片,现在要开始改变。改变在哪儿?讲赤壁之战,根据什么?比如,什么材料可以让我们知道赤壁之战?材料很多,资治通鉴里写得确实很精彩,但资治通鉴能不能作为根据?不行。为什么?因为司马光距三国时期太远,他掌握的不可能是第一手资料。根据也不是三国演义,而是三国志,光看三国志够不够?不够,还要看三国志的注,比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三国志这本书讲得很简练,演义不起来。从三国时期到裴松之生活的时代,要经过魏晋,当时有很多资料流传下来,很多民间传说、野史,裴松之把这些东西都写到三国志注里面,注里有很多细节场面。

我觉得上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有问题意识。从历史常识来看,学习历史学专业,首先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一切学问都从问题开始,许多著名学者都讲过这个问题。很多年以后,可能到我也去世了被人遗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成就,但每个人成就的差别会很大,成就最突出的一定是最会提问题的。当然,提问题并不是空想,凭空提问题是不行的。要提出前沿问题,提的问题不是前沿问题等于没有提。所以,提问题要形成张力,就像拔河,不竭尽全力怎能赢得比赛?所以,一定要接近前沿。

怎样才能提出前沿问题?第一步是根据现有问题,了解别人讨论到什么程度。这点说起来容易,其实不然。像研究世界古代史,要达到西方的前沿谈何容易,并不是想到前沿就能到前沿,有很多条件限制着,所以存在张力。想要真正达到前沿,基础知识必须很扎实,哪一点不具备,哪一点就限制达到前沿。就像前面街区失火了,要赶去救火,只要有哪个路口过不去,就救不成火。所以,达到前沿,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比如在外国史问题上,掌握多少种语言,掌握到什么程度就非常关键;研究中国史也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古文就必须非常好。

优秀的学者有两个共性:第一是回答前人的问题,第二是留下新的问题。不要怕犯错误,要错得有深度。因为虽然错了,但他人可以在新的高度、新的深度上纠正错误,一代一代学人就是这样前进着。学术生命和人的生物生命不一样,生物生命会衰老,但学术生命可以永远年轻。这就在于保持基础知识与前沿问题之间的张力。哪天没有了张力,学术生命就衰老了。

三、微观与宏观的关系

一定要多看前人的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寻找新的问题,不要自己空想。当年我的很多同学跑到北京来找材料,写论文,非常辛苦。其实在选题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些,诸如问题讨论到什么程度,需要什么材料。大家注意,论文的选题是问题,【是确定研究对象,而不是确定研究范围】。它一定是回答问题的。严格来说,确定的研究范围不能叫论文的问题。当然可以确定范围,比如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但论文选题一定是问题。确定一个范围然后罗列材料的论文肯定不好。现在经常讲论文要创新,要填补前人的空白,于是有人找前人没有研究的边角问题去做。我不敢说这没有意义,但我敢说这没有多大意义。边角问题过去为什么没人做?像挖煤,大部分的煤被采完了,但还有一些边角煤没被采。当然可以采这些煤,但这些被人废弃的煤又有多少价值?

但并不是说就不要微观,微观非常重要。我们要非常微观,微观要和深度结合在一起。微观是什么?题目可大可小,但可以在微观中把深度做上去。所以,微观依靠的是各种有深度的知识。比如,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就要熟悉中国的古文,就要有文字学上的功夫。研究外国史,如果外文不通,很多时候就研究不了。不懂哪国的文化,哪国的历史就研究不了。所以,微观很重要。

宏观思维一定要有逻辑。微观和宏观之间是一种张力关系,刚才说的基础知识和前沿问题之间也是一种张力关系。为什么说选一个小问题做、填补空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与对宏观问题的思考不发生张力关系。找别人从没做过的问题,把材料一找,没有宏观思考,就肯定不是在学术大路上。要走在学术大路上,旁边的支道就都要弄清楚。

