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 世紀,詩經開始向西方傳播,西方人對詩經的譯介最早始于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其譯本 1626 年于杭州刊刻,此後四百餘年,又出現了數種譯本,其中以理雅各、亞瑟‧韋利和高本漢的最爲著名。18 世紀的法國掀起過持續近一箇世紀的「中國熱」,在這樣的背景下,1872 年法國漢學家鮑吉耶翻譯了第一箇法文全譯本詩經,與此同時,理雅各于 1871、1879 年出版了英文全譯本詩經,再次掀起了翻譯高潮。

理雅各的一生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1839 年他以傳教士的身份離開倫敦,來到馬六甲,1843 年隨英華書院搬遷到香港,在這裏度過了三十箇春秋。作爲一名傳教士,他要聽命于教會,在「異教徒」中普及上帝的仁愛,讓他們得到救贖,皈依基督。但理雅各在傳教的過程中發現中華民族不是「野蠻民族」,而擁有令人尊崇的悠久文明,他發現其他民族興盛之後又走向衰落,而唯有中華帝國屹立不倒,這其中「一定存在著某種具有極其偉大的品質和力量的道德、社會準則。」这使得理雅各對以經學爲中心的中國文化心嚮往之,他也因此立志于埋首中國經典的研究、翻譯工作中。从 1861 年的四書孟子,到1872 年的左傳等,理雅各陸續完成了四書五經的譯介工作,集合爲中國經典叢書出版,成爲漢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理雅各對詩經的翻譯立足于中國的經學傳統,全面展示了詩經豐富的儒學內涵。他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經學在另一種語言裏的延伸,他的翻譯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注疏。他在傳統經學範疇內進行翻譯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每譯一文,必先廣泛閱讀前人注疏,認眞對比,進行折中。其譯本的價値取向與中國傳統經學體系基本一致,如關雎中,稱「淑女」爲 princely lady,將「窈窕」譯成 modest、virtuous、bright 等表示德目的詞彙,重在對文本進行道德化闡釋。

在譯法方面,他強調忠實于原文,反對意譯,認爲意譯是不嚴肅的非學者的態度。語言的典雅與意義的忠實往往難以兩全,理雅各將文學作品的可欣賞性置於其次。在詩經的翻譯中,學者歷來就有韻體與非韻體之爭,理雅各最初反對「以詩譯詩」的操作方式,第一箇譯本幾乎對原文進行逐字翻譯,儘量在譯文中保持原文的句法順序,在西方讀者能夠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力圖保持詩經的原貌。後來針對學界的批評,他重譯詩經,第二譯本以文學闡釋爲導向,注重用韻和格律,改變逐字逐句直譯的形式,將原文句式打亂,以詩歌形式進行翻譯,因而朗朗上口。如關雎「窈窕淑女」一句,第一譯本譯爲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第二譯本爲 So fair, so virtuous, and so fit a mate,運用頭韻,句式排比平行,頗爲精彩。可以說,第二譯本彌補了第一譯本韻味不足的問題,堪稱翻譯的上品。又如「輾轉反側」一句,第一譯本爲 On his side, on his back, he turned, and back again,幾乎是逐字翻譯,第二譯本爲 Tossing about, one turns his fevered head,則明顯更具有詩意。

理雅各在 19 世紀中期中國的中外文化交流事業和早期香港的開發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譯本除了譯文之外,還有長篇序言和詳盡的注釋,如此巨大的中國典籍翻譯工程,迄今爲止是獨一无二的。其譯本陸續出版後,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轟動。後來的翻譯家紛紛以理雅各的文本爲底本,進行重譯,其譯本仍被認爲是中國古代經典的標準譯本。理雅各的工作大大促進了西方讀者對詩經乃至中國文化的瞭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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