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要

祖宗家法有其深厚淵源。家法本是漢代的經學傳承的術語,到了中唐時期治家意義上的家法已用得十分普遍,注重家法反映了唐代以來譜牒廢絕的大背景,士族通過強調家法來體現其身份地位。宋代建立以後,太祖「變家爲國」,將趙家家法擴展爲一國國法,帝王之家倡行家法,根本意義在於建立穩定的家國秩序。而之所以運用家法這種方式,是因爲中國的學術傳統是將自己的創建納入對已有經典的詮釋中,政治亦是如此,宋代統治者希望溯源家法,通過歷史記憶去發掘思想資源。

祖宗家法是祖宗的制度。如宋初將握兵權、調兵權和統兵權分開,消除了禁軍兵變的隱患,宋人把這種統兵體制認定爲「祖宗治兵之法」。真宗朝一批士大夫將太祖太宗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概括,奉爲治國圭臬。

祖宗家法是實踐的結果。「務行故事」原則的提出,恰恰與舉國的神道設教運動幾乎同時,這實際上是政壇上的翻覆、精神上的困惑的反思與磨合的結果。可見祖宗家法不僅是儒家的說辭,更來源於實踐的磨礪。而南宋時期,「祖宗之法」變爲一成不變的套語,脫離了政治實踐,落到了難以再生的境地。

祖宗家法是不斷豐富完善的。真宗到仁宗時期太后稱制,這樣的狀況於祖宗沒有經驗可言,爲心思不同的執政諸臣畱下了建議的空間,防範女後外戚宦官專權的家法也在此時形成。「文臣典樞密」的形成並不限於太祖太宗時期。「道理最大」一說本爲趙普的无心之談,但也被後世視爲家法,乃至隨著理學的興起而提升到了「天心」的高度。

以上我簡要的說了祖宗家法的一些特點。


附:筆記

P44在“家”与“国”已经相当程度分离的现实社会中,“祖宗家法”这一表述,反映出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家国一体”的认定与强调。所谓“祖宗家法”,兼容并包地将赵宋的“家法”与“国法”混融为一体,在君臣关系方面,突出地体现着“孝”与“忠”的价値行为模式的沟通;在王朝设范立制的取向方面,则鲜明地显示出注重秩序、注重承续、注重稳定的政治精神。

P45在反思李唐亡的教训时,直接指向家国关系。

宋初诸儒批评唐政不别内外亲疏尊卑贵贱,不重视人主自身“唐世人主无治家之法”“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p54“治家意义上的家法,到唐代中期,已经用得十分普遍”士人们多有自己的治家礼法,作家训、家诫

注重家法反映了士庶之别渐趋湮灭的大背景,“家法是士族社会的灵魂,通过家法,士族文化遗畱的影响十分深远。”

P58结合李唐的史实来看,我们或许不会称赞宋人有关唐代“闺门无法”的批评公允全面,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意见与评价反映着宋人的“唐史观”。而宋代对于前车之鉴的整体性反思,正是建立在这些认识之上的。

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自隋唐而上……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室,婚姻不问阀阅”

p60在礼俗苟简、谱牒废绝的大背景下,有少数士大夫家族仍然顽强的保守着其“家法”。P61自从赵宋统治稳定之后,士大夫治家之法的严整与否,日渐进入人们视野。成文的家范家训、家规频频出现,成为建立并维护民间社会家族秩序的准则。……在注重秩序建设的大环境下,士大夫家族的家法,事实上已经走出了私门,不仅广泛弥散于民间社会,也成为朝廷关注的对象

p63(宋真宗)“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这短短一句话,称得上点睛之语。它将赵宋帝王世代嗣守的“祖宗基业”与士大夫之家的“保守门户”并列齐观,道出了赵宋倡行“祖宗家法”一说 的深意所在。

P64北宋中期的儒家人物,当中唐以来激剧社会变革冲击之后,都试图重建新时期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张载:“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旣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

p66帝王之家倡行家法,根本意义亦着眼于建立稳定的家国秩序。赵宋的“祖宗家法”,实际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

P67就宋代“祖宗家法”的提出而言,其背后显然有着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一是“家法”的世俗伦理化过程,二是士大夫之家的“家法”被借鉴吸纳,进入“天子之家”——“国家”——的过程。