学习历史要多做笔记。倒不是主张用一张张卡片记材料,卡片可以做,但更多是把思考的问题记下来。思考的问题的总的结构是什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老前辈讲过,如果有,老前辈讲的意思是什么?头脑里有这个意识和没这个意识是不一样的。若头脑里有宏观意识,就能把材料的方方面面都看得清楚明了。那么,写文章的时候,心里就明白还有第二、第三等方面的材料。做第一篇文章的时候,第二篇文章实际上准备了一半,没有一半也是三分之一以上,第二篇文章做出来,第三篇文章也像这样,源源而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为什么说用电脑搜集材料不行?第一,电脑搜集的材料脱离了上下文,割断了材料和周围的联系。上下文就是语境,脱离了语境,就很容易断章取义。所以,人在思考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材料不适合。打个比方,要做一道菜,怎样才能做好?对用料的考虑必须周密,从动物身上取哪一部分都要考虑最好的配合。用电脑搜集材料的结果是什么?这就好比从猪身上割一块肉、从牛身上割一块肉、从羊身上割一块肉、从鱼身上割一块肉、从鸡身上割一块肉、从鸭身上割一块肉,放在一起一锅烩。可以用电脑做助手,但用电脑查出材料后一定要查看原书。第二,实际上电脑并不能查出研究所要的材料,研究所要的材料是有层次的,电脑上查出的材料却都是同一层面的,不能告诉研究者材料背后的材料。所以,要掌握微观的东西,就要弄清楚材料的结构,找到材料背后的材料。

四、时间与效率的关系

上帝很公平,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每小时都是60分钟,每分钟都是60秒,无论男女老幼都是如此,多一分一秒都没有。这些时间是不动摇的。而且,时间总是有限的,这个限度是现实的,不应当让年轻人为了学习和研究而把身体弄垮了。但是我今天讲一个大家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的问题:可以延长相对时间。我打个比方,一卷资治通鉴,假如古文不好,基础知识也不好,人名、地名都不熟悉,每天看两小时就头晕了,可能要看五天才能看完。每次抄一点卡片,记在哪一章哪一节哪一目,断断续续地抄卡片,效率是很低的,根本就来不及思考问题。有人问我是怎么知道别人怎么读书的,我是看出来的。大家不妨看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我不可能看到王夫之是怎么读资治通鉴的,但我可以知道王夫之读资治通鉴是一气呵成的,一遍很快就读完了。因为他对前文的记忆能很快地保留在脑子里,所以他在一小时或两小时内就能看完一卷,边看边把问题掌握得十分清楚,很快就将主要问题找出来了,然后一个星期文章就写出来了。而我们呢?是五个星期看一卷,看了后面忘了前面,这样怎么可能写出文章?因此,可知王夫之读资治通鉴是一遍看过,如流水一般,所以他的思维才会那么活跃,他的文章才会那么有深度。梁启超也是一样。不快就无法把握问题。所以,读书实际上是能力问题。提高效率后,相对时间就延长了。

怎么才能提高效率?我先问下大家,你们认为怎么才能提高效率?有人说集中注意力,有人说基本功扎实,这些回答都很好,我最怕的回答就是聪明,问别人为什么学得好,便说是因为别人聪明。一般人都认为聪明就能速度快,所以就相当于把时间给延长了。我是个「笨人」,我知道在座的诸位都比我聪明,但我希望你们都把自己看作「笨人」。提高速度很简单,看得快一点,有问题脑筋多动一点,但这样的聪明和速度靠得住吗?读书速度很快,大概意思知道,重要内容抄下来,这并不是真读书,这样读书是不能提高效率的,读得越多会发现自己越困惑,研究上难以为继。

【我宁愿用笨办法读书】。我告诉大家一个查字典的笨办法,查中外文字典都一样。查一本字典,你会不会想要弄明白一个字的小篆是什么,金文是什么,古音是什么,基本意思是什么,引申意义是什么,第一层含义是什么,第二层含义是什么,第三层含义是什么,假借意思是什么?这样查字典用处很大。「郑」从「奠」音,所以念「奠」。再举个例子,英文中的dictionary字典,它的词根「dict」怎么来的?我查出来「dict」是「说」的意思。英语中有很多单词,像dictator独裁者、dictation听写,都以「dict」为字头,所以,只有一个人说话,其他人不准说,就是「独裁者」,听别人说着写就是「听写」。这样就可以把很多字串起来,学习就会很轻松;这样就能很快把握一个字,追根寻源,所有意思都搞清楚了。

