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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文史網摘|十:危機中的農村

「我们现在做乡村研究,尤其是做“空心化”乡村研究,如果只是在“空心化”乡村社区做调查,访问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留守儿童,其所得结论大体是令人沮丧的。」【目錄】農村;中國史;資訊;存目

危機中的農村

农村中的危机与危机中的农村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22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

早在2002年,我以“无主体熟人社会”为题,在《开放时代》发表了短篇学术随笔。此后,又于2011年在《读书》发表“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文,通过与“熟人社会”的对比,突显“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点。在我看来,“熟人社会”的特点是“舆论压人”“面子有价”“社会资本可累积”,“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点是“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熟人社会特点的周期性呈现”。我想揭示的是,“‘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上述四个特征,显示了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性,也显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的解释能力大于‘熟人社会’的概念。它表明,在村成员人际关系的高度熟悉并非构成熟人社会的充要条件;熟人社会的形成,还取决于农村社区内主体成员的常在”。“无主体熟人社会”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推进对“空心化”乡村社会的理解。虽然乡村“空心化”的趋势至今未见得以扭转,但时过境迁,随着微信这一新的媒介技术在乡村的普及,乡村的舆论场域和社会运作逻辑也在悄悄地发生一些令人关注的变化,呈现出与“无主体熟人社会”不同的特点。

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与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如果乡村社会的主体(中青年)常年不在村,舆论则难以形成,此即“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舆论失灵”。但在乡村的微信群里,舆论场域又被构建出来了,只不过这是一个无中心的场域。以下以孙村的两次修路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

而2020的春天,由于疫情,所有本应该在春节后分赴全国各地创业经商的中青年人全部受阻,滞留在孙村达三四个月之久,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里从未有的情景。疫情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时刻,在这期间,孙村的公益事业蓬勃发展。通过“爱家乡”微信群募捐,滚动筹集了一百多万元的善款,陆续完成了桥梁加固拓宽、水渠护栏、村道硬化、路灯照明等一系列公益项目。

20世纪90年代的孙村修路,是由民间权威发动的、包片村干部配合的、有计划、有目标的公益行动。而在2020年春孙村的公益热潮中,基层行政与民间权威在这场公益活动中都是缺席的,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孙村的“爱家乡”微信群。这个微信群的成员数在最高峰时也没有突破过120人,基本上都是孙村外出创业经商的中青年。这批人虽然同村,但由于平时各自在外,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从小跟随父母外出,即使见面,也可能叫不出对方名字。加上这个微信群并非实行实名制,群里昵称满天飞,虽然热热闹闹讨论,但却是一个无中心的言论空间。其“无中心”特点典型体现在这次孙村公益热潮的无计划性与滚动性。一开始其实只是几个同宗的年轻人在线下商议建一个景观性的墙屏,不料引出了拓宽加固此墙屏边上的一座旧桥的动议。“爱家乡”微信群公布此动议后,捐款不断,加上疫情期间中青年集聚村里,人力充裕,线上的捐款几乎与线下的工程施工同步进行。由于款项超过修桥所需,有人因此在群里倡议不如再去固化村道。如此往复,滚动衍生出始料不及的其它五个公益项目,微信群里的人也前前后后捐款了四五次。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因为疫情而滞留村里,其实完全可以进行线下联系,但几乎所有的捐款与讨论全部都是在线上进行的。