P68中国人的学术传统是卽使是自己的创建,也要纳入对已有经典的诠释中,政治亦是如此.“面对原本陌生的新环境之际,决策者们倾向于寻找轻车熟路,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思想资源,依靠对于原本熟悉的固有精神原则的重新阐发,奠定比较安宁的施政基础”

帝王无私事可言,遴选后妃等都要处于臣僚的目光和议论之下。范祖禹:“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

p73—74吕大防提出八项家法,“并非成文,而是经由士大夫们根据本朝实践提炼出来,又用以指导其实践”,“与其说他是在全面阐释祖宗家法,不如说他是在特定背景下,有针对性、有侧重点地向年轻的哲宗皇帝进言。”卽使同一阵营,也有人反对吕大防所提的家法。“无论何方贤能,想要列举‘祖宗家法’的内容,肯定只能事半功倍。赵宋的‘祖宗家法’,从来无法归纳出确切全面的固定条款”

p75皇帝、士大夫一般在“一代之制”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将祖宗的治国规模概括为家法。“一代之治体”对应“一代之家法”

p77赵宋祖宗之法与民间家法的关键区别在于,它旣包括维系皇族家内秩序、制约姻戚关系的规矩,又包括处理时政的法度原则;自根本上规定着、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身为人主,帝王之家的“家法”突出地体现着与“国法”的高度混溶。

P79“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现,一方面,使现世的法度笼罩在宗族秩序乃至道德伦理的体系之下,具有了双重的权威;也使“祖宗”的意旨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使其形象更为鲜明生动,并因而在现世获得了“永生”。另一方面,这一说法又将已经进入彼界的“祖宗”与用以处置世俗政务的“法度”固定联系起来,从而使“祖宗”不再是“高处不胜寒”的神灵,在拉近了距离、保存了亲切感的同时,也降低了祖宗们的超越度与凌驾度。

P185民族色彩的淡出、文臣羣体的转化、文武关系的调整,都是历史演进过程的产物。……正是这无数复杂错综的内容,布成为宋初政治舞台上丰富多彩的场景。

全书论述祖宗家法,但邓先生并没有就事论事,在一二章进行了丰富的背景讨论,给全书奠定扎实的基础。五代时期民族融合。P84“沙陀族建立的后唐、后晋与后汉王朝,并未带来严重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反而礼经摸爬滚打而促成了各民族的融汇”p85“后唐以‘大唐’继承人的身份作为号召,反映出对于统治中原的明智认识以及对于汉文化的钦慕”。P87后晋高祖石敬瑭为争取中原民心将自己标榜为石碏之后。这些种族问题其实是文化认同的问题。

细节分析非常详尽,通过大量的微观事例,得出普遍的结论,如在论述宋建立后少数民族的融入,举了王镕、康延泽、安守忠等例子。

P96一代代相互通婚造成的血缘混溶关系,长期磨合中发展起来的共有文化倾向、文化心理,使他们步步融入了中原社会。

P101宋人所写墓志所修国史,倾向于回溯其籍贯而不涉及族属背景。随着时代与观念的转变,胡汉之分很少提及,而代之以文武。

走向再造:10世纪前中期的文人羣体

P106第二节

五代与武将相对的文臣羣体相当复杂,衣冠之士长期居于领袖羣伦的宰相之位,谋士班底由刀笔吏组成。

1、唐末讲求流品的回潮。

p107衣冠之士影响力已非常有限,但仍希望维持其地位

唐末会聚起来的兼具阀阅与冠冕者,不可能再构成封闭的贵族权势集团,除了增加号召力以外毫无意义。

P115把握权力的军将,不能忽视政权运作的需要,不曾全然排拒文人作为政治参谋、行政助手的作用。

1、后梁:文吏型实权人物的崛起。

2、后唐:自流品向能力的倾斜。

3、p121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右族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P123面对剧烈的变动,其知识与能力结构遇到了严酷而艰巨的挑战,他们的头脑中缺乏走出困境、应对变局的方略,抱着顽固的传统,试图感化统治者。旣遭至左右侧目,也淹没了名族,使其不为世人所重。

P124一方面唐末农民起义与大动乱沉重打击了名门望族,另一方面鱼龙混杂使其丧失了族系辨识的意义。为北宋士大夫阶层在新基础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儒生文士欠缺高速处理政务的能力。“儒生中通变者鲜矣”。但卽使是儒学礼教。他们也并不擅长。