就像王夫之的例子,我从他的思维就知道他读书一定很快。所以,只有拥有高速度,才能拥有高效率,一天顶十天。因此,宁可相信笨,也不要相信聪明。就像我学数学,从来不背公式,我都是靠逻辑推出公式来。学历史一定要严格按照学术标准去做,不投机取巧,才能拥有真正的理解,学历史不需要灵机一动。我认为小聪明不是真正的聪明,真正的智慧是在对无知、对愚昧的否定中产生的。我们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愚昧无知,这样才能保持谦虚的心态,才能在智慧的大路上越走越远。

雜談

王诺退出学界公开信新语丝周刊,2020-07-28:

我退出学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这是对我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学术发展之理性评估后的决定。从1982年正式进入学界以来,我从事学术研究已有三十年,一直致力于西学研究,主要从事了十余年的心理小说研究、几年的神话学研究和十余年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学研究。在满三十年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发展前景进行了一次历时两个月的、理性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估,评估的结果是:我已经抵达我的学术储备和学术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顶点不是外在评价而是自我评价的最顶点,未来如果要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只有三条路可走——要么走向一个思想体系,其前提是首先完成系统的哲学研究和相关思想的基础性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要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揭示西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性,发掘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代世界的普适价值,其前提则是要首先完成系统的国学研究;要么在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与世界同行对话并对世界学术发生作用,其前提则是首先要经过英美名校人文和社会科学博士生所接受的那种繁重而严格的学术训练。我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在以上任一方向努力下去,我未来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而只能在同等水准上重复以往,最多不过是对更多的具体问题做与以往同等水平的研究;也不可能真正融入国际学术界,被国际学界真正认可和接受。明确这些之后,我的选择也就清楚了:我既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也不想把此生剩下的精力时间投入到上述三方面极其艰巨、费时长久的系统训练之中,又不愿意也不能忍受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原地踏步——虽然已经到了所谓的丰收期,可以收获各种利益;那么我只能选择退出学界了。

二、我对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体制和学术界已经完全绝望。我极其反感中国这种学术体制、这种学术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也极其反感那些学术明星和正在「成功」路上奋进和攫取的学术投机者。我不愿意再与他们为伍。我改变不了学界,也改变不了他人,但我可以改变自己——退出。

三、我想换一种生存方式。五十岁以后的我,在思想和追求方面逐渐地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功名利益、责任使命等越来越淡漠了。两年来我不仅战胜了所有的名利诱惑,看淡了所有的名利损失;也陶醉于新的生存方式带给我的无限快乐。我很幸福。除了必须认真尽责地完成的教学任务外,我现在的生活主要有四个方面:1、自由阅读和思想总结——完全凭兴趣阅读阅读文字和音频视频,完全没有学术和功名目的;整理一生积累下来的所有日记、笔记、卡片、批注、讲稿、手稿、电子草稿和所有已经发表的著述,总结自己一生的思考仅仅是思想而不是学术成果,做到每日一思,先以微博的方式整理出来贴在「诗意王诺-思想者」的微博里,已经完成近20万字,估计得有百万字以上,以后再系统化之;2、纵情山水,审美自然——两年里我自驾了两万五千多公里,自驾出游过中国六个省份和美国西部几个州,尽最大可能投身到大自然之中;3、重拾年轻时代的我对音乐的热爱,每天弹吉他或钢琴一小时以上,既每日都陶醉于音乐一阵子,又通过手指的协调运动抵御大脑的衰老;4、健身和保养

附:王诺2月23日至厦大研究生院的公开信

近几年来,你们在全校强制推行了我认为相当错误甚至严重错误、遗患深重的两项政策:

一是强制地、一刀切地要求所有博导必须提交一大笔研究经费供博士生使用,不交钱就不许招生。这一政策放在博导的研究课题必需由博士生帮助或打工的理工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学科,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放在博导的研究完全无需博士生协助、博导对博士生只有付出没有索取的多数人文学科,则完全不符合实际。因此这一政策招到厦大人文学院大多数教授博导的反对,但你们无视这些反对意见,强行在人文学院也推行这一政策。