在一个成员之间并不相互熟悉的、没有中心的微信群里,为什么可以激发出如此巨大的公益热情?为什么弃唾手可得的线下联系于不顾而转入线上联系?这需要回到“爱家乡”微信群。这个微信群里成员之间的相互熟悉虽远未达到“熟人社会”的程度,但微信这一新的技术媒介却很好地建构起一个特殊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仅时空被压缩,而且陌生感也被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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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家乡微信群并非虚拟社区,也不仅仅是安德森界定的“想象的共同体”。它源于乡村社会,又是对乡村社会的超克,即超越乡村社会的“空心化”并且克服其某些弊端(如“无主体熟人社会”中的舆论失灵等)。关注家乡微信群这个无中心场域,不失为对“空心化”乡村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研究的推进。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乡村社会研究需要将家乡微信群的动态纳入视野,将家乡微信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田野点。就像去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观光,如果只是在路面上步行,触目所见无非老者、外来者乃至流浪汉,而这些都市里最有活力的常住人口却在你视野之外的地铁里通行。类似的是,我们现在做乡村研究,尤其是做“空心化”乡村研究,如果只是在“空心化”乡村社区做调查,访问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留守儿童,其所得结论大体是令人沮丧的。而家乡微信群(如果有的话)则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那里有村里年轻人不完全依赖熟悉程度的交流,有各种建设性的议题设置,有时空压缩下舆论的瞬间形成与切换。这个无中心场域是“空心化”乡村的一部分,但与其说是“空心化”乡村的延伸,不如说是“空心化”乡村的转世。这也是我所说的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危机与生机所在。

危机中的身份与平等

鲁西奇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接受官府贷给的种食,不仅到秋天收获以后要连息付还,更意味着受贷种人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要履行作为编户齐民的义务和责任。⋯⋯二月中郑里征了3次算钱,每算合计53钱。与郑里同属西乡的市阳里在二、三、四、五、六等5个月里征收了14次,每算合计227钱。所以,整理者估计全年要达到400多钱。按照睡虎地秦简的规定,成年男性劳动力每天的工钱按八钱计算,那么,一个成年男子,每年大约有两个月的劳动,是用来交纳算钱的。

在这件文书中,接受官府发放种、食的圣、择等人的身份,是编户齐民,就是列入国家户籍、身份平等、都需要纳赋服役的民户。编户是他们的身份,齐民是说他们的地位平等(齐)——这里的平等,是说他们在国家面前,在政治与法律层面上,特别是在承担国家的义务方面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他们的财产、经济地位也是平等的。我们注意到,拥有编户的身份,是他们得以领取官府发放的种、食的前提,而且,当灾害发生时,在国家的救济面前,他们是平等的。同时,他们有也义务承担国家要求的赋役负担,而且,在承担赋役问题上,至少按制度的规定,他们也是平等的。反过来说,由于他们在正常年份向国家承担了责任与义务,那么,当灾害发生、他们面临生存危机时,国家也就有义务给予帮助,按照斯科特(James C.Scott)的说法,这是国家作为“保护人”应担负起的责任。在这里,国家与编户齐民的关系,乃是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彼此负有责任。国家既然要求人民承担责任与义务,那么,当灾难发生,人民也就有权力希望或要求国家承担起帮助救护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在履行职责,编户在行使自己的权力。而这一切的前提,在于这些人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拥有合法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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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完全离题了,因为我仍没有谈到危机中的乡村及其与城市的差别。在我看来,本就不当有这种差别。危机,无论怎样性质的危机,在城市与乡村状态下当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危害也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说,对于不同的个体、群体,都存在着威胁、危险和损害,虽然并不是一致的威胁、危险和损害。至少在理论上,危机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危机。因此,危机不应当成为强化不平等的契机,也不应成为建基于身份差别之上的人群隔离的借口。反之,危机,无论怎样性质的危机,都应当成为争取并实现社会平等的机会,并应当在危机中努力打破诸种建基于身份制之上的、程度不同的、各种形式的人群或社会隔离。

虽然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也有更多的具体措施需要加以摸索、实践,但居住地管理与居住地应对,都是在危机及其应对过程中尽可以贯彻并实行平等原则的一个方向。从历史上讲,王朝国家在建立之初往往都着眼于户口控制,从身份的角度来控制个体与家庭。所以,在王朝建立之初,民众的身份户籍与他居住地往往是一致的、是统一的。但是随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出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逐渐分离。王朝国家的管理也逐渐由身份控制过渡到居住地控制。实际上,居住地管理往往是在应对各种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居住地管理原则,更便于日常行政与事务管理的运作。在这个意义上,居住地控制或地域控制的原则,应当是一种大势所趋,需要立足于居住地,认可户籍来源不同的人的身份,逐步实现身份与居住地的整合和统一。

