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歷史研究要抓住眞正重要的問題
澎湃新闻李屹轩、陈宛昕
对思想史研究，一定要围绕当时人们实际在讨论的问题，而不是围绕我们今天的问题来展开。有关命题和讨论跟当时的统治过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只按今天关心的问题，从那些所谓思想家的著作中择出相关的东西，然后分析分析，说这个思想是这样，那个思想是那样，这跟当时的历史过程，跟当时实际存在的思想过程恐怕是有很大距离的。所以我说，重要的是找准问题，一定要调动自己的全部学养，牢牢抓住那个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来开展研究。像我刚刚所说，制度史的研究，包括制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它是怎么形成的？尽管这是很平淡的问题，但它恰恰就是制度的根本。
在一代一代的更新换代中，新一代学者总是要从头学起的，能够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情形并不普遍，在从头学起的过程中，当然就会有好多重复的发现。包括发表文章也是这样，我当年写文章觉得是自己的创造，后来年纪大一点，看多了，发现前人其实已经写过。当然现代学者有条件发现和提出更多的东西，但是认真说来，进步其实是有限的。
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有限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对历史书写来说，重要的依然是对历史和文献编纂学的认识，是要在文献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加深对文献记载，包括其内容和形式的认识。
北支传统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有大规模的变革活动。第二，它比魏晋南朝这一支更大程度地信奉“本本主义”，恰恰是更落后的、或者是更野蛮的北族，它更教条主义，北朝真的按
周礼 来改革，几次“周官改制”都是在北朝发生，南朝不会发生，因为南朝原来的制度就是很系统的，重新推倒重来是不可能的。第三，北支扩充了儒学中的民族内涵，它要通过儒学建立一个不同种族可以合作的平台。原来的儒学是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孔子也比较强调“夷夏之辨”，但对于北朝的统治来说，就要淡化这方面的内容，要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他们都是在尧舜文武之道下实行统治，而不要那么强调种族之别，这是北制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正因为胡汉合作才会有伟大的隋唐，所以儒家化北支传统对中国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南方的儒学或者南方的学术对于北方的影响，是一波又一波完成的。陈寅恪先生已经揭示了一波，就是太武帝时期平定河西，河西士大夫进入北魏，这是南学对于北朝一次大的影响。之后东晋、刘宋之际，刘宋、萧齐之际等几次改朝换代都有大批士大夫北逃，大批的人口北移，其实北移本身已经表明，北朝的异族性已经淡化了，人们不再把它看成一个异族政权了，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地区政权。到了隋唐时期，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从北方文化中辨别哪个是南方的，哪个是北方的，它已经都吸收到那里面，成为一个系统了。儒家化北支传统，本身是受到南方儒学、南方学术影响的，但是形成的东西最终是北方的，因为它要解决的是北方民族的问题，因为北方的民族问题呈现了一系列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南方所没有的。北朝大规模进行制度改造，比较多地按照教条主义的方式来建立制度，最终是为了解决这个民族问题，解决胡汉合作的问题。北支传统要在王道的旗帜下淡化种族，强调政教，即政治和教化。
甲骨文
王贵元
徐熠：
学甲骨文还有一个好方法，即将