二是强制要求所有博士生课程选课人数必须在五人以上,人数不够就取消开课。这一政策首先完全无视人文学院的实际情况——很多专业每年只能招一两个博士生,每个年级的同专业所有博士生都选课也难以达到五人;其次,为了满足人数要求,开课的博导们只能降低课程难度和专业高精尖程度,以便吸引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来选课,或者由众多教授合开一门大杂烩的介绍多学科发展的通识性、基础性、知识性课程,每人随便讲一两次,谁都不负责任,彻底地把博士课程本科化这就是厦大人文学院现在开的博士课程!。这一政策放在培养基础人才的本科也许合理,但放在以培养创造力、激发创新的高级专深的博士课程,则完全不合理。哈佛大学等名校的博士课很多很细,有许多课程往往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两个人能选、能听懂,但恰恰正是这些人数寥寥的课程,促进了博士生创造出高水平的成果;如果以选课人数作为对博士课程的一票否决,必然会引导教授博导在开课时首先考虑的不是高水平学生的创新和攻克难题,而是照顾最大多数学生包括来选课的硕士生本科生的兴趣和理解,为赢得众人的喝彩而降低课程难度。这种错误政策将导致博士课程的专深和创造性程度大大降低,严重妨碍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我拒绝为了凑足选课人数而降低我的课程难度,我甚至把已经选了我的博士课程的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劝出了我的课堂,因为我坚持把博士课程开成与国际同行最新研究水准持平的创造性课程我认为不仅厦大就是全国高校也没有几个博士生能听懂我的课程,并因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博士生通过博士课程的结业考试论文发表在南开学报首篇,我指导的博士生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著名教授的邀请,前往哈佛联合培养一年,而她在哈佛大学开学术讲座时,所讲的内容恰恰是她上我的课的作业。然而,无论我怎么解释,也无论我怎么把上述理由一一陈述,你们依然要以选课人数不够,来否定并强行终止我的博士课程。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决不后退!你们掌管了大学的权力,你们可以无视高等教育学规律而行驶你们的权力,你们可以因为选课人数不够你们定的五人标准而停我的课为什么是5个人?你们有什么科学依据不是6个或者4个?,你们也可以因为我不交钱就取消我的博士生招生资格中国的教育史上可有先生倒贴钱教学生的咄咄怪事?,但我依旧不会屈服,不会向我认为的错误低头,仍然要对你们的错误政策和做法提出批评!

@ 洛之秋,2020-08-18:

我特别喜欢看西方人文社科权威期刊的那种圆桌讨论专题,通常是四五个学者受邀评论某一个学者近期有影响力的文章或专著,评论者用不短的篇幅梳理谈论对象的观点并找到其值得褒奖或批评的点,然后在同一期刊登被批评的学者对这些同行评论的回复——哪些是好的批评,哪些是偏颇的,哪些点出了自己的未尽之意,哪些纯属曲解误读…..读这样的一组文章,往往能看到刀光剑影,思想的碰撞,然后你会理解什么是问题性,什么是争鸣,什么是反驳——最重要的是,你终于明白,原来讨论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谭徐锋写然后知不足,新史学读书班第一季,2020-08-05:

电脑、手机的高频次运用,输入法的发明,使得我们越来越多地打字,但这不是写作,写作最有痕迹的还是手写,因为会深度思考。天才而英年早逝的学者张荫麟在西南联大教学生宋史,让他们读宋史纪事本末,并要求从其中自选六十篇作提要,每篇不得超过百字,必须按时完成。他每两三周,提出一个问題,指定几卷书,要学生从那几卷书中找材料,去解决那个问题。以后,问题越来越难,指定的书越来越多;最后,他不再指定,要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找书看。他用这样的方法,训练学生一步步地学会独立做研究工作。如果要做学年论文,可以试着照此思路操作。

同学们,每天都应该写点什么,读书笔记,书评,日记,杂感,而且最好是写在纸上,做好记录,我们久已忘切了亲近纸笔,习惯在网上浪,提笔忘字,输入法主导了我们的遣词造句,对于一个文人,文字人,读书人,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写东西,也能训练思维和写作,长久了就会有自己的格调。有同学问写些什么?其实什么都可以写,所思所见所读,包括所谓四史,个人的经历,家庭的历史,街道、村庄、社区的历史,乡镇的历史,甚至时评,凡此种种,都可以下笔,关键是【写的时候找一个高明的作品,看看人家怎么写的】,不是信笔乱写。写,也是有章法的,这样才谈得上提升,写作方法要尽快养成,上了年纪要改变会相当困难。