农户生计与乡村危机——疫情所见及其他

熊春文(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

费先生非常清楚地把“非典”的社会原因与都市化、全球化关联起来。都市化和全球化意味着人与人的交往更频繁,而且关键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尤其增加了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使得疫情的影响瞬间放大。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如此、2003年的“非典”如此,这次的“新冠”疫情也是如此,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种不可控性和破坏性更为加大。换言之,疫情的传播与扩散以及急剧爆发的态势,是因人类交往模式的变化造成的。设若人类处在一种知根知底、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当中,疫情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乡土社会是这种交往模式的原型,在乡土社会中,我们“主要同相熟的人,特别是同有血缘关系的人交往,彼此熟悉、了解”,谁的身体状况如何,谁去了哪里,跟谁有过接触,一目了然,如果需要通过隔离来阻断传染,隔离谁、怎么隔、在哪隔,这些问题都好办。自然,我们回不到“乡土中国”阶段,但能从“乡土中国”的人际交往模式中得到启发,用费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即便在陌生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人再不能只看到自己,要多想想别人,想想社会。有了病赶紧治疗,有疑似就主动隔离;……这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只看到自己、不想到别人,只对自己负责,不对社会负责,这些行为都是陌生人交往模式下的产物,因为越来越多的擦肩而过、一面之交,造成诸如“天价龙虾”“天价门票”“莆田系事件”等等五花八门的一次性消费、流量交易等不负责任行为。这里我想反驳一种观点,有人认为此次疫情初期应对不利,是因为我们仍然保持着所谓“小农意识”或“农业社会的心态”,无法解决已处风险社会的我们时代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农业社会的心态即“小富即安,享乐腐化,缺乏风险意识,缺乏防范意识”。我认为这是对农业社会及其心态的误解和污名。农业社会心态如果有一定的特质的话,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农民与自然(天气、土地、作物等)长期打交道过程形成的某种“天人合一”的智慧,农民谨慎稳妥的经济行为和诚信朴实的社会行为都是从这里面衍生出来的,因为气候、土壤、农作物容不得你半点虚假或不负责任,虚假的结果是会饿肚子甚至死人,是一种绝对的禁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社会心态就是缺乏风险意识的,毋宁说,这种心态是农民应对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尤其是超经济强制)的经验结晶,体现出高度的智慧和韧性。在自然和社会许可的范围内,农民开天辟地的进取精神是不胜枚举的,改革开放的农民实践与农业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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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表明近些年农业生产在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仍有70%的耕地由近2亿的小农户经营。现在的问题是,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还有多大的空间?这里面涉及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户生计安全之间的微妙平衡。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自然希望继续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扩大职业农民的规模,以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但从大部分农户的角度出发,土地是家庭生计的托底保障,不轻易流转出去,同时因为农业在农户收入结构中的比例日益下降,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逐年下降,表现出老龄化、撂荒、复种指数降低、非粮化甚至非农化倾向。这就潜在造成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危机。从结构上说,农业现代化进程取决于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取决于户籍制度改革(2019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取决于城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承载能力。从微观上讲,取决于2亿农户的生计安全是否可以得到保障,并有持续改善的可能。两项任务相加,必然意味着大国小农和小农户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农情仍会持续很长的一个时期,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也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海绵机制:危机中的乡村功能实践