甲骨文合集 与甲骨文合集释文 放在一起读，这两套书网上应该能找到，如果找不到大家可以私信我。前面所说都是非常基础的。接下来开始专业些的。以下书籍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研究考释方面的，如卜辞通纂 ，殷契粹编 ，甲骨文字释林 ，殷墟卜辞综述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金文丛考 ，商周彝器通考 ，战国文字通论
著录方面的甲骨文方面看甲骨文合集 甲骨文著录看这个就可以了 ，如果有钱还可以看屯南 ，花东 ，村中南 这些新出材料。金文方面有殷周金文集成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战国文字方面还没有统一著录的书，比较可惜。
工具书类有说文解字注 ，甲骨文字典 ，古文字类编 ，金文编 ，字源 ，战国文字字典 ，战国文字编 ，古陶文汇编 ，古玺文汇编 ，甲骨文字集释 ，甲骨文字诂林 ，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 ，甲骨文校释总集
經學
邓秉元：
从经学角度而言，理想的政教都植根于天道。周代，教化被理解为王权的辅助，成了王官之学的一部分。王官本身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太史寮，一是卿事寮。教化系统内部后来分化为主掌教育的乐师与主掌技术的史官，这是后世经子之学的直接根源。随着道术分裂，
诗 书 礼乐出自乐官，数度之学出自史官，百家出于政务之官，大体对应四部之学中的经史子三支。首先呼应这一政教分离传统的便是孔子。孔子的意义在于把源出乐师的诗 书 礼乐与源出史官的易 春秋 加以融会，形成新的六艺之学，并以此作为文教的根基。德行科偏于乐教，文学科偏于史学，后者也就是“数度之学”。邹鲁一系以德行科为主，最初代表人物便是曾子，其学术的核心则是礼学。另一系以设教西河的子夏为代表，田子方、段干木等为之辅翼。其学术的核心在传经。这种治法之学在当世便有其用，甚至直到汉朝也还如此，所谓“以禹贡 治河……”。战国以后，随着君主权力的崛起，与之伴生的技术官僚势力得到加强，特别是魏国等率先予以变法，其最初的代表人物如李克、吴起，都与经学特别是子夏一路有关。这一派学问主张君王无须放弃自身的欲望诉求，便可迅速产生效用，所以很快风靡一时。各大国纷纷效仿，这是战国中期七雄分立的基础。周：分封制保证了地方权力不被凌跞，既避免了秦朝那样的行政之苛，同时也避免了秦朝那样轻易的覆灭。秦：高度同质化的法家体制尽管更有效率，但同时也更为脆弱。周代公卿因为同时便是贵族，对政权同样负有责任，周代的权力运作机制极大地限制了君主权力的扩张。齐、魏、赵、韩、燕五国大体仍然出身于周代贵族，虽然不断吞并小国，但周礼自身的别异原则依然在起作用，并不完全热衷于统一。秦的胜利是质对文的胜利，自周以来的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楚国体制可以视作原有周代礼制与秦代法制的中间状态。加上有个人魅力的项羽做领袖，范增这样的智者为谋主，甚至陈胜率先起义也要号称“张楚”，楚国最初的胜利无疑在情理之中。刘邦本来也是楚人，并托庇于项羽麾下，自身也是楚制。汉家希望靠分封形态作为中央的藩屏，以免遭到秦朝的厄运。便是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的实质。尽管这句话的因缘是宣帝有关德教与刑名的争议，但其实与这一制度形态是相应的。如果说汉初制度与楚制具有基本的同构性，那么武帝之后的“表彰六经”则是汉制的真正确立，是用礼制来重新规范政治的具体尝试。
由汉朝开创的这一体制事实上一直到宋朝方真正改变。而秦制则在元代行省制的名目下再次复归。至此，周制、秦制与汉制作为三种政治范型，在中国传统政治学上才真正形成鼎足三分的基本结构。
同人于野
雜談
辛渭
辛德勇，2019：
最近某國所謂學術打假，忽地又興起那麼幾檔子好像是那麼回事兒的事兒。以致學界內外頗有那麼一些人勃然興奮起來。我對這些事兒，早就毫無知覺。一是某國最大的學術腐敗或者說學術腐敗最大的根源誰也不敢提、不敢碰；真正夠級別的最高級大佬最典型最重大的學術腐敗也是誰也不敢提、不敢碰；跟自己利害攸關的也是誰也不敢提、不敢碰，反而還要積極配合，竭力捧場。在這種情況下，打假不打假，本身就失去了很大意義，甚至可能會很卑污。二是某國學術界早已高度黑社會化，誰能被捅出來，或者說誰被扔到街上示衆，這裏邊水很深，道兒也很黑，衹有圈子最裏面的人明白是怎麼回事兒，局外人吃瓜看熱鬧，千萬不要把這事兒想得那麼簡單，那麼天真，也就是太那麼當回事兒。三是某國所謂學術，很大很大一部分本來就是某路軍糊弄某政黨自欺欺人的遊戲，就像手淫一樣依靠意淫自得其樂，樂在其中。天長日久，一直如此。一旦改來真的，反而很煞風景，對着寶鑑接着想入非非豈不快哉！豈不樂哉！就這麼混吧。所以，我從來不建議年輕人做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