P136文武关系

五代时期总体而言重武轻文,但从细处来看并非如此

后周的文臣羣体显示出一番较新的气象,他们谨慎端方而熟悉吏道。

在生存压力下,文士在吏能上有所提高,成为综合型人才。

几十年来心态发生变化,兢兢业业谨小慎微

p150真正形成为具备明确的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张扬、间距才学识见与行政能力的新型士大夫羣体,还是要到11世纪的前中期。有宋一朝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格局,也直至此时才终于确立。这旣与朝廷政治体制的调整与规范化过程有关,也与文臣羣体综合型素质的长育成熟有关。

P151(一)宋初对于“读书”的提倡

太祖:“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羣臣莫对,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P154提倡武将读书,正是希望“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这是太祖的御将之道……这显然是安定政权的关键一步,也正是宋初决意革除武人政治的根本原因所在。P156感受到变家为国的压力,宋太祖对于“读书以通治道”的提倡贯穿于方方面面。“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古今治乱,他日免为舞文弄法吏欺罔耳。”

宋太祖的提倡在社会上激起了自上而下的积极反应。

(二)关于“宰相须用读书人”

宋初依然多用文吏之士,如中用赵普而未用窦仪,“用读书人”只是一种导向。范质等“富有时才”的人物,太祖的倚信程度也是有限的。

P167(三)关于“事业付之书生”

起用文人治国其实是历代创业之君不得不采用的通行做法。

P170在宋人笔下、心中,似乎北宋建国伊始,卽进入了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而事实上,职业军人出身的皇帝赵匡胤与读书业儒的文臣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感。

P173伴随着宋初政策调整而来的文武关系调整,在社会上激起了方方面面势力的强烈反响。这里旣有“书生”对于自我价値的肯定,对于羣体利益的维护;又有武将旣妒忌又艳慕的复杂心情,以及对于“书生”能力的深刻质疑。

与文臣知州郡制度的铺展同时,文武职事官员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

P174太宗朝一方面确立了文臣政治,另一方面其本人对臣僚的蔑视与猜忌仍时时显露出来。如他对亲自提拔的刘昌言、吕蒙正等人抱轻视的态度。

P183北宋前期文武关系的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文武分途与文武定位实现的。文武分工的明确化以及职业距离的拉大,从一定意义上讲有益于排解文武纠纷。

P184太宗的治国驭将方针,明显走上了重文抑武的道路。

赵宋在开国半个世纪之后,士人们开始在国家政治与制度运转方面有所作为,在政坛上有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找到了自信,开始振奋起“读书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锐气。

P185宋代长期以来军事上的退缩局面系由文臣的懦畏倾向酿成,则未免失之于简单化。

第三章 宋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与祖宗之法基调的形成

祖宗家法的形成不仅与唐末社会变迁、振举家法有关,也与北宋前期政治进程有关。

一、变家为国:北宋初年政治格局的形成

陈桥兵变后,为消弭各方疑虑与侧目,新皇帝及其智囊还是要强调天命。

P192在由军阀向皇帝身份的转变过程中,“变家为国”“创业垂统”的压力促使赵匡胤不断反思纠正自己的言行。

P193建国后的君臣互动,完成了从军阀到帝王断事态度方式的变化。

如何保证长治久安是大问题,萦绕在统治者心中

p198赵宋总结了晚唐五代以来历史演进的线索,“宋初稳定统治、实现集权的一系列措置,显示出长期乱离之中磨练出来的承上启下的领袖人物政治上的不断成熟,赋予赵宋不同于五代的开国气象。对于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实现,统治者及士人怀着很高的历史成就感,对于立足于防范事变、化解矛盾的“祖宗家法”的体味、概括与景仰,也就发端于这一过程中。”

P199从统兵体制的变革开始,重建中央集权,有效地杜绝了割据再起的可能性。

晚唐藩镇招贤纳士,建立起日益完备的独立的集权体制。

*晚唐宦官问题和朋党之争在宣武节度使朱温的野蛮干预下终止。

P200北宋初年诸多改革中统兵体制是中心环节,两层次:禁军的统领权,方镇兵的统领权。

P206—207对于禁军统属权力的改革,继承周世宗以来的趋势。他反而对边将等非禁军将领表现出充分信任。太祖用资历浅若的典领禁兵。周世宗殿前军与侍卫军并驾齐驱,宋太祖侍卫马军与侍卫步军分立,禁军由两司过渡为三衙;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统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将握兵权、调兵权和统兵权分开,消除了禁军兵变的隐患。宋人把这种统兵体制认定为“祖宗治兵之法”