狄金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之所以会出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种城乡双向性的反向位运行特征,是因为国家的干预。在新中国的治理中,鉴于农业与农村的特殊性,一旦农业与农村的发展面临困境,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就会主导放松对农业农村的汲取,而一旦政府放松对于农业农村的汲取,则就意味着城市工业的成本随之上升,工业的发展随即受到冲击。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1980年代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一个基本的背景是,中国完成了国家层面的工业化体系建设,需要在国内、国际范围内进行广泛地商品交换,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之间反向位运行的特征。因为从1980年代开始,各地方政府逐步开启了地方性的工业化建设,农业与农村仍然是被汲取的对象,只是与之前的一个阶段相比,汲取的主体从中央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正是因为如此,细观1990年代中国的发展,这一阶段既是城市经济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是乡村干群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基层治理痞化、农村凋敝不堪的时期。

城乡之间的反相位运行真正发生改变,变成同向位运行,则主要是在21世纪之后。其发生改变的结构性背景是:首先,从1998年起,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受阻,城市工业生产过剩的问题凸显;其次是中国加入WTO,改变了政府运作的外部环境,工业与农业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加剧。21世纪之初,中央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宏观调控,推动“工业反哺农业”,从第一个十年的新农村建设到第二个十年的乡村振兴战略,这构成了此一时期城乡同相位运行的制度保障。

⋯⋯

远处不讲,单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算起,乡村在应对整个国家危机时所发挥的作用就足以令我们洞悉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内部化消解危机与风险的机制。

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当中国共产党接手政权时,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通货急剧膨胀的社会,土改的实施令全国80%的人口获得了土地,这一制度变革背后恰恰是令全国80%的人口附着在土地上,附着在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具有反市场性的经济之中,这就使得整个社会中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人口与经济被“稳定”下来,为新政权集中精力着力去解决剩下20%的人口与问题提供了空间。

第二次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的实施。在1970年代末,中央政府面临一系列的内外部困境,当它试图进行改革时,其所面临的结构决定了其中任何一项制度的改革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而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而中国的改革,尤其是城市工业的市场经济领域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得以推动,而未出现大的冲击与系统性风险,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便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它令占全国80%的农村人口因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责任田而被“捆绑”在土地及农业生产这一“反市场性”的经济形态中,才缓解了城市改革与整体性系统性的冲击。

第三次则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顺利度过国内外的危机。这一时期国际政治压力增大,加上国内的高通货膨胀及社会问题涌现,其构成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一次重大的危机,但这些内外部的危机最终得以顺利度过,为什么中国能够度过这个“坎”?其中一个关键的机制就是因为中国占据大多数的人口都附着在农村、农地以及自给性的农业生产之上,当国内通货膨胀、国际上对中国进行封锁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人仍然可以在土地与农业基础上进行“自给自足”,这一样态化解了城市风险对于整体系统的冲击。

仅从上述三次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发现,农村以及以家户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危机化解机制,它像个“海绵”一样,能够不断地吸纳外部释放的风险。⋯⋯

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

董磊明、杨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2016年第4辑

西方宗教遍布北方农村,在南方农村缺少根基

北方基督邪教已被污名化,南方尚分不清楚基督教与邪教的区别

北方传统信仰体系丧失主体性,南方尚能自圆其说

北方农村95%以上的宗教信众为基督教徒

南方农村普遍将祖先奉为神灵的信仰,在两个方面阻止了人们对基督教的选择:一是对祖先的强烈情感寄托,使人们对基督教的反祖先、反偶像崇拜的教义宣传甚为反感,从而远离基督教;二是祖先崇拜给人们提供了近乎一神教的信仰体系,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对变化社会的解释,祖先是唯一的、不可选择的,因而难以投向信奉一神的基督教。同时,南方的鬼神信仰仍保存着较为完备的体系,能够自圆其说,是抵制基督教的强有力网络。

中國史

气吞万里如虎:晋宋之际的文献与思想,章涵青,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21-03-02

