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歷史研究要抓住眞正重要的問題
澎湃新闻李屹轩、陈宛昕
想要弄清汉唐史，还需要对魏晋南北朝史有深入的了解。汉代是先秦以来各方面因素的一个总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制度、文化，很多都是唐代以来形成的，跟汉代已有相当大的区别，这种变化的原因，只能到魏晋南北朝史里去找。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因素，比如说民族的因素：整个南北朝时期，我们中国人在种族构成上应该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南北朝时期，有些少数民族政权，曾直接按照儒家经典来设计制度。所以要真正深入下去讨论，就不能不涉及到大量思想成分和思潮。讨论这种政策、制度的思想内涵和背景，跟传统思想史界，跟一般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路子不太一样。这是从政治实态切入进去，从材料到命题，到研究目的，主要都来自实态，回到实态再观照整个思想界。
对思想史研究，一定要围绕当时人们实际在讨论的问题，而不是围绕我们今天的问题来展开。有关命题和讨论跟当时的统治过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只按今天关心的问题，从那些所谓思想家的著作中择出相关的东西，然后分析分析，说这个思想是这样，那个思想是那样，这跟当时的历史过程，跟当时实际存在的思想过程恐怕是有很大距离的。所以我说，重要的是找准问题，一定要调动自己的全部学养，牢牢抓住那个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来开展研究。像我刚刚所说，制度史的研究，包括制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它是怎么形成的？尽管这是很平淡的问题，但它恰恰就是制度的根本。
如果动不动打着“汤武革命”的旗帜犯上作乱，就会没有办法巩固统治，只能天下大乱。在这种情况下，战国以来尧舜之说和汤武之说，都在不断排除杂音，这个排除杂音的过程，或者说逐渐统一口径的过程，一直要到汉代才基本上完成。所以，孟子他们既讨论汤武，也相应讨论尧舜，如果要研究他们讨论汤武革命的部分，就一定要同时去考虑他们是怎么讨论尧舜禅让的，因为这两个问题本来是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汉代为什么要排除革命问题上的种种杂音？因为汉代刘邦起来的时候，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帜来跟六国贵族相争的。
正史本身在古代的意义或者说地位，是要远远超过我们今天一般历史书这种层面的，史馆在古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一般来说都是由宰相兼领、监修，皇帝也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它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的历史书写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在一代一代的更新换代中，新一代学者总是要从头学起的，能够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情形并不普遍，在从头学起的过程中，当然就会有好多重复的发现。包括发表文章也是这样，我当年写文章觉得是自己的创造，后来年纪大一点，看多了，发现前人其实已经写过。当然现代学者有条件发现和提出更多的东西，但是认真说来，进步其实是有限的。
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有限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对历史书写来说，重要的依然是对历史和文献编纂学的认识，是要在文献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加深对文献记载，包括其内容和形式的认识。
归根到底，史界最终面对的，依然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在各个时期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史界当然要讲究方法、规则或套路，学术需要规范化，就会形成模式，形成公认的话题和关键词。但是，我们一方面意识到研究创新和规范的重要，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忘掉问题本身。
以此衡量，我们以往对于自身历史的描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最近一直在说：第一，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太冷漠，好像这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一样。第二，我们现在勾勒的历史，认为中国大概是按照与其他国家差不多的规律发展过来的，再加上一些说法调剂一下，说我们中国的发展是有特点，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我们总是在随外人起舞，还没有真正从中国或中华民族出发来研究自己的历史。他们说唐宋变革论，我们就探讨唐宋时期的变化；他们说贵族制，我们就大力研究六朝的门阀等级。