P207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逐步理顺,并不完全是由于五代统治者成功压制了强藩、彻底地摒弃了藩镇制度,而恰是因为他们消化吸纳了发展至此时的地方制度中的许多创获

P208宋廷在解决禁军问题的同时按照“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消除藩镇的分裂因素。

在向割据政权用兵时,新取各州不属方镇而直隶朝廷。

五代至宋初经过漫长的努力形成知军州事。

通判与知州相互制约

总之,藩镇割据局面的结束经历了相当错综曲折的过程,太祖太宗优容武将,抚慰元老勋旧,除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外,还与其结成政治联姻圈,以求得局势的安定。

P212北宋初年的政治局面,是由不同背景的政治势力合力造就的:就中央朝廷而言,一方面是以赵匡胤、赵光义、赵普等人为代表的新起政治主导势力,他们求稳治乱的目标基本明确,致力方向淸楚而缺乏实际的治理经验;一方面是五代时期陆续培育选拔出来的中央重臣如范质、王溥等,他们熟悉帝国体制的运转方式,富于处断行政事务的经验,也是王朝禅代之际稳定的象征,但在决策圈中的处境不无尴尬;还有另外一些人物,是窦仪、陶榖、张洎等背景有所不同却共同参预拟定具体政策方针者。……他们都淸楚地感觉到当时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都感觉到彼此合力 的需求。在半个多世纪的扰扰攘攘之后,他们终于成功地维持了政权,并且发展了稳定的局面。

二、波折中的调整:北宋初期的政治中枢

(一)宋初的“二府”与“废坐论之礼”

各项制度在五代便已初现端倪,宋初制度化,体现着权力制衡的精神。

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中书门下简称中书,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行政机构,办公地点在禁中,称政事堂。北宋前期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太祖乾德年间设立参知政事为副宰相。枢密院统理军务机要,副长官是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合称执政,宰相、执政是最高首脑。

P215北宋前期中枢机构的鲜明特点:(1)事权分立,(2)以职任分工为基础。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决策执行一体化,提高了行政效率。

太祖代周后畱用范质等前朝宰相,一是为了稳定人心,二是他们熟悉朝廷故事。

P221“坐论之礼”的存废更反映出行政体系运作过程中君相互动方式的调整。

“撤座”不符合太祖尊崇前朝旧相之新皇帝形象

p222五代时期宰相只是王朝礼仪秩序的象征,天子心腹皆枢密使,宰相坐而论道是其疏离核心决策的反映。

五代后期至宋初权力向中书门下回归。

理想化的宰相为坐而论道的三公之职,但其实已转移到经筵讲读的官员上。

撤坐论之礼更深层次的是君臣悬隔、上下疏离的问题。

P228(二)走向外朝:宋初的枢密院及其长官。

宋建国后枢密院逐渐解脱了皇帝密迩侧近的私属性质。

P230唐代后期宦官掌机要。

P236枢密院转为外朝中枢机构。

P237范质等三相去职而赵普出任宰相,中书门下摆脱了尴尬与微妙的处境,转而成为朝廷议政的核心机构。

P259如果说文臣典枢密是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那么这一家法并非定型于太祖太宗之时,而显然是在王朝的巩固发展过程中逐渐塑成的。

三、赵宋祖宗之法的实质

p260无论是君主措意的核心精神还是士大夫认同的基本方略,都是以“无乱”“无患”亦卽防范弊端为鹄的。

(二)重在防范内患的防弊之政

太祖并未形成纤悉必备的系统,着重大节

p281太宗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对“谨守法制,务振纪纲”的孜孜追求,基本奠定了赵宋的政治格局,使得宋代后世的统治者有据可依。他告诫儿子们恪守前辈事业

p284北宋初期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与赵宋“祖宗之法”基调的形成是密切关联的过程。正是在宋初“变家为国”的历程中,在制度调整的曲折反复中,凝练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原则。作为祖宗之法的精髓,它强调保持对于意外事变的戒惕心态,强调防范纤悉,同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核心原则在有效杜绝了内部重大变局的同时,对于两宋官僚政治的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在士大夫中受到广泛应和的“利不百,不变法”的主张,普遍存在的对于“变更祖宗法度”的疑虑与抵制,长期困扰两宋政治生活的朋党问题,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军政部署,如此等等,无不与宋代这一基本国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四章 真宗朝的过渡。