恶心的高考满分作文,梁惠王的云梦之泽,2020-07-30:

昨天朋友圈狂传一篇高考满分作文,有人让我讲几句。我看了两段,也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满眼是莫名其妙的生僻词,以及老外的名人名言。我平生阅文章多矣,这类生吞活剥的装逼文字,很快就能判断其成色,如果我打分,肯定就是不及格。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高考语文的文章,说到改作文简直是坑爹,由于时间紧迫,几乎没有哪个改卷老师会读完整篇作文再打分,大多数都只是瞄个几秒钟。所以我一向认为,高考作文本身就是个坑爹的存在,因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考核作用:不好操作,对改卷老师的要求也高。你要在几秒甚至几十秒之内判断一篇文章好坏,就必须自己有较高的审美。但你相信有几个中学语文老师有审美?我敢打包票,自己能写好作文的语文老师都没几个。就这能写好作文几个人当中,恐怕还有一半思想不健康,动不动都想说两句不当言论。所以,我觉得与其测试学生的作文水平,还不如考写一首律诗。因为短小精悍,有标准,比如押韵对不对啊,平仄对不对啊,词性对仗不对仗啊。而且短短的几十个字,写得通不通顺,一目了然。阅卷老师只要给培训一下,就可以改得飞快。像现在这样,是全国百分之九十的不会写作文的语文老师去教学生写作文,这倒也罢了。还让他们去改作文,简直是灾难,对其他考生极其不公平。一篇本来只配得十分的试卷,一下子给了四十分,大部分考生会坑得半死。

给那篇烂作文满分的人,是浙大副教授,很多人非常惊讶,我倒没觉得。各个高校不会写作的写作老师不要太多,缺乏起码审美的老师不要太多,我在高校呆了二十年,什么没看过?如果要我说,说真的,这样没有起码审美的教授应该解聘,当个中学的好语文老师,恐怕都不合格。当然,我说的是一般情况,如果他特别爱国的话,可以通融。

顺便说几句相关感想,我一直觉得,很多写作不自信的人,喜欢拽生僻的文言词汇。包括章太炎。章太炎也不自信?那当然,只是他的不自信,属于高程度的不自信。就像你是参加街道的田径赛不自信,他是参加世界级的田径赛不自信,所以他也喜欢拽些生僻词,以便显得古雅。从章太炎的文章原稿可以看出,他喜欢把原文中某些不生僻的词涂抹掉,改成生僻的词;某些不生僻的写法涂掉,改成生僻的异体字字或者较古的隶定字形。也就是给自己的文章「做旧」,和给假古董做旧是一个道理。有些当代作家也喜欢这么拽,比如有个女作家,每次看到她的小说拽文言词汇就发笑,我敢打包票,她读过的古书不会超过两本。我是建议,一切不能从字形上猜测其词义的文言词汇都应该不用,比如读了史记,看到「民俗懁急」,还可以用;但说什么「其民羯羠不均」,就太装了,反正我是不懂「羯羠」从词源上到底是什么鬼意思,古注也说得不清楚。我见章太炎也用过,估计也就是猜着用。毕竟看上去很高大上,不管那么多,先装了再说。

其实也不能怪这个高中考生,其实装逼犯遍及各个领域。比如写小说,高中生大学生通常不愿写内容丰满的小说,但会找一个借口,说这种写法过时了。其实是写不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是硬碰硬,不能回避问题的。而写作新手总喜欢以先锋和实验主义为借口,来掩盖技巧的不足。这种伎俩,外行人看不出来,但逃不过我的眼睛。当然,现在文坛有一大帮这样的人抱成一团,互相吹捧,已经形成了气候,你要直接说他们的作品是狗屎,很多傻子还会说你不懂。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用传统手法写过一篇像样的小说,无论他被吹得多么伟大,我都不会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