内亚史、东亚史、区域史以及很多新的视角，对于我们丰富自己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确实打开了很多窗户。中国历史中存在很多内亚因素，但这一点不能直接说明中国本身的归属或定位。比如北魏，它主要是一个内亚帝国还是中国的传统王朝？恐怕不能因为它有内亚因素就说它主要是一个内亚帝国。我的观点是，中国传统的王朝体制，是完全可以包容内亚等多种因素的。如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制度，有内亚成分，你能说它不是中国的制度吗？南北面官制度也有内亚成分，是辽朝的制度，你能说它不是中国的制度吗？一个地区的历史，必须在跟其他地区的相互关联当中，才能够得到准确描述，否则就会有缺漏、有问题。
总之，我们的确应该在中国和内亚互动的关系当中来研究、描述中国和内亚。同理，我们也必须要在中国跟东亚密切互动、互不可缺的关系中，来研究、描述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或者是中南半岛。对于中国史、东亚史或内亚史来说，近年以来全球史、区域史或多边关系史等角度的提出，本身都是切实有益的，其间存在国家、民族立场或感情之争，也在意料之中，是可以讨论的。在此同时，学术界的确应该自觉摒弃那种不切实际的大国中心主义或自我中心论。
长期以来，我们多是把北族政权主要当成异族政权来研究的，但实际上这些王朝都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一个异族政权；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个传统王朝，即是按照中国传统王朝的方式来建立和实施统治的。我们长期按照异族政权的角度来研究，大概有两个出发点：第一，它的文明程度比较落后，所以入主“先进”的中原后，一定会有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向中原文化学习的过程，这个就叫“汉化”过程。第二，它的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化”过程，毕竟这些异族原来可能都处于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末期。但是北魏也好、辽朝、金朝也好、元朝、清朝也好，它们除了汉化和封建化过程，还有很多重要的历史过程，是“汉化”和“封建化”没法概括的。
唐代的整个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各种制度，确实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汉代，情况还不是这样。
这个渗透过程有两支，魏晋南朝是一支，北朝是一支。北朝的问题在于它有民族因素，北朝要很好地统治中原地区，必须要更彻底地按照儒家学说进行变更。所以北朝经常是大规模地进行制度建设，因为北族政权是平地起家的，是从头来建立一个政权，而不是现成接受一个政权。南朝魏晋就是禅让易代；而北族就是要强调革命的，它是推翻你的统治，自己建立王朝。在儒家化的传统当中，恰恰是北支为隋唐开辟了道路，北支更大地影响了历史。
北支传统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有大规模的变革活动。第二，它比魏晋南朝这一支更大程度地信奉“本本主义”，恰恰是更落后的、或者是更野蛮的北族，它更教条主义，北朝真的按
周礼 来改革，几次“周官改制”都是在北朝发生，南朝不会发生，因为南朝原来的制度就是很系统的，重新推倒重来是不可能的。第三，北支扩充了儒学中的民族内涵，它要通过儒学建立一个不同种族可以合作的平台。原来的儒学是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孔子也比较强调“夷夏之辨”，但对于北朝的统治来说，就要淡化这方面的内容，要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他们都是在尧舜文武之道下实行统治，而不要那么强调种族之别，这是北制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正因为胡汉合作才会有伟大的隋唐，所以儒家化北支传统对中国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南方的儒学或者南方的学术对于北方的影响，是一波又一波完成的。陈寅恪先生已经揭示了一波，就是太武帝时期平定河西，河西士大夫进入北魏，这是南学对于北朝一次大的影响。之后东晋、刘宋之际，刘宋、萧齐之际等几次改朝换代都有大批士大夫北逃，大批的人口北移，其实北移本身已经表明，北朝的异族性已经淡化了，人们不再把它看成一个异族政权了，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地区政权。到了隋唐时期，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从北方文化中辨别哪个是南方的，哪个是北方的，它已经都吸收到那里面，成为一个系统了。儒家化北支传统，本身是受到南方儒学、南方学术影响的，但是形成的东西最终是北方的，因为它要解决的是北方民族的问题，因为北方的民族问题呈现了一系列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南方所没有的。北朝大规模进行制度改造，比较多地按照教条主义的方式来建立制度，最终是为了解决这个民族问题，解决胡汉合作的问题。北支传统要在王道的旗帜下淡化种族，强调政教，即政治和教化。