P285真宗朝一批士大夫将太祖太宗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概括,奉为治国圭臬,但祖宗之法的提出并非广大儒家理念的直接产物,而是在实践中长期酝酿反思的结果

P294新皇帝处处强调继承,事实上是在组织个人班底,显示个人权威,以应对巩固自身地位的迫切需求

和乃父一样,赵恒登极伊始,卽明确表示了遵行先朝成规的态度。

凡事皆征引故事。业业兢兢不遑宁居。

P299在时人看来,这审慎治国的原则是与勤谨持家的精神想通的。

保守祖宗基业是帝王的义务也是臣僚的责任,这在宋代成为士大夫时常揭举的旗帜。

李沆施政风格镇重,王旦继承这一作风,这一班人讲求祖宗典故,使求稳防弊的祖宗典故维持下来。

二、后澶渊时代与神道设教

澶渊之盟后紧张的筹措,冀图通过一系列大事件来重新构建其至高无上的人间权威。

P321真宗降下天书,其意义不仅在于慑服北使乃至外夷,更是要告谕海内,宣示给自己的臣民。

但时人对天书有怀疑。此后数年间天书降神一发不可收拾。

P324王朝“永固邦基”的高悬目标,仍是笼罩朝政、挑战君臣心智的现实压力。……正是通过神道设教的努力,通过如此这般的反复宣示,真宗意图将上天的权威与王朝的政治统治、礼仪秩序整合为一体。

(二)神道设教:殊尤之瑞与治世之灾

p328就朝廷而言,通过牵动上下的重大仪式示范天下、慑服内外,是强化旣有统治秩序的有效方式。

真宗去世后“殊尤之瑞专属先帝,不可畱于人间”

从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兴起以后,儒家士大夫便试图从根本上消解被前代视为盛世大典的封禅的政治文化意义

三、务行故事原则的确立

真宗时期“务行故事”原则的提出,恰恰与东封西祀的举国运动几乎同时。这实际上是政坛上的翻覆、精神上的地处困惑、制度上的反思与磨合的结果。

东封之后,真宗倦于纷繁的日常政务,在保持对行政中枢控制的同时,一反乃父事必躬亲的作风。

P339当时情形下身为宰相的王旦所能做的,一是人事安排上“举荐正人”,而是尽量执守祖宗典故。

P340祖宗典故这样一种概括方式,无疑赋予王朝的旣有规范以更高的权威,同时也为臣僚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使他们可能据以对抗君主本人脱逸正常统治轨道的要求。

P341真宗时期前后相继的宰相李沆、王旦、向敏中等人,……真宗卽位诏书“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的精神原则,靠他们身体力行。在君主眼中,他们能“识大体”;统辖行政系统,他们亦敢于决断。他们因应时变,以“务行故事”为治国准绳,竭力维护太祖太宗以来逐渐纤悉具备的“朝廷防制”;他们是所谓“祖宗法度”的建设者、提炼者、代表者,事实上已经奠定了恪守“祖宗之法”的原则。

P342与太宗时君主全然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此时的君相关系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赵宋培养出来的这批士大夫们,在周折翻覆之后,更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对于社稷国家的责任。他们忠实于黄泉,但并非全然唯唯诺诺于皇帝;他们熟悉官僚制度的运转方式,了解臣下所处的地位与可能发挥的作用。他们平素端重,居位缜密而动遵条制,旣有宋初宰相范质等人缜默守正、注重行政规制的特点,又能以王朝的长治久安为目标,有自己建设性的作为。宋朝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政治,应该说是从这一时期发端的。

如“真宗热衷于自我造神、东封西祀的非正常举措及其严重后果,导致了具有良知的官僚士大夫们羣体性的反思”

p344仁宗卽位之初,朝廷中常见的提法仍是遵行祖宗故事;当时致力于效行祖宗法度的王曾、吕夷简等人,所征引的内容基本上局限于具体的法规典故,举述的直接目的在于保持政策实施的前后一贯。