其二,刘裕用军人政权取代了东晋士族门阀,开启南朝,而恺撒领导与元老共和派的战争,最后由屋大维完成,罗马从共和国变为帝国;其三,南朝未能形成稳定的政治文化秩序,军人实力派频频改朝称帝,罗马帝国也长期存在禁卫军干政的问题。刘裕面对的政治局势与恺撒类似,但军事命题完全不同:骑兵崛起带来北方民族的压倒性战争优势。而李硕博士亦从中思考,为何相比刘裕,宇文泰的关陇军事集团却能形成良性的政治文化。总体而言,李硕博士认为,刘裕在军事才能上是不亚于成吉思汗的陆战代表人物,在没有骑兵优势的情况下,已经实现了最佳战果,而且平生打仗极多,面对国内外各种对手,频繁更换战场,堪比凯撒。

童岭老师在梳理刘裕北伐中的祭礼活动时,指出刘裕平定南燕、取得东晋境内三大战役胜利之后,“东晋的天命”(小天命)已经转移到刘裕身上,而“天下的天命”,即神州禹域的“天命”(大天命),是刘裕的最大期许。

谢混、郗僧施家世功业建基于北府兵,选择刘毅是认为他更有可能延续北府兵与谢玄谢琰合作那种模式,继续维持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的门阀政治体制。此外,李晓红老师亦指出,东晋南朝朝野以北向抵制五胡为义之所在,不仅军阀野心家常以北伐为旗号,门阀士族子弟也常以北伐文章经国,谢灵运、王融都曾上过劝北伐书,欲借北伐提升个人及家族地位,有实现个人的“勋牟一匡”“微管”抱负,是眷恋东晋门阀政治体制的表征。

程苏东:拾遗补艺,整齐百家——《史记》的文本重写及其文学性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乃是因为司马迁想把关于舜的两类经典性故事做一个统一整合的结果:即以《尚书·尧典》为代表的“道德型”故事和以《孟子·万章》为代表的“智慧型”故事。所以为了塑造舜“孝而不愚”的形象,司马迁特意增加了“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这一细节,而这一细节却并不见于现存的任何先秦典籍中。从叙事学的层面来看,“更娶”这一细节完美地解释了舜的父母及其兄弟何以待舜如此恶劣的原因,并使其父“常欲杀舜”这一骇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释——从白雪公主到灰姑娘,“继母毒子”可以说是各民族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了。

通过与上源文献《左传》对比,程老师认为此处失误极有可能是司马迁误读了《左传》原文,将“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一句读作“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又以“说”释“讲”,从而衍生出一段男女情事。而这里司马迁误读的原因,恐怕是他对于“女公子”这一说法并不熟悉所致。

他提出可以送三个层面来进行思考:一,尽力还原《史记》的最初书写过程;二,对先秦文献生成进行类型学研究;三,在方法论层面拓展古代文学微观研究的新范式。

故事

乔秀岩:一个好的图书室,胜过几百个老师,《国文天地》297期 ;《北大洋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馆也有责任要保证那些古籍能够与读者见面,被人阅读。不被阅读的书,不叫书,而是废纸堆。书被阅读,被人理解,才能传其命脉。如果不被适当的人阅读,等于被人忽视或误解,这部书将会灭亡。

最可笑的是三分之一的规定,说只允许复制三分之一。不知古籍没有版权,这种限制毫无根据。若真正为古籍着想,应该鼓励读者复制全部,因为全部的复制品可以作为完整的书,复制品会传下去,被更多人使用。

北图不是没有钱,它都有钱盖新楼,却要向读者收取一张几百元的复制费用。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北图的收费行为令几乎所有人鄙视北图。我说几乎所有人,也包括北图的馆员。

《中华再造善本》是中国政府投入巨款,动用国家权力,使各藏书单位配合,才实现的巨大项目。结果弄成低质量豪华线装本,薄薄一本都要好几百元,大部头的书要几十万元。这样能够满足一部分官员和馆员的虚荣心,却不能满足真正需要阅读这些书的个人读者的需求 。《中华再造善本》用线装形式,与原书装祯毫无关系。有些原书蝴蝶装,他们不用线装,而用胶水粘书叶的左右边,弄得像经折装。且不说印面复制水平之低,至少这种装帧纯粹为了虚荣,既阻碍学术发展,又将“再造”贬值为假古董。考虑到他们耗费的大笔资金全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想像投入那么多经费、动用那么大的权力,本来可以出高质量、低价格的一大套影印本,使整个国学蓬勃发展,不得不感到他们的罪过是大得可怕的。