甲骨文
王贵元
徐熠：
学甲骨文还有一个好方法，即将
甲骨文合集 与甲骨文合集释文 放在一起读，这两套书网上应该能找到，如果找不到大家可以私信我。前面所说都是非常基础的。接下来开始专业些的。以下书籍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研究考释方面的，如卜辞通纂 ，殷契粹编 ，甲骨文字释林 ，殷墟卜辞综述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金文丛考 ，商周彝器通考 ，战国文字通论
著录方面的甲骨文方面看甲骨文合集 甲骨文著录看这个就可以了 ，如果有钱还可以看屯南 ，花东 ，村中南 这些新出材料。金文方面有殷周金文集成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战国文字方面还没有统一著录的书，比较可惜。
工具书类有说文解字注 ，甲骨文字典 ，古文字类编 ，金文编 ，字源 ，战国文字字典 ，战国文字编 ，古陶文汇编 ，古玺文汇编 ，甲骨文字集释 ，甲骨文字诂林 ，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 ，甲骨文校释总集
經學
邓秉元：
从经学角度而言，理想的政教都植根于天道。周代，教化被理解为王权的辅助，成了王官之学的一部分。王官本身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太史寮，一是卿事寮。教化系统内部后来分化为主掌教育的乐师与主掌技术的史官，这是后世经子之学的直接根源。随着道术分裂，
诗 书 礼乐出自乐官，数度之学出自史官，百家出于政务之官，大体对应四部之学中的经史子三支。首先呼应这一政教分离传统的便是孔子。孔子的意义在于把源出乐师的诗 书 礼乐与源出史官的易 春秋 加以融会，形成新的六艺之学，并以此作为文教的根基。德行科偏于乐教，文学科偏于史学，后者也就是“数度之学”。邹鲁一系以德行科为主，最初代表人物便是曾子，其学术的核心则是礼学。另一系以设教西河的子夏为代表，田子方、段干木等为之辅翼。其学术的核心在传经。这种治法之学在当世便有其用，甚至直到汉朝也还如此，所谓“以禹贡 治河……”。战国以后，随着君主权力的崛起，与之伴生的技术官僚势力得到加强，特别是魏国等率先予以变法，其最初的代表人物如李克、吴起，都与经学特别是子夏一路有关。这一派学问主张君王无须放弃自身的欲望诉求，便可迅速产生效用，所以很快风靡一时。各大国纷纷效仿，这是战国中期七雄分立的基础。周：分封制保证了地方权力不被凌跞，既避免了秦朝那样的行政之苛，同时也避免了秦朝那样轻易的覆灭。秦：高度同质化的法家体制尽管更有效率，但同时也更为脆弱。周代公卿因为同时便是贵族，对政权同样负有责任，周代的权力运作机制极大地限制了君主权力的扩张。齐、魏、赵、韩、燕五国大体仍然出身于周代贵族，虽然不断吞并小国，但周礼自身的别异原则依然在起作用，并不完全热衷于统一。秦的胜利是质对文的胜利，自周以来的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楚国体制可以视作原有周代礼制与秦代法制的中间状态。加上有个人魅力的项羽做领袖，范增这样的智者为谋主，甚至陈胜率先起义也要号称“张楚”，楚国最初的胜利无疑在情理之中。刘邦本来也是楚人，并托庇于项羽麾下，自身也是楚制。汉家希望靠分封形态作为中央的藩屏，以免遭到秦朝的厄运。便是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的实质。尽管这句话的因缘是宣帝有关德教与刑名的争议，但其实与这一制度形态是相应的。如果说汉初制度与楚制具有基本的同构性，那么武帝之后的“表彰六经”则是汉制的真正确立，是用礼制来重新规范政治的具体尝试。
由汉朝开创的这一体制事实上一直到宋朝方真正改变。而秦制则在元代行省制的名目下再次复归。至此，周制、秦制与汉制作为三种政治范型，在中国传统政治学上才真正形成鼎足三分的基本结构。
同人于野
雜談
辛渭
辛德勇，2019：
最近某國所謂學術打假，忽地又興起那麼幾檔子好像是那麼回事兒的事兒。以致學界內外頗有那麼一些人勃然興奮起來。我對這些事兒，早就毫無知覺。一是某國最大的學術腐敗或者說學術腐敗最大的根源誰也不敢提、不敢碰；真正夠級別的最高級大佬最典型最重大的學術腐敗也是誰也不敢提、不敢碰；跟自己利害攸關的也是誰也不敢提、不敢碰，反而還要積極配合，竭力捧場。在這種情況下，打假不打假，本身就失去了很大意義，甚至可能會很卑污。二是某國學術界早已高度黑社會化，誰能被捅出來，或者說誰被扔到街上示衆，這裏邊水很深，道兒也很黑，衹有圈子最裏面的人明白是怎麼回事兒，局外人吃瓜看熱鬧，千萬不要把這事兒想得那麼簡單，那麼天真，也就是太那麼當回事兒。三是某國所謂學術，很大很大一部分本來就是某路軍糊弄某政黨自欺欺人的遊戲，就像手淫一樣依靠意淫自得其樂，樂在其中。天長日久，一直如此。一旦改來真的，反而很煞風景，對着寶鑑接着想入非非豈不快哉！豈不樂哉！就這麼混吧。所以，我從來不建議年輕人做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