P346甚至可以说,正是在缺少成熟皇帝的这一时期,北宋的士大夫在政坛上有了自己集体性的表现,发出了更强有力的声音。

杜预女后外戚宦官专权的制约防范,也是经历了太后临朝的事件后才被归纳为赵宋家法的内容。

真宗去世皇权递嬗之际,太后临朝。由于缺乏祖宗故事可以依凭,需要二府“详定仪注”,这就为心思不同的执政诸臣畱下了各自“建议”的空间。

听政仪制确立,诸多事务陆续走上正轨,每五日一次与皇帝同御便殿

p358刘太后去世时仁宗已近二十四岁,要求皇帝与另一位皇太后在“内中”商议裁断军国大事,显然背离故事常规;而遗诏中所谓“一依祖宗旧规”则将成为莫大的讽刺。士大夫多不悦,次日删除“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一语

p361刘后的称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正为北宋士大夫政治的长养成熟提供了机会。在太后临朝的十余年间,尽管人事权力牢牢把握在她手中,在京在外的官员却大多倾向于效忠赵宋朝廷。

正是在真宗末年到仁宗初年这段太后称制的非常时期,酝酿成就了北宋王朝正常的统治秩序。赵宋的家法,也正是在此之后才被北宋的君臣们愈益自觉地提及。

(二)祖宗法的明确提出

始见于仁宗亲政之后

刘太后去世后仁宗大换人马,宣示走出太后政治阴影的决心。P371仁宗的亲政,在时人心目中,构成为一种新政治的契机,朝廷中出现了匡正弊政的呼声与集中举措。……要求遵从“祖宗制”“祖宗法”的提法明显增多。

仁宗说出“祖宗法”的九天后,发生了废黜郭皇后的时间,十余台谏抗议不已,他们显然不接收皇后废立是帝王家事的说法,也不肯顺应皇帝而就此默然。

二、故事、宝训圣政

p376故事:政务征引的依据。P377宝训、圣政等出现于真宗朝,仁宗有明显发展。

P379如何教育年幼的仁宗,是宫廷内外系念的问题。

仁宗前中期,与士大夫“求今朝祖宗之烈”的强烈愿望相应,形成为编修、进读宝训的第一波高潮;而哲宗元祐前期,则涌起了另一高潮。向年轻的帝王灌输祖宗积累的经验,成为继承光大祖宗之法最为要切的铺垫。

P394宝训圣政立意于在潜移默化中完善统治规范,播布祖宗朝的盛美之事,传授列祖列宗的治国章法

范祖禹勉励哲宗“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天下他日之治乱”

p427北宋王朝自开创向守成转型的时期,皇帝和参预决策的士大夫们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遵循“祖宗法度”,提供着一条被共同接受的出路,希望以此防范过失,对国家政治运作行使有效的制约。经过真宗后期至仁宗初年的酝酿,出现了效行“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祖宗之法一经在朝廷正式提出,其双刃剑性质卽迅速显露出来。一方面参预塑就“祖宗之法”的士大夫们在政坛上稳固了自己的位置,寻得了利便的精神武器;另方面本事精英共同杰作的“祖宗之法”,却又转而舒服了相当一批精英人物的头脑。

第六章北宋中期到南宋后期

一、“法祖宗”与“不足法”:北宋中后期的朝政风波

(一)从庆历新政到熙丰新法

p429仁宗中期,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尙风节”……他们以天下为胸怀,以“天道”“公议”的旗帜,作为凝聚自身的号召、制约君主的力量。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批评国家“纲纪制度日侵月削”,“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他开宗明义地提出“端本澄源”的原则,卽“约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成为庆历新政纲领性文件。

P430这些批评时政的士大夫,所揭举的改革旗帜,是弘扬祖宗创立的“纪纲”“成宪”,是复振祖宗之法。他们所传达的不是因循保守的倾向,而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以及要求整饬、要求有位的迫切愿望。

P432对于新政派而言,多层面的祖宗法具有多重意义:不仅是新政派复振纲纪的楷模,也是他们主观上保护自己的屏障。

从表面上看,庆历新政的双方并未就祖宗之法正面展开冲突,新政是由于触犯了部分官僚的旣得利益,受到诬谤而失败的。“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范仲淹要求更张变通,以期再振祖宗纲纪,反对者强调成规旧制,反对纷纭生事。