二十年前,学者们打算找一个上网聊天的地方,风柜WindWard,2021-03-31

经过罗新的仔细斟酌,往复论坛的开篇词最终在网站服务器的数据库中尘埃落定,时间停在2001年3月31日18点15分59秒。这个“新牧场”的域名叫做“wangf.net”。

基金会给罗新配置的电脑是Macintosh,现在苹果电脑的前身。当时陈爽写了篇万把字的论文,罗新马上提议:“我帮你打出来吧,那感觉绝对不一样。”于是,两人在罗新校外的宿舍花了两三个晚上,拿着陈爽的手写稿,用不太方便的中文输入法和不太熟练的“一指禅” ,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论文“誊写”成电子文稿。最后,白纸从激光打印机里滑出来,上边出现了整齐的铅字。

罗新的ID叫做“老冷”,取自他的家姓,他还有个知名的小号叫做 “墨山王”。陈爽“光盘贩子”的名头确实来自于卖盗版光盘的经历。有次他心血来潮,为了保护产权,就把“菜贩子”“军火贩子”各种能想到的贩子全都注了,常常换着各种ID上网玩。管理员“宝宝”是退役的网球运动员,她在社区线上线下的团建里挥洒过盛的热情。“宁财神”是陈爽在线下见到的第二个网友,他大学学的期货,但在网上写了不少小说。对罗新和陈爽这样的文史工作者而言,虚拟社区把太多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与自己截然不同的陌生人带到了眼前,天涯用户的新奇和纯粹有一种“桃花源的感觉”。

10月,陈爽增加了服务器的租用空间,更新了程序代码。非典前后,一些IT界的朋友帮忙把论坛的程序换成了更加灵活稳定的PHP+SQL形式。两年之内,往复来到极盛时期,注册会员达到两万多人。出于管理和发帖质量的考虑,陈爽筛选了论坛ID的活跃度,关闭了注册,将ID数量最终控制在了4000左右。

晒书帖是往复创立之初最火的一类帖子。1999年起,北京的事业单位经历了一场机构精简的改革。50年代以降积累的出版物从单位图书馆流出。彼时,北大45楼到48楼之间靠围墙的地方每到周六周日都是旧书市场。在中科院图书馆、海淀的中国书店、潘家园、秋冬的北京书市,也都能淘到有价值的旧书。元史专家张帆是罗新在历史系的同事,他的ID叫做“金轮法王”。两人都是书友,淘到了好书免不了得意,就总爱炫耀。一次,罗新赶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当天晚上就用“墨山王”的ID晒出了淘来的书目。

当时缪哲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巫鸿和汪悦进在艺术史研究中文献阐释的差谬。云中君立刻回帖为两位学者辩护,强调他们的“新文化史”在方法论上的巨大贡献。罗新觉得,云中君的出现是往复极盛时期的一个缩影。那时候陆扬正打算回到中文学术圈的环境,往复论坛为现实生活的波折提供了一个发泄口。这段日子里,陆扬前后发了大约60万字的帖子:从陈寅恪到艺术史,从普大校园里的John Nash到哈佛的东晋文化研讨会。在往复这个域名之内,学术的国界消失了。当时的罗新还只四十出头,他说:“我知道了没有什么中国外国之分,我们还是要看到学术就是学术。我觉得可能好多人就是像我这样受益的。”

苏枕书:消失在京都的中文出版社,一览扶桑,2021-05-18

1968年,李迺扬辞去海风与东海总经理的职务,移居京都,在京大本部吉田校区附近新创中文出版社,专门影印古籍,兼营台湾进口书籍。在不严格遵守版权法的年代,中文出版社翻印了海内外大量图书,嘉惠日本学林。据说,只要某位老师发现某个版本很好,值得影印,中文出版社可以在一周之内印出一批,且要价公道,很受师生欢迎。如今,日本学者案头、旧书店架上仍能看到不少中文出版社影印的书籍。