一个总结的:p433祖宗之法的出发点着眼于防范弊端,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以“召和气”为念,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变更的代价。基于这一立意,它要求充分贯彻维系、制约的原则,允许一定限度内的调整与革弊,但戒惕抵斥强烈的冲击。……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 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济,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任事精神,他们对于政策法规的锐意更革,无不冲击着长期以来固守现状的循默政风,进而触动了帝王意识深处对于高级官僚中形成集团势力、对于朝野间掀起政治波澜的警惕。仁宗朝,朝政以宽松开明著称,却又暴露出国家行政施为滞缓的问题。或许可以说,这种一体两面的特点,是北宋开国以来政策基调发展造就的结果。庆历新政的出现与夭折,正与此有关。

P435范仲淹等人的所作所为,却深刻影响着宋代的士风;改革者议政的锐气,页带动起宋人的言事之风。……范仲淹“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鲜明立场,进言者以道自任与坦率无忌的态度,揭开了宋代历史上富于生气的篇章。

P436二人观察到的问题与希望表达的目标可以说相当接近。但思路却大不相同。

熙宁新法直接目标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演化为政争是由于涉及了对于祖宗家法的更革以及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P437司马光的赤诚热情“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

研究者已指出,对于祖宗之法认识与态度的不同决定了王安石与司马光救弊致治的重大分野。

P442王安石根据“所遭之变”与“所遇之势”进行改易更革,以解决“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严重问题。

以有为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祖宗家法,王安石更高出一筹。

P442祖宗之法并非确切条文的集合,而是内容纷纭的组合;其主旨无疑是保守祖宗基业,而“保守”的途径,则主要是通过防范弊端。核心目标淸楚而具体做法模糊的这样一套“祖宗家法”,自然为时人畱有足够的诠释空间;而祖宗的“故事”也很容易被不同政治人物引作强化个人立场的工具。

谈到神宗与王安石对祖宗之法态度的不同: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52—254页。

吕惠卿向皇帝缴进王安石给他的私人手书有效离间了他们的关系,“勿令上知”本是官场常有之事,但这恰恰触动了神宗防范壅弊的警觉神经。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类似之处:所针对的社会问题类似,主持者锐意变革的精神类似,结局也类似。不同:纲领,重点,思想资源。但王安石变法影响深远得多。

P446徽宗以后祖宗法度被君相臣僚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防弊兴治的基本原则。

司马光当政后对恢复祖宗家法不遗余力

将绍述的范围收缩到神宗一朝,事实上在架空祖宗之法。

P453“更化”期间正人端士立于朝者不少,但热衷于各立门户,以政治立场代替理性判断,使不同派别乃至个人搅入政治漩涡中。士人凭借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羣体,划分为派系,相当自觉的构筑着交错蔓衍的关系网络。无休止的党争旣与羣体性的利害密切相关,亦与北宋帝王为使臣下“各不敢非为”而“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有直接关系。

徽宗变乱旧章的举措不一而足。大规模的政治整肃将政治上的对立关系推向极端,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使士人间正常平和的人际关系骤然紧张,破坏了赵宋的祖宗之法着意维持的制衡关系。……

p487表明上看,直至南宋中后期,朝廷君臣仍对祖宗家法奉行不辍,积极部分已日益消磨,具体规矩仍在,但对合理精神却缺乏自觉,更谈不上突破与发展。

总结

P503祖宗之法旣是列祖列宗所确立的诸多规矩之总括,也是其中体现的调整内外关系准则之通称;它不仅包括某些可列举的具体内容,更包括渗透于社会政治各个方面的防微杜渐精神。作为集合性概念,祖宗之法界域的模糊性,使得它相对富于弹性,便于有针对性地发挥引申;同时,也使得对于它的解释有可能奇异纷纭。

祖宗之法有一个主观建构的过程,仁宗当政间都不认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四五十年后其形象摇身一变成为祖宗之法的化身。

祖宗之法的认识通过努力培育得来。赵普“道理最大”一说,伴随着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士大夫逐渐将道理上升到天理的层面予以阐发,南宋时期将其引申到“天心”“至理”的高度,后期频繁出现于奏折议论之中,朱门滕珙将道理最大与正君心合为一体。理学家也将家法和儒家心法联系起来。

P526恪守祖宗之法并不仅止是一种政治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在所谓祖宗之法层层复复、高度包容的内容之中,倾注着当时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热情,体现着一代代人对于时代责任所特有的认识与追求,也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也是酿就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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