1955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李迺扬觉得此书四拼一版面排得不够整齐,想重新对齐、影印。等签证也无聊,傅奶奶决定帮丈夫这个忙。艺文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可不是轻松活儿,你也没学过,做得来吗?她说,我们台中邮政局出来的人,什么活儿都做得好。就问艺文要了两套《十三经注疏》,一页一页剪下来,在纸上贴齐,用针固定位置。每贴一部分,就请印刷厂的人先拿去翻印。等签证的一个多月里,她完成了这件工作,丈夫与艺文的工作人员莫不叹服。新排好的版本大约影印了三次,每次两三百部,都在日本销售,这就是中文出版社版《十三经注疏》与艺文版的区别。中文出版社翻印过不少艺文的书,坊间称为海贼版。不过两地出版社主人彼此都相识,翻印行为经过了对方的授权,并非盗版。

傅奶奶曾与我回忆过故乡:“以前的台中车站,跟京都站一模一样诶。台中也有两条河,跟鸭川和堀川一样,从北流到南。我刚来京都时就想,啊,跟我们台中一样耶,没有出国的感觉。现在我老了,坐不动飞机,也不要回去了。从台中来,在京都死,虽然现在两个城市变化都好大,但我记忆里的风景都差不多。”她带着故乡的记忆,与同样来自异乡的人长眠比叡山,回忆录、墓石,均没有她的名字,因而我要写下她的生平,以志纪念:

傅宝珠,台中人,1934年生。女中毕业后奉职台中邮政局。1970年适长春李迺扬,婚后定居京都,协助李氏经营中文出版社,夙夜不怠,出力极多。2009年,中文出版社闭店,傅氏以网店、邮购等方式继续维持。2018年冬病逝,享年84岁,与李迺扬合葬京都比叡山延历寺。有子一人。

宗城: “文科黑话”,当然并不深刻,新京报书评周刊,2021-04-07

福柯的规训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滥用程度在今天仅次于“老师”和“内卷”。仿佛不使用“规训”,就不是一个高深的评论家、当代评论者,上至人文社科教授,下至公众号写手,都争相使用规训这个词。领导打压下属叫规训、老师教育孩子叫规训,国家、制度、法律乃至一切影响人的框架都为规训所解释,规训这个词成了评论者故作高深而不用通俗词汇的常见例子,类似的还有“例外状态”“赤裸肉身”“景观社会”“能指和所指”等。阿甘本提出的“例外状态”(参见《例外状态》一书),本来是指“法律和政治间的一种模糊而不确定的交叉地带”,并且,“构成了公法和政治现实之间的不平衡点”,例如国与国的战争、国家的内战、全球性瘟疫等,都可能演变为“例外状态”,但这个词在后来不断被引用,就连偷情也被人戏称为“例外状态”。

巴特勒至少有自己深刻的思想,很多拾人牙慧的生产者是既没有创见,也没有成熟的理论修养,他们就是不想好好说话,用故作高深的词汇召唤同温层的潜在作者,以话语的缠绕来掩饰自我思想的孱弱。到最后,名义上是曲高和寡,实则水平有限,既不接地气又缺乏独到见解,这类黑话继承者其实是很尴尬的,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空洞,却没有底气承认自己是一台人肉复读机的事实,他们站在圈内的舒适区裹足不前,端出智识上的优越感来打量世界,可惜这些黑话既无助于他们理解世界,也无助于他们被世界理解,最后不过是加固了彼此之间的围墙。

資訊

吴飞:整理本《五礼通考》的点校特色,《人民政协报》,2021年1月25日

仅用了不得不使用的十种标点,而且尽可能避免繁冗。如其使用引号时不超过三层,每段文字若只有一层引用就不加引号;对于经、注、疏、传、记、笺、集解等,一律不加书名线

可以说,用此点校本,反而比使用《四库》本更可靠,因而,此书的出版,必将在许多方面推动学术界的研究。

@ 陈怡然-杜克大学,06-09

看到微信教授群里讨论国内tenure和美国tenure的异同。有人提到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的tenure制度(在绝大部分学校)不是养蛊制度,只要助理教授达到了公认的水平,就会给tenure,基本上(我用词很保守了),尽管确实同一年上tenure的人相互之间晋升委员会有时会比较,但没有比例或者名额的问题。

没有名额之下,确实有时候是会存在送人情或者徇私舞弊的问题。但好的学校之所以是好学校,就是因为大家在晋升问题上秉承严肃认真但虚怀若谷的态度。简单地讲,就是你投票同意晋升一位教同事的标准,是要看将来大家把你和他一起提起的时候,你是感到骄傲还是丢人(这句话好像是一位加州理工的教授讲的)。

我知道两个身边的例子。第一个是我们系当年招David R. Smith教授的时候,David还是一位不大出名的UCSD的博士后。因为研究方向过于超前的原因,找工作也不太顺利。但当时还是助理教授的Steven A. Cummer力排众议,认为David在metamaterials方向的工作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甚至在招聘讨论会上提出如果能招David,Steve自己愿意晚于David申请tenure(尽管Steve已经开始担任助理教授)。最后招聘委员会被打动。David来了之后,把杜克ECE系变成美国metamaterials研究的重镇之一。并曾担任杜克ECE系主任。

第二个是我们长期的合作者夏强飞和杨建华教授的故事。两位之前都在惠普工作,夏强飞教授是博士后,杨建华教授是研究员。夏教授去了UMass之后,杨教授流露出希望回到学术界的意愿。为了能够招到杨教授。当时还是副教授的夏强飞跟系里提出一定要以正教授并且超过自己的待遇,来打动杨教授加盟。两人一起在UMass开创了世界水平的忆阻器研究团队,发表Nature/Science如斩瓜切菜(杨教授后来回到加州USC任教)。

@ 楚黑玫瑰,06-23

我认真地推荐法国留学:公立大学没有学费,全民医保,留学生也可以拿到房屋补助,每年994个小时的合法打工时间。有饭堂,好吃不贵(我觉得)。生孩子基本全免费,还有各种补助,只要你想无痛就能无痛。文科确实不好找工作,但是可以作为跳板,跳到加拿大,(当然有钱直接在加拿大本硕博的还是推荐直接一步到位,本帖只适合跟我一样的穷逼)。理工科尤其是搞数学和各种工程的没有世界排名执念的都可以不忧郁直接来,如果觉得普通公立不够牛逼还可以读工程师学校,也有不要学费的。工作相对好找,工资不算高,但是在法国本土消费没问题,同理可跳加拿大(小土豆给我打钱!)。商科不是特别建议,好的商科都是高等私立大学,学费贵(当然还是比英美加澳便宜多了,每年1.5-3万欧元不等),但是出来以后找工作也不算特别难,只是回本很慢,如果喜欢法国,还是可以来。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情况差不多,虽然有些公立学校会收学费,但也只有几千欧,其中德国的理工科工作比法国工资更高,西意工资稍微低一点。缺点就是需要学小语种,就算是英语项目,也需要基本的本国语言交流能力,而且本国语言非常能帮助你找工作。

参考我自己,因为我本人非常节省,偶尔打暑假工,又在小城市,所以留学7年只花了20多万人民币。虽然比较极端,但是一般来说,不浪费/不在巴黎/不打工的话,1年10万妥妥的,一年5万紧巴巴的。反正总体而言就都挺适合想留学、留学移民,但是资金上没那么充裕的朋友。

存目

  • 張循:读书当论道”还是“唯其真而已”?——清儒关于伪《古文尚书》废立的争论及困境